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由于我是［大纪元］专栏作家，并且经常在［民主论坛］、［ 看中国］、［博讯］发表文章，蚌埠公安局国保科长常找我谈话， 对我警告和威胁。
虽然我已经饱受监禁折磨之苦，十分害怕再进监狱。 但是共产暴政的荒谬绝伦，又总是让我难以容忍、火冒三丈， 以至于我常常是情不自禁地去反抗。
既要继续推动民主运动，又要尽可能避开入狱危险。 常常使我处在两难之中。而且那时我又建立了家庭， 十分担心再次家破人亡。
从1980年创建［清华大学历史地理学社］开始， 我长期从事社团组织创建活动，前前后后组建过十来个民间社团。
中共靠组织起家，最忌恨反对派建立组织。 所以我的从事反对派组织的经历，留下了累累档案， 让当局对我十分警惕，认为我是处心积虑与共产党对抗， 所以对我高度警惕，随时准备把我投入监狱。
而且我在美国流亡一年，潜入中国， 使得当局认为我有高度特工嫌疑， 很可能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到中国的间谍。 他们总是在我身边布控，安排各种各样的情报员。
我十分清楚自己受到严密布控， 所以后期就尽量不轻易卷入有组织的民运活动，免得自己再入狱， 还会连累同道。
尤其对于组建民主党的活动，我更加小心。 因为像我这样经历的人一旦卷入， 就会被当局处以10年以上的重刑。以我当时的健康状况来看， 恐怕就不能活着出狱了。
但是湖南民运活动家谢长发长途跋涉，去蚌埠找我， 我无法拒绝他的拜访。他以跑销售为名，在全国各地串联， 一心一意要聚集全中国的民运精英，召开民主党一大。
谢长发是湖南资深民运人士，早在1979年即参与民主运动， 长期抵抗共产暴政。后来在1989年因为领导民众抗议， 被当局劳动教养三年。
我认为谢长发这样做危险太高， 会把中国最勇敢最优秀的自由战士都葬送，还不见得有什么成效。 我更不忍心他这样高尚的暴政抵抗者被中共抓去判刑十来年， 就竭力劝阻他。
我告诉他中共特务的广泛存在，叙述了许多案例， 尽可能把我的认知分享给他，暗示他这样到处串联， 谈话对象必然会有一些特务。而且他这么高调，凭我的经验， 是当局在放长线钓大鱼。
但是谢长发义无反顾。后来我到杭州与杨天水相邻而居一个月期间， 谢长发又赶过去，希望我们俩跟他一起， 尽快把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然后死而无憾。他那副悲壮的、 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令人动容。
杨天水颇为心动，我却不赞成。我认为那不仅是白白送死， 还会把中国最富献身精神的民主斗士都弄进监狱。
我们一起拜访了浙江民运人士陈龙德，他也警告说， 我们现在离监狱大门近在咫尺。陈龙德的确很有眼力， 我们三个人几个月后纷纷入狱。尽管我非常低调， 也难逃共产党罗网。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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