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曾庆红成为中共港澳小组组长后，获得治港大权。在其一手壮大的“精英傀儡治港”思路下，再加上中共红色权贵家族、资金源源不断进入香港，使得香港房价飙升。目前来看，曾庆红的这个思路未来有被习近平改变的可能。
香港主权移交前 中共定下“精英治港”政策
中共在1997年接管香港之前，定下了“精英治港”的思路，觉得笼络一批富豪名流基本就能稳住香港。
1983年，许家屯就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在1983年底于深圳召开的港澳工委扩大会议上，许家屯提交的会议报告提出“六个要点”，其中一条就是“争取人心”。
但是实际上，据陆恭蕙所写的《地下阵线：中共在香港的历史》一书所载，“在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许家屯无处不在，无论是钜富、名流、影视明星，还是臭名昭着的人，都是他交往的对象。公共和私人的场合他都出席，包括宴会、婚礼、葬礼、体育赛事和戏剧表演……”然而这种“无处不在”更多地展现在香港精英阶层。该书分析说，“中共认为传统的统战对象会自然归顺，对于那些精英却需要特别关照和重点培养。”
许家屯驻港期间形成的“精英治港”方式，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后依然延续，但是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名义上还叫“精英治港”，但治港的那批所谓精英已经完全变成了中共的政治傀儡。
曾庆红掌权时加强“精英傀儡治港”政策
董建华在1997年成为第一任香港特首后，推行过一个“八万五”计划：每年兴建公营和私营住房不少于85,000套，10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购住房。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香港楼市当年累计下跌超过70%，60万购房的中产家庭损失高达6000亿港元，户均100万港元。为了稳定楼价，1998年港府宣布冻结卖地，随后在2000年，董建华发表声明宣布正式放弃“八万五”计划。
2003年，作为江泽民政治傀儡的董建华强推“23条”，引发50万港人抗议大游行，之后董建华不得不辞职。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江派要员曾庆红成为第一任中央港澳小组组长，掌握了管治香港的大权。
之后曾庆红将中共“精英治港”政策发展弄到了极致。说穿了，这些“精英傀儡”是中共政权在香港的政治代理人。他们与中共的这种“主从”关系，本身就是靠利益互换来持续和稳固的。中共要的是政治权力，“精英”们要的是在香港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下层的利益，只能被忽略，从而造成现在的香港乱局。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香港房价，在曾庆红成为港澳小组组长后暴涨。
从曾庆红掌港澳大权的那段时期起，香港土地供应量直线暴跌，填海工程陷入停顿。有统计显示，从2005年开始，到2012年，香港每年平均只卖出8宗住宅地，土地及房屋供应出现断层。自2005年到2013年的私人住宅落成量每年平均只有1.2万套。
时任香港特首、曾庆红选中的曾荫权在整个任期内都没有发售新居屋（类似经适房），香港房价直接飙升超过一倍，甚至超越了1997年的高峰，到了2019年，香港的房价收入比为49.42，居全球前列。
直到林郑月娥为止，香港一共产生了4任特首。其中董建华、梁振英是商人，曾荫权和林郑是公务员。所以中共治港的政策，一度被讥为“公务员治港、商人治港”，这话并非没有道理。
在江泽民、曾庆红掌权时期，随着中国在2002年加入世贸组织，中共需要引入香港的资金和人才，于是很多香港精英阶层纷纷北上进京，去大陆投资。中共则按需配发给部分精英人大和政协的头衔，并让他们在香港立法会、特区政府中占据要职，或给予他们垄断香港各类产业的权力。
红色权贵攫取香港经济红利
随着大陆经济的发展，也在江泽民“闷声发大财”思路的指导下，大批红色资本、权贵甚至大陆地产商都源源不断地进入香港，原因之一是一些权贵家族想转移财富留下后路。一旦中共倒台或出问题，这些家族的成员可以及时脱身。但是这些人却直接对香港经济造成冲击。
有传闻指，在港定居的中共官员和“太子党”有13,000多人，在澳门定居的有2,500多人。他们大部分从事金融业、地产业（地产本质也是金融），和香港本地的“精英”联合在一起捞钱。这些人中的七成居住在香港顶级豪宅区，即香港岛的半山区。
在香港各界，中共红色权贵家族成员已经盘根错节。最广为人知的是，江泽民之孙江志成是香港博裕投资的董事。
除江志成外，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之子唐晓宁，在摩根大通任高职；中共铁道部贪官、铁道部总工程师张曙光之女张曦曦也在摩根大通任高职。现任中共政协主席汪洋之女汪溪沙是德意志银行香港投融部高级经理；汪溪沙的丈夫、中共国防部前部长张爱萍之孙张辛亮任职于香港辛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中共元老陈云之孙女陈晓丹在英国帕美拉谘询香港公司工作。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的一个女儿，也在香港某金融机构高层任职。李鹏的一些子孙据称拥有香港身分证。叶剑英、赵紫阳、万里的后代，多年在港从事商业活动。
在香港任高职的权贵家族还有港澳办前主任鲁平的儿子鲁恭，他是香港机管局顾问。港澳办前副主任陈佐洱之女陈晴是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委员会主席。
这些也只是在港中共权贵家族的冰山之一角。
除了这些人，在香港占据金融业高位的还有权贵们的情妇，如华润董事长宋林的情妇杨丽娟，她先后供职于香港瑞信、瑞银。杨在瑞信工作时，华润将多个投资银行交易项目给了瑞信；杨加入瑞银两年后，瑞银成为华润两次大型债券发售的联合簿记管理人；华润两项债券交易及两笔收购交易使瑞银与华润相关业务规模一度膨胀到77亿美元。
这些红色权贵家族侵蚀香港经济红利，攫取利益，令一般香港人上位无门，沦为替这些人打工的角色。刚毕业的香港大学生只能拿1万多港元工资，和1997年前差不多，但现在的物价已是1997年的几倍。有香港家长戏称自己的大学毕业儿子的工资和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差不多。
2015年，中金的报告认为，香港的房地产业把控了经济命脉，政府收入对地产依赖度极高，居民购房的承受能力却极低。绝大多数普通市民过着蜗居生活。
9月12日中共政法委点名批评李嘉诚囤地，但本土研究社撰文列出逾10个中资地产商近年在新界囤积农地的例子，涉及合计超过500万平方呎地皮，直指中资才是近年最活跃、被公众忽略的“囤地新贵”，相反长实近年正积极将农地加速套现。
据《纽约时报》报导，目前香港的贫富差距达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是世界上最明显的贫富差距之一。它有着世界上最长的工作时间和最高的房租。房租在过去6年上涨了近1/4，而工资跟不上房租上涨的速度。过去10年，房价上涨了两倍多。
政法委罕见发声：收回香港地产商手中囤地
习近平2012年掌权后，确实在港澳系统中安插了一些自己的人手。比如：中联办的王志民就是习近平当年的福建旧部。
但是，中共治港不仅有人事问题，还有治港的思路、机制问题。比如，向习汇报港澳工作的主要还是港澳小组。直到现在，习依然在沿用曾庆红“精英傀儡治港”的思路。这也是为何外界一直在说中共的港澳系统仍掌控在江派手中的原因。
习也一度试图通过林郑，推行一些增加土地供应的政策，却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直到这次港人反修例事件，习当局在处理香港事务的手法上，出现了一些异动，明显不同于过往。
早前在6月港人200万人游行抗议前后，就有中南海线人混入抗议人群打探民意的报导。换句话说，习可能跳过了港澳小组，直接打听民意。
中共中央政法委微信公众号“长安剑”9月12日发表评论，借批李嘉诚之际，大赞香港民主建港协进联盟（简称民建联）刊登“收地建屋，刻不容缓！”广告，广告内容是支持政府采用行政措施，收回地产商手中囤地。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政法委，连新华社、《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不约而同地提到《收回土地条例》。其中，《人民日报》称，《收回土地条例》意味着自有财产与公共利益之间的一次利益平衡。
此前，多是在大陆社交媒体上，有一些攻击香港地产商的文章。这些文章基调一致，绝口不提中共的“港人治港”政策及红色权贵才是真正搞乱香港经济的肇因这一事实，反把香港高房价的脏水全部泼在李嘉诚等富商身上。而这些文章，在大陆流传很广，直到现在也没有被删除。
现在中共政法委和文宣发出的这种近乎“打土豪、分田地”的说法，是否标志着曾庆红一手加强的中共“精英治港”政策将出现某些变化：即部分香港商界精英将失去中共的支持？
“中共直接治港”迹象出现 北京误判香港人的决心
9月12日，路透引述3名国企高层的消息报导，本星期在深圳举行的一个会议上，接近100个中国最大国企的高层出席会议。在会议上，国企承诺对香港主要行业做出更多的投资，包括房地产及旅游，目的是为香港人创造更多的职位，以及稳定金融市场，但没有就具体的投资作出具体的讨论或协议。该次会议由中共国资委主办。
其中一位知情人说，会议要求中国国企不仅要简单地持有香港企业的股份，还要寻求控制港企，并在这些企业中拥有决策权。与会的国企高管知情人告诉路透社：“香港的商界精英显然做得不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是我们中的一员。”
《蘋果日报》9月13日在礼宾府门外拍摄到多名国企高层乘坐轿车鱼贯驶进特首林郑月娥的官邸，当中包括华润集团董事长傅育宁、南方电网董事长孟振平、南方航空集团董事长王昌顺、中电信集团董事长柯瑞文等。
从这些迹象来看，北京当局未来似乎会采用一系列的办法，部分改变之前“精英治港”的做法，慢慢在香港经济上实施“党控制一切”的办法。换句话说，北京可能在对香港严控之下，渐渐实行“中共直接治港”，在香港经济问题上“维稳”，试图解决部分当年江、曾遗留的问题。
在治港策略上，如果中共公安部部长赵克志真的如传闻所说，成为了港澳小组副组长，那么将来香港警察的全面中共化、黑社会化将不可避免。香港也不会再是以前的那个香港。
可惜的是，当局似乎仍没看清，香港人在这次反修例抗议中，已经发自内心地与中共决裂。同时，全世界“去共”的进程也已经开始，而且这个势头会不可避免地越来越猛。#
本文首发于《真相中国》周刊 2019.九月号/第9期
（责任编辑：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