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辉耀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让世人为之倾倒。而且，与其它古老的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是世上唯一的统一和连续的文明。当研究其它的古文明时，现代人一直不能解读他们祖先的文字，以致难以了解自己的文明之始末，而现代的中国人却能读通几千年前的文字，了解中华祖先的文化。
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中华文化亦有大美。她美在对神佛的信仰上，美在对德行的推崇中，美在灵动的文字里，美在宏伟的建筑与精美的工艺中……当今天的中国人在中共几十年的洗脑下，用变异和扭曲的思维审视中华传统文化，将中华文化蕴涵的“大美”斥之为迷信和封建糟粕时，他们可曾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外国人甚至外国名人是相当地仰慕中华文化的。在他们的眼中，古老的东方文化是那么的迷人，是那么的美好。
被神宠爱的民族与最容易与之和睦相处的邻居
西方古典文献中对于中国的称谓，通常是“赛里斯（Seres）”、“秦奈”（Sinae）。目前已知最早提到中国的西方典籍，是被罗马哲人西塞罗誉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创作于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一书。
在书中，希罗多德写道：“东方文化是一切文化和一切智慧的摇篮。”在该书的第四卷中，他更是以丰富的想像力，将中国定位于万里之遥的“北风以外”。要知道，在希腊人的宗教信仰中，“北风以外的人”是被太阳神阿波罗所宠爱的民族。希罗多德对中国的定位，传递的是对这个遥远国度的敬意。
至于“赛里斯”（Seres）的意思是“丝的”或者“丝来的地方”。Seres被认为是源于汉字“丝”，也是拉丁文中的“丝”（serica）一词的来源。而中国之所以被称为“赛里斯”，是因为在古希腊和罗马人眼中，中国的形象是与华美的丝绸联系在一起的。当时许多地位高贵的希腊人都穿着“赛里斯”人做的丝绸衣服，因为只有中国人掌握生产丝绸的技术。
也因此，欧洲人对中国充满了敬意。公元1世纪的罗马地理学家庞蓬尼‧麦拉赞誉道：“这是很公正的民族，他们把货物放在旷野中，购货的人，在卖主不在时来取货，这种经营方式是很着名的。”
4世纪的希腊史学家马尔塞林亦是不吝赞美之词：“赛里斯国疆域辽阔，沃原千里……物产也很丰富，有五谷杂粮、干鲜水果、牛羊牲畜，真是应有尽有，品繁而量众。”“那里的城市较为稀疏，但规模较大，物产丰富，人烟稠密。”他更赞美中国人热爱和平，“赛里斯人完全不懂得进行战争和使用武器。赛里斯人最喜欢安静地修身养性，所以他们是最容易与之和睦相处的邻居。”“在他们那里，晴空万里，皓月明朗，气候温和宜人，即使刮风也不是凛冽的寒风，而是和煦的微风。”而这代表了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普遍认知。
一个能够与西方互相沟通理解的国度
1246年，一位名叫柏朗嘉宾的意大利传教士携带教宗的信来到了中国，见到了蒙古大汗。虽然大汗拒绝了教宗提出的停止向西方进攻的要求，但一路走来的柏朗嘉宾却对中国和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回国后撰写的《蒙古史》中写道：“中国人敬重和崇拜我们的《圣经》，爱戴基督徒，经常大量施舍。他们表现为通融之士和近乎人情。世界上人们所从事的各行业中，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为娴熟的精工良匠了。他们的国土盛产小麦、果酒、丝绸和人类的本性所需要的一切。”
8年后，法国传教士鲁布鲁克也来到中国。他在大汗的都城看到：“一个城区是有市场的撒拉逊人（伊斯兰信徒）居住区，另一个是契丹人（中国人）的城区。这两个城区外，还有12座各族的偶像寺庙、2座清真寺。城的尽头有一座基督徒的教堂。”中国人对宗教的包容性以及与不同信仰的人和睦相处，都让他大为惊叹。
又过了50年，法国传教士孟特高维诺抵达北京。他得出了与鲁布鲁克同样的结论：“那里生活着各种信仰的偶像崇拜者。那里有大量属于各个教派并穿着各种法衣的僧侣。这些僧侣都要比天主教徒更为苦修和更为顺从。”正是在这种宽容的氛围下，孟特高维诺于1298年在北京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并为6000多人举行了洗礼。
而在着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以热情洋溢的语言，描述了忽必烈统治下的元朝无穷无尽的财富、庞大的商业城市、极好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对中国的着名城市，像大都、扬州、苏州、杭州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称颂中国的富庶和文明。
该书出版后，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向往。越来越多的欧洲贵族以拥有中国的物品为荣，中国瓷器和丝绸成为不可或缺的奢侈品。法国和德国等地相继出现了丝绸、造纸和陶瓷生产中心。德国的古登堡则在1454年根据从朝鲜传过来的活字印刷术发明了印刷机，为欧洲信息传播带来了一次彻底的革命。中华文化不仅影响着欧洲人的生活，也开始影响欧洲的现代化进程。
一个富足与重视德行的国家
尽管元朝时天主教进入了中国，但在明朝建立后，中国基本上已无基督徒。而万历年间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则再次使天主教在此后二百多年间获得了通行证。
在他那本闻名西方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利玛窦盛赞道：“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
而且他还发现，“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个国家都有丰富的出产。”“中国的庄稼一年两收，有时一年三收，这不仅是因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人民勤劳的缘故。”“中国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井然有序地管理着整个国家。”“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
对于中华文化，利玛窦说，“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之一，他们的着作中有着详尽的论述。对于他们来说，办事要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
中国人可以是欧洲人的楷模
与利玛窦有着近似印象的、在中国生活了22年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写道：“这个国家幅员辽阔，它的境内有供人类生活的必需用品及各种美好的东西，它不仅用不着向别的国家乞讨，反而还有剩馀满足邻近和遥远国家的需求。”“中国人重视道德，更尊重实践德行的人。他们爽快地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地承认自己的不足。对于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而言，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
另一位西班牙传教士弗朗西斯科‧奥瓦列斯在《南明行纪》中，同样谈到了中国人的谦和、吏治的清廉和国家的稳定，言语之中不时流露出对中国历史悠久、文明先进、制度优越、社会繁荣的仰慕。 “他们的身体以及他们的头脑，可以说是欧洲人的楷模。他们的种种德行，可以当作基督教国家的优秀榜样。”
还有1640年来华并生活了数十年的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在《中国新史》（原名《中国十二绝》）中，向西方人展示了一幅明朝末期、清朝前期中国的全景式图案。从中国的名称、地理位置、历史、语言、风俗，到中国的物质生活、矿产、航运、船舶乃至政治制度、国家结构等，无不娓娓道来。
在安文思看来，中国处处是优点：中国的版图极其广大，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中国的语言文字优美，中国的典籍丰富，中国人有礼貌也有教养，中国水运便捷、公共工程完善，中国工艺制造精美，中国物产丰富，中国圣人孔子影响巨大，中国政治发达、君主伟大，北京之建筑相当宏伟。
他甚至还断言，中国语言比希腊、拉丁等欧洲语言都容易学习，因为她既“符合理性，又符合经验”。
清朝的政治体制和皇帝也赢得了安文思的赞美。他注意到，中国的帝王都要遵循孔子的教诲，要具有九德，即要自我约束，做臣民的榜样；尊敬和关怀有学识和德行的人，常和他们交谈；友爱家族成员；礼遇非皇室血统的尊贵之人；重视臣属大臣；爱护百姓；招请各类工匠，促进生产；优待外国使臣等。
或许正是因为中国的美好，让安文思的笔下充满了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的钦羡。
对儒家的推崇
与明朝之前的外国人不同的是，明清时期欧洲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期间，开始系统和有目的地记录中国，并对之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他们还将中国的文化、哲学历史介绍到欧洲。除了他们自己写的报告、游记向欧洲介绍中国历史、文化、语言、政治等外，他们还翻译、编撰了中华经典。
比如1687年，在巴黎出版了由恩理格等几位传教士共同编撰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书中包括《大学》、《中庸》、《论语》的译文以及带有孔子像的《孔子传》，孔子第一次被介绍到了欧洲。此后，儒家经典《易经》、《尚书》、《礼记》等也先后被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在欧洲知识界和上层社会广泛流传。
此外，1735年，在巴黎还出版了被誉为中国百科全书的《中华帝国志》四卷本，第一卷记述各省地理和历朝编年史；第二卷介绍政治、经济、经典和教育；第三卷介绍宗教、道德、医药、博物等；第四卷是对满、蒙、西藏、朝鲜的研究。该书对于中华文化在欧洲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7世纪末的大哲学家莱布尼茨，曾将中国知识在欧洲的传播称为“当代最大的事件”，而上述书籍让18世纪的欧洲启蒙学者了解了东方古老的文明，并使之成为他们汲取精神力量的重要来源，成为启蒙思想家笔下“藉以鞭挞旧欧洲的‘巨杖’”。这些启蒙思想家尤其推崇儒家学说，推崇宋儒理学将“道”视为“天地之举、万物之源”的理念。
在这些启蒙思想家中，法国的伏尔泰和魁奈都对中国赞叹不已。伏尔泰在其着名的着作《风俗论》中，无前例地将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开篇。在他的心目中，中国儒教是“理性宗教”的楷模，中国的“理”或者所谓的天，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的古老”和文明“完美”的原因。他称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并十分推崇孔子，还在书房里挂孔子画像。
法国另一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狄德罗与伏尔泰相呼应。他在《百科全书》中“中国”条目下，介绍了自古代至明末的中国哲学，认为其基本概念是“理性”，认为儒教“只需以‘理性’或‘真理’便可以治国平天下”。
“他们帝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
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大加赞赏：“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即使不至于五体投地，但最少可以承认他们帝国的组织是世界上前所未见最好的。”
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同样对中国政治制度大加赞扬：“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以无可非议和不容非议的方式建立在自然权力基础之上，因而能够保证它在合法的行政管理中拥有做好事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威对君主来说是福祉，对臣民来说是应该受到尊敬的统治。”
魁奈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政治体制之所以能够长久延续，不是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条件，而是由于有一个因其本质而稳定的秩序。”
而莱布尼茨的国家观是建立一个具有仁爱、正义、毅力和丰富知识的开明君主治理下的统一国家，他将清朝的康熙大帝作为这一开明统治的表率。哲学家霍尔巴赫则主张以德治国，他公开宣布“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
为何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妄自菲薄？
尽管西方工业革命后，工业文明搅乱了中华文明前进的步伐，尤其在信奉西来幽灵马列主义的中共1949年窃国后，中国更是被迫走上了一条与中国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道路，让西方人对中国有了不同的观感，但如同中国人一样，西方人同样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有中共幽灵附着在中国大地上，才导致中国、中国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早前有分析已指出，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完全不相容的，因此对于视自己为马列子孙的中共而言，其首要目的就是要全力消灭中国灿烂的文化，打弯承载着播散传统文化的使命的知识分子的脊梁，并不遗馀力地向中国人灌输马列主义。于是，中共在夺取政权后，一方面通过一次次运动消灭传统文化和承载传统文化的精英，一方面全方位通过媒体、教育等强行向人们灌输马列主义，灌输中国传统文化是落后的、腐朽的，唯有中共的党文化才是“最先进的、最文明的”。
在此教育下，中国人忘却了自己祖先曾拥有的辉煌，忘却了我们曾经傲视世界的文明，忘却了欧洲人对中华文化的仰慕，而与传统文化渐行渐远，甚至达到了完全不知道中华文化真正内涵的地步，进而对自己的文化、祖宗妄自菲薄。
而没有了信仰、没有了道德约束的中国人开始无限度地放纵自己，社会道德也在一日千里地下滑，毋庸置疑，今日中国所有的乱象都与此有关。这样的中国、这样的中国人也成为了世界鄙夷的对象，这样的反差怎能不让人心痛！
显然，中国、中国人若想再次成为世界钦羡的对象，当务之急是彻底抛弃中共，并找回失落的文明，让中国再次成为一个信仰神佛、重视德行的国度。
（点阅“弘扬传统文化”征文）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张信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