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9年09月08日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9月4日在电视讲话中表示会撤回送中条例，仅满足香港市民五大诉求中的一项，也并未提及撤回之前考虑引用的《紧急法》。根据民意回应，很多香港市民不会因这个迟来的撤回送中的决定而停止抗争，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落实五大诉求。《紧急法》是否接下来会被林郑实施，也受各界关注。
《紧急法》，即《紧急情况规例条例》（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Cap. 241），最初产生于当时香港仍为殖民地时期的1922年，已有50多年未被引用，在香港主权移交后的1999年被修订过。根据《紧急法》，在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认为属紧急情况或危害公众安全的情况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订立任何他认为合乎公众利益的规例。
香港公民党主席、资深大律师梁家杰认为林郑若引用《紧急法》，在法律上有极大的值得商榷的空间：“因为在殖民地时代的总督要服膺于《英王制诰》（Hong Kong Letters Patent）及《王室训令》（Hong Kong Royal Instructions），当时是没有宪法的。
“但是回归的时候，香港有了一个《基本法》。《基本法》就是引入了《国际人权公约》里面的自由、人权的保障和权利。另外，香港在九七年之前，是通过了一个《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的。这个条例同样是将《国际人权公约》的条文引入成为香港本地法律的一部分。
“简单讲，回归以后的特区行政长官，他的权力由于受制于《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条例》，所以是小于、窄于英治时代的总督的。所以如果你现在搬出1922年的《紧急法》出来，随时是会被司法覆核，被判定无效的。因为你违反了那个‘小宪法’，这就是为何法律上我会觉得值得商榷。”
面对香港市民争真双普选等将要持续的示威活动，如果林郑引用《紧急法》镇压，梁家杰认为在政治上更加是灾难性的后果，不符合国际金融中心需要的可预见性发展环境。
“它其实是一个独裁、军管一样的措施，将大权集于特首一人手中，但你能够做第一次就能够做第二次。而香港有很多外国投资在这里，香港也是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之所以能够成为金融中心，就是因为人家相信我们做事是有规有矩。我们可以根据我们法治的制度，有一个客观的预见性。
“你可以很肯定，如果我做了什么事情，就会出现什么结果；又如果我没有做什么事情，就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责任。这个对于国际金融中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可预见性就令整件事情有个确定性。投资者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要这个确定性。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什么时候你林郑月娥可以通过一条紧急法例冻结我的户口，又不给我出境；待会儿又说可以把我关起来，超过48小时都可以不放人。人们会害怕的。”
梁家杰认为，实施《紧急法》的后果，可以说是一次见效，将见到国际投资者纷纷撤资，香港难保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等于宣布终结一国两制：“你用完第一次，这些国际投资者就会走了。他不会在这里等你，将他的资金和他的国民（继续）放在香港，等你再来行使第二次《紧急法》。怎知第二次的会是怎么样？
“假设你这次只是停了Telegram（社交媒体）或者你立法禁止蒙面，那么下一次呢？如果突然间说我限制外国人出境，或者限制外汇的流通，或者限制了你的资产，不让你动用，那不是很大一件事吗？
“所以这件事我觉得是千万不要做。因为你一旦做了，政治上的灾难就是第一（要考虑到的），一国两制基本上是（被）宣判死刑。可能他们就会将投资、国民移去例如新加坡、台湾、日本，说不定了。所以香港如果真是出现了（实施）《紧急法》，我相信我们不能再保住我们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了。”
如果香港失去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并不是香港一方的损失，对中共而言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梁家杰说：“如果这个地位一失去，相信对于中共来讲也是灾难。因为香港每年为内地引入直接的外国投资占了它总数的大概七成，而人民币要换一些国际流通的货币，也都是透过香港这个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
“那如果你想一下，就算我现在撇除了有很多内地的有钱佬将他们的资产存在香港，不算这个，只是集资、走资这两个角色香港扮演不了的话，其实我想中共都挺头痛的。因为（如果）没有香港扮演这个角色，那么它到哪里去集资呢？
“人家伦敦、纽约现在针对中国的，当然不会那么顺利去给你、迁就你上市集资。同样你（如果）要做一个货币的兑换，当然没有（在）香港这么方便了。人家多数处处设限，有关卡、有很多苛刻的条件等等。
“所以如果你使用了《紧急法》，香港保护不住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可以继续扮演这个集资、走资的功能，其实不但香港是很大的损失，中共都有很大的损失。而如果内地真是经济下行的话，其实中共怎样还有一个认受性、在内地继续执政呢？所以整件事是影响很大的。”
在梁家杰看来，用《紧急法》或者找解放军、武警来香港维持治安，两种方式都面临很差的结局，不觉得这其中哪一样比另一样更好，因为都说明了一国两制已经实施不了了，属于香港的这一制——港人治港是做不到了，就来破坏香港的办事规矩。这个规矩一旦被破坏，人们在这里不会得到那个客观可预见性的保障，继续在这里生活或投资都很有担忧。
香港人的和平抗争让世界看到了香港的民意，也看到中国模式的弊病。梁家杰说，香港人等于把中共极力对外输出的中国模式宿命论给打破了。他说：“中共的说辞就是：这个中国模式就是必然的、世界政治发展的宿命，我们是优秀于自由民主国家的制度和他们的核心价值的。其实我想过，为什么2014的雨伞运动和2019的反送中运动受到国际的关注，而且是与年俱增？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香港人真是可以令到（把）中共向世界输出的这个中国模式宿命论（给）打破了。因为中共似乎是对世界讲：你看我们14亿人都能摆平。我们是独裁呀，不过人人有饭吃，很行啊。好像觉得这个（中国模式）是必然的发展，是不能逆转的，是中共独大的。但香港从一四年的雨伞运动开始，一直走下来，到今年一九年的反送中运动，我们就是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我们的气魄，也是将中共正在世界上推销的这一个宿命论打破了。”
近些年国际社会已经开始质疑香港是否受到中共过多的干预。梁家杰说：“我最近几年的外访，无论是在美国或者是在欧盟，其实都经常被人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可以确保香港不是中共的白手套呢？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你香港不是一个‘扯线公仔’（指受暗中操控）呢？”
如今香港的自治民主空间被进一步践踏，如果国际社会考虑收回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中共将被置于困局。梁家杰说：“所以我奉劝中共，由于香港一直是有这么强的国际网络，而且国际间也有很多的投资者和资金在香港，所以这些外国人，其实他们是有充足的理据因他们在香港的投资是否安全、他们的国民在香港有没有保障（而）去发声的。现在你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副总统彭斯、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以及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参议院的多数派领袖麦康奈尔，其实都发了言。”
梁家杰说：“你差不多要预备，如果他（美国）一旦通过2019的《香港人权自由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的话，那他就会真的定时去检视香港是否还能自治、自主，也可以对一些对于香港的民主进程有窒碍的人，或者是破坏香港自由、阻碍民主的人，他是可以制裁的。那这个法案一旦通过，我会觉得对于中共来讲都是有（引发）很多的考虑（考量）。
“如果说他再进一步，如果他根据这个法案去检视完之后，发现香港不再能够自主，不是一个真是自己可以履行国际义务的地方的话，他随时可能下一步会将1992年的《香港政策法》（Hong Kong Policy Act）的特殊地位取消。如果这样就很大件事了，如果他真是取消了我们的特殊地位，没有独立关税区的位置，我们就很难再去扮演到刚才讲的为内地进行集资、走资的角色了。”#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