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修身向道 戒名利色欲秘闻大披露

2019年04月25日文化漫步
蒋介石少年顽劣,时代的激流将他推进民主革命的大潮:留学日本,归国革命,追随孙中山。这样,早年蒋介石就具备了两重性格:既是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又是革命志士。从他的日记我们可以看出,他还是一个道学的信徒。在他登上政治舞台的漫长过程中,道学曾促使他励志修身,克服了浮浪子弟的劣根性。图为1926年,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照片。
按照道学家的要求进行修养
儒家学派认为:修身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也是各项事业的起点。宋明时期,道学家们提出了以“存天理,去人欲”为核心的一系列修身主张,一方面将儒学伦理规范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一方面则前所未有地细密设计了各种遏制“人欲”的办法。
蒋介石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养成了许多坏毛病。1919年7月24日,他回忆辛亥革命时的个人经历,在日记中对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堕事乖方”的八字考语。由于这些坏毛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朋友们不大看得起他。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时激动,闪过与戴拼命的念头,但他旋即冷静下来,检讨自己,“彼平时以我为恶劣,轻侮我之心理,于此可以推知”,“我岂可不痛自警惕乎”!
为了克服这些坏毛病,蒋介石曾以相当精力阅读道学着作,企图从中汲取营养。
宋明道学有所谓理学和心学两派。前者以朱熹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蒋介石涉猎过朱熹的着作。宋明以后的道学家中,蒋介石最喜欢曾国藩,很早就用功研习他的着作。
1922年岁首,他曾节录曾国藩的“嘉言”作为自己的“借镜”。其内容有:“虑忘兴释,念尽境空”;“涵咏体察,潇洒澹定”;“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以志帅气,以静制动”;“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言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爱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军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
1925年1月2日,他又将曾国藩的“惩忿窒欲”,“逆来顺受”,“虚心实力”,“存心养性”,“殚精竭力”,“立志安命”等“嘉言”抄在当年日记卷首。可见,他在力图按曾国藩的训导立身处世。
蒋介石不仅认真读道学书,而且也真的像道学家一样进行修身。道学家中朱熹一派普遍主张“省、察、克、治”,蒋介石也照此办理。
1920年1月17日日记云:“中夜自检过失,反覆不能成寐。” 1922年10月25日日记云:“今日仍有几过,慎之!” 1925年2月4日日记云:“存养省察工夫,近日未能致力。” 1925年9月8日日记云:“每日作事,自问有无疚心,朝夕以为相惕。”
可见,蒋介石是经常检讨自己的。
1920年1月1日,蒋介石决定自当日起,至第二年4月15日止,“除按日记事外,必提叙今日某某诸过未改,良知未致(或良知略现),静敬澹一之功未呈也”。他所警惕的过失有暴戾、躁急、夸妄、顽劣、轻浮、侈夸、贪妒、吝啬、淫荒、郁愤、仇恨、机诈、迷惑、客气、卖智、好阔等16种。如果一旦发现有上述过失,就在日记中登录。因此,他的日记对自己的疵病,常有相当坦率甚至是赤裸的记载。
戒色
从蒋介石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好色,但是,同时又努力戒色。为此,他和自己的欲念进行过长达数年的斗争。
1919年3月5日,蒋介石从福建前线请假回沪,途经香港。8日日记云:“好色为自污自贱之端,戒之慎之!”这一天,他因“见色起意”,在日记中为自己“记过一次”。次日,又勉励自己要经受花花世界的考验,在日记中写道:“日读曾文正书,而未能守其窒欲之箴,在闽不见可欲,故无邪心。今初抵香港,游思顿起。吾人砥砺德行,乃在繁华之境乎!”
到上海后,蒋介石与恋人介眉相会。4月23日,蒋介石返闽,介眉于清晨3时送蒋介石上船,蒋因“船位太脏,不愿其偕至厦门”,二人难舍难分,介眉留蒋在沪再住几天,蒋先是同意,继而又后悔。日记云:“吾领其情,竟与之同归香巢。事后思之,实无以对吾母与诸友也。”
此后的几天内,蒋介石一面沉湎欲海,一面又力图自拔。日记云:“情思缠绵,苦难解脱,乃以观书自遣。嗟乎!情之累人,古今一辙耳,岂独馀一人哉!”在反覆思想斗争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与介眉断绝关系。5月2日,介眉用“吴侬软语”致函蒋介石,以终身相许,函云:
介石亲阿哥呀:照侬(编按﹕你)说起来,我是只想铜钿,弗讲情义,当我禽兽一样。侬个闲话说得脱过分哉!为仔正约弗寄拨侬,就要搭我断绝往来。
我个终身早已告代拨侬哉。不过少一张正约。倘然我死,亦是蒋家门里个鬼,我活是蒋家个人。
从信中所述分析,介眉当属青楼女子。蒋有过和介眉办理正式婚娶手续的打算,但介眉不肯订立“正约”(婚约)。蒋批评介眉“只想铜钿,弗讲情义”,而介眉则自誓,不论死活,都是蒋家人。
蒋介石收到此信后,不为所动,决心以个人志业为重,斩断情丝。1919年5月25日日记云:“蝮蛇蜇手,则壮士断腕,所以全生也;不忘介眉,何以励志立业!”
10月15日日记云:“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同月30日,蒋介石赴日游历,这次,他曾决心管住自己。关于这方面,有下列日记可证:
10月30日:“自游日本后,言动不苟,色欲能制,颇堪自喜。” 11月2日:“迩日能自窒欲,是亦一美德也。”
可见,蒋介石的自制最初是有成绩的,然而,没过几天,蒋介石就无法羁勒心猿意马了。日记云:“色念时起,虑不能制,《书》所谓‘人心惟危’者此也。”当日蒋介石对自己稍有放纵,结果是,“讨一场没趣”,自责道:“介石!介石!汝何不知迁改,而又自取辱耶!”
同年11月19日,蒋介石回到上海,过了一段安静日子,心猿意马有所收敛。12月31日岁尾,蒋介石制定次年计划,认为“所当致力者,一体育,二自立,三齐家;所当力戒者,一求人,二妄言,三色欲”。他将这一计划写在日记中:“书此以验实践。”看来,这次蒋是决心管住自己了,但是,他的自制力实在太差,于是,1920年第一个月的日记中就留下了大量自制与放纵的记载:
1月6日:“今日邪心勃发,幸未堕落耳。如再不强制,乃与禽兽奚择!” 1月14日:“晚,外出游荡,身分不知堕落于何地!” 1月15日:“晚归,又起邪念,何窒欲之难也!” 1月18日:“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回寓次,大发脾气,无中生有,自讨烦恼也。” 1月25日:“途行顿起邪念。”
蒋介石时而自制,时而放纵,处于“天理”与“人欲”的不断交战中。在整个1921年都是如此。
当时,“吃花酒”是官场、社交场普遍存在的一种恶习,其性质类似于今人所谓“三陪”中的“陪酒”。同年9月6日,蒋介石“随友涉足花丛”,遇见旧时相识,遭到冷眼,自感无趣,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谨慎,否则就会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辙。11月6日谓蒋介石寄住香港大东旅社,晚,再次参加“花酌”,感到非常“无谓”。这些地方,反映出蒋介石思想性格中的上进一面。
1922年,蒋介石继续“狠斗色欲一闪念”。日记有关记述仅两见。9月27日云:“遇艳心不正,记过一次。”10月14日,重到上海,日记云:“前曾默誓除恶人,远女色,非达目的不回沪。今又入此试验场矣,试一观其成绩!”次年,也只有两次相关记载:3月1日云:“近日心放甚矣,盍戒惧来!”6日云:“出外闲游,心荡不可遏。”两年中,蒋介石仅在思想中偶有“邪念”闪现,并无越轨行为,看来他的修身可能确有“成绩”。
惩忿
蒋介石除“好色”外,性格上的另一个大毛病是动辄易怒,骂人、打人。
1919年1月3日日记云:“近日性极暴躁。”同月7日,有黄定中者来谈报销问题,蒋介石“厉斥其非,使人难堪”。事后追悔,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近日骄肆殊甚,而又鄙吝贪妄,如不速改,必为人所诬害矣。戒之!戒之!”几个月之后,蒋介石接见邓某,故态复萌,“心怀愤激,怨语谩言,不绝于口”。这样的情况发生多次,蒋介石“自觉暴戾狠蛮异甚。屡思遏之而不能”,因此,写了“息心静气,凝神和颜”八字以作自我警惕之用,还曾有意阅读道学着作,用以陶冶性情。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种弱点如果已经成了性格的一部分,要改掉是颇为艰难的。1919年6月27日,蒋介石感叹说:“厉色恶声之加人,终不能改,奈何!”7月29日再次为“会客时言语常带粗暴之气”而对自己不满,在日记中写下“戒之”二字。但是,蒋介石有时刚刚作了自我检讨,不久就再犯。同年8月5日,蒋介石与陈其尤谈话,谈着谈着,“忽又作忿恚状”,蒋深自愧悔,但是当晚继续谈话时,蒋“又作不逊之言”。这使蒋极为苦恼。
除了骂人,蒋介石有时还动手。
1919年10月1日,蒋介石访问居正,受到人力车夫侮辱,不觉怒气勃发。居正家人与车夫辩论,发生殴打,蒋介石见状,忿不可遏,上前帮力,自然,蒋介石不是车夫的对手,反而吃亏。接着,又“闯入人家住宅,毁伤器具”。蒋介石自知理屈,他想起1917年在张静江门前殴打车夫,被辱受伤一事,真是与此同一情景。当日日记云:“与小人争闲气,竟至逞蛮角斗,自思实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绝无长进,奈何!”
蒋介石打车夫毕竟只是个别情况,更多的是打佣人。1920年12月,蒋介石在船中与戴季陶闲谈,戴批评蒋“性气暴躁”,蒋声称“余亦自知其过而终不能改”,认为要杜绝此病,只能不带“奴子”,躬亲各种劳役。
1921年4月,蒋介石因事与夫人毛氏冲突,二人“对打”,蒋介石决定与其离婚。4日,蒋介石写信给毛氏的胞兄毛懋卿,“缕诉与其妹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理由”。正在此时,发现毛氏尚未出门,又将毛氏“咒诅”一通。当日,蒋在日记中自责说:“吾之罪戾上通于天矣!何以为子,何以为人!以后对母亲及家庭间,总须不出恶声。无论对内对外,愤慨无似之际,不伸手殴人,誓守之终身,以赎昨日馀孽也。”
戒名利诸欲
道学家们既反对纵情声色,也反对沉溺名利,视之为“胶漆盆”,要人们通过修养,从中滚脱出来。
蒋介石早年修身时,也很注意戒名利诸欲。1919年,他作《四言箴》自励:“主静主敬,求仁学恕,寡欲祛私,含垢明耻”,明确地要求自己“寡欲”。蒋介石要求自己将事业放在首位,而不汲汲于求名求利。这一层意思,他在1920年2月的一则日记中表述得更清楚:“事业可以充满欲望,欲望足以败坏各种事业,不先建立各种事业,而务谋餍足欲望,是舍本而逐末也。”
多欲必贪。蒋介石既要求自己“寡欲”,因此,特别注意戒“贪”,保持廉洁。1921年,蒋介石因葬母等原因,花销较大,欠下一批债务。次年9月,孙中山命他去福建执行军务,蒋乘机写信给张静江,要求张转请孙中山为他报销部分债务。写信之前,蒋矛盾重重,思想斗争剧烈,日记云:“今日为企图经济,踌躇半日。贪与耻,义与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为我所当辨。如能以耻字战胜贪字,此心超然于利义之外,岂不廉洁清高乎!一身之荣辱生死,皆为意中事,安有顾虑馀地乎!”
1923年7月,蒋日记有云:“戏言未成,贪念又萌,有何德业可言!”可见,像他努力戒色一样,对“贪念”,也是力图遏制的。
蒋介石长期生活于上海的十里洋场,习染既久,难免沾上奢侈、挥霍一类毛病。1920年岁末,蒋介石检点账目,发现全年花费已达七八千元之多,顿觉惊心,严厉自责说:“奢侈无度,游堕日增,而品学一无进步,所谓勤、廉、谦、谨四者,毫不注意实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1925年4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两家着名的百货公司选购物品,自以为“奢侈”,在日记中提醒自己:“逸乐渐生,急宜防虑。”同年5月,自觉“心志渐趋安逸,美食贪乐,日即于腐化”,曾严厉自责:“将何以模范部下,而对已死诸同志也?”
道学家们大都要求人们生活淡泊,甘于“咬菜根”一类清苦生活。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早年在这一方面同样受到道学的影响。
其他
诚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原意为信实无欺或真实无妄,后来被视为道德修养的准则和境界。道学家无不尊诚、尚诚。北宋的周敦颐将“诚”说成“圣人之本”,要求人们经过“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后,回归“诚”的境界。
蒋介石深受道学影响,他在早年也曾一度尊诚、尚诚。1922年11月20日日记云:“率属以诚为主,我诚则诈者亦诚意矣!”1923年5月4日日记云:“凡事不可用阴谋诡计,且弄巧易成拙,启人不信任之端。”这里,“诚”被蒋介石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1924年5月3日日记云:“机心未绝,足堕信义与人格。”这里,“诚”才被蒋介石作为一种道德修养准则。
然而,政治斗争讲究手段、计谋与权术,即所谓纵横捭阖,不可能和“诚”的要求契合无间。1926年以后,“诚”字就少见于蒋的日记了。
(本报刊载时有删节,原文11000字,已收入作者杨天石文集《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载南方周末2002-04-30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张信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