【千古英雄人物】唐太宗(16) 统一经学

在太宗大力宣倡下，唐初士僚教育之兴达到前所未有的盛况。然徒具教育结构，缺乏教育内容，与太宗的旨意大相迳庭。太宗决定完成经学统一。他的参与使唐初经学研究体现出大一统时代之规模和气度。

“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

时诸儒传习师说，舛谬已久，皆共非之，异端蜂起。而师古辄引晋、宋以来古本，随方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太宗称善者久之，赐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贞观政要‧崇儒学第二十七》）

唐初经学统一分两步实施：考定五经，并为《五经》正义。

第一步，太宗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主持统一《五经定本》。

五经指《诗》（《诗经》）、《书》（《尚书》）、《礼》（《礼记》）、《易》（《周易》）、《春秋》。《乐经》已失传，故通常称“五经”。

这六部古籍多非孔子所着，在孔子之前已存在，孔子做了一些删减整理工作。《易》乃一部渊源邃古、博大精深之作，源于河图洛书，始于伏羲时代。《易》原有三种版本，《连山》、《归藏》和《周易》，成于不同朝代，周代则叫《周易》，揭示了一定高层宇宙空间对应人类社会变化之道。《尚书》是周王室外史所藏记叙上古先王天命神授之书。《诗经》，是华夏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先圣神迹被记载部分。《周礼》是周王室宗伯管理之典章制度。《春秋》是先秦人们对史书的通称，后人整理成《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等。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经籍也者，先圣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隋书》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七》）

先于孔子之六经，记述尧、舜、禹等圣王先皇天赋神授的天命君权及相关的祥瑞。至春秋，孔子及其后人所称的“孔儒学说”则不讲高层神言、大道之理，采用低层“中庸学说”。

老子《道德经》中阐明“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孔儒的“仁、义、礼、智、信”已是离神愈远后道德下滑之产物。这也是人类社会成、住、坏、灭规律使然。

古圣皇时代留下的古典文献，是中华文化的经籍和精髓，并非“孔儒”所创立。孔儒奉其为经典，却无法独据己有。正如古时儒生也要打坐，静心调息，却不能称这些修炼基本动作为“儒教方法”。

是故，秉承中华传统的圣皇汉武帝、唐太宗等，总要重新整理五经，回复尧、舜、禹等圣皇留下的中华道统，清除历朝历代各家各派包括腐儒、小道、地上佛等的干扰和破坏。

汉武帝时，朝廷正式将《诗》、《书》、《礼》、《易》、《春秋》这五部书宣布为经典，称“五经”，同时把失传的重要史实如符瑞、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神言神迹等，重新放回《五经》。汉武帝所定《五经》，补充宇宙高层神、道事实，大大超过孔儒涵盖范围。这是历史上一次将偏离的文化方向拨回神传轨迹的重大事件。

“隋季版荡，庠序无闻，儒道坠泥途，诗书填坑阱。”（《旧唐书‧萧德言传》）颜师古统领《五经》版本的统一任务。颜师古少承家业，博览群书，精研训诂，有着极深厚的经学功底。颜师古利用秘书省大量藏书，悉心校定，历时两年多，完成了《周易》、《毛诗》、《尚书》、《礼记》及《左氏春秋》等《五经》的刊定。

太宗对此本非常重视，特请宰相房玄龄召集诸儒“讨论得失”。由于诸儒并非同一学派，一时异端蜂起，众说纷纭。颜师古对此“一一辩答，取晋宋古本以相发明，所立援据，咸出其意表。诸儒皆惊所未闻，叹服而去”，唐太宗对此也称善久之。贞观七年十一月，唐太宗“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于是，颜师古校定的《五经定本》颁行全国，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的标准教科书。《五经定书》解决了经有数家、无所取正的经史混乱状况，实际上是对魏晋以来五经版本及文字的一次大清理。

统一经学第二步，太宗命经学家孔颖达主持为《五经》正义。

“正义”者，即将偏离本义的东西进行辨别，归正真正含义。整理《五经》义疏，是针对“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的解经混乱所行，统一对原始经典的理解。孔颖达精通《五经》，对南北经学有相当的造诣。孔颖达等二十馀位名士奉敕编撰《五经正义》，疏解则多据南北朝以来的释文。孔颖达以北学出身却在《五经正义》中多用南学，就是奉旨为学、避免己见、持守本原的严谨做法。

各经大多依据自古以来，特别是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朝多家注释整理删定而成，“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

“秘书郎王玄度注《尚书》、《毛诗》毁孔、郑旧义。上表请废旧说，行己所注。诏礼部集诸儒详议。玄度口辩，诸博士皆不能诘之。……仁师以玄度穿凿不经，乃条其不合大义，驳奏请罢之，诏竟依仁师议。”（《旧唐书》卷七十四《列传第二十四》）可见，当时的经学义疏是严守章句，不允许随意请废内容，以保证经书之正宗和纯净。

经过两年努力，一部长达一百八十卷的《五经义赞》于贞观十四年二月编成。此举并非简单重撰孔子所整理之六经，而是纠正汉及六朝以来走入没落的经学颓废局面。书稿最后成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太宗对孔颖达这一工作十分赞赏，曾诏曰：“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旧唐书‧孔颖达传》）

不过，太宗以为“义赞”之名不够确切，特下诏改为《五经正义》，并交付国子监作为教材。《五经正义》被太宗称为不朽之作，在于它综合古今，考定异说，定义疏为一尊，神言神迹，以道释儒，以《老》解《易》；并加入谶纬书中对宇宙天体层次认识，以纬疏经，经纬互证。其书符合了太宗正文化本、清文史源的深谋远虑，其对保护中华经史正传、文化内涵正统之高瞻远瞩，无人可比拟。

《五经正义》这套皇家“教材”的最大特点，是学问、历史、作文、为人、道德、求仕、做官的全方位知识融为一体。大道至简至易，充分体现了太宗的风范。

《五经正义》卷帙浩大，贞观末年博士马嘉运等人对其进行修订，永徽四年三月才告结束，颁行全国，作为钦定教科书。此后直至宋代，明经取士，其经义皆以此为准。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太宗又诏左丘明、卜子夏等二十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学，可与颜子俱配享孔子庙堂。”这些人不光都是历代大学问家，很多更是通晓天文、易理、十家九流之异人，大道修炼有成者。太宗不囿于经学门户派别之见，不论今文、古文、郑学、王学、南学、北学，都同等视之，融天贯地，恢弘大度以待。

汉武帝曾问曰，“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汉书‧董仲舒传》）

太宗亦昭明理想：“朕闻天大地大，首播黎元；娲皇燧皇，肇恭元菉。是知施生为德，处崇高而不言；亭毒攸资，委钦明以司契。洎乎三正迭建，五运相迁，休烈存乎典坟，至道流乎雅颂。历兹十代，咸宅九州，逖听风声，抑可知矣。其有仰齐七政，俯会百神，察灵眷于祥符，报元功于昭告，莫不罄情梁岱，继踵云亭。对越两仪。尽先圣之能事；扬蕤三统，垂曩哲之尊名。悬镜天衢，罔不繇于此也。”（《封禅诏》，见《全唐文》卷八。）

这哪是政权之忧，而是天人感应！是汉帝国、唐帝国新文化理想的询天开示之问！是不负皇天重托的铮铮表白！

面对中华文化思想构建这一巨大工程，汉武帝立经学于官学。汉时《五经》的最大特点是汉朝官方以“谶纬”解经。谶纬是谶书和纬书合称，显于两汉。《说文解字》：“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雒所出书曰谶。”《隋志‧经籍志》载：“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

唐时《五经正义》，有全依谶纬解经处，认为谶纬有和经相同的可信度；又有以谶纬为可疑，批评其虚妄而“略之”处。不仅有用以说明神异出生，更有加强宣示受命祥瑞的部分，所以是精心鉴别筛选，为疏解经书达到最佳效果有选择地利用各代注疏。

唐太宗刊定《五经定本》及《五经正义》，其规模更甚于汉。唐太宗身为皇帝，亲手促成了经学统一。《五经正义》使唐代经学达到了空前统一局面。汉魏以来纷杂师说一扫而空，经学史上由来已久的宗派门户之争，如今古文之争、郑王学之争，以及南北学之争，都随之结束。经学的传统研究遂成定局。

汉武唐宗一脉相承，藉助重撰《五经》，重塑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理念，确立中华文化本质和内涵。

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