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一部动画大片在德国上映——《弗利茨：巨变中的神奇故事》以儿童的视角讲述了1989年莱比锡和柏林的民主运动，融汇了准确、丰富的历史细节，再现当年的特殊氛围，深获好评。
故事的主角是12岁女孩弗利茨，她和好友索菲生活在东德。夏天到了，索菲与家人去匈牙利度假，后来逃往西德，这对伙伴暂时天各一方。弗利茨在寻找索菲的过程中，见证了风起云涌的抗争，柏林墙最终被人民推倒。
影片改编自汉娜·绍特（Hannah Schott）2009年创作的儿童书，原题为“弗利茨也在：巨变中的神奇故事”（Fritzi War Dabei. Eine Wendewundergeschichte）。据德国之声采访报导，当时，一家出版社向绍特约稿，原因是：在德国，没有关于柏林墙的少儿读物。绍特完成此书后，时常走访小学校，为孩子们朗读弗利茨的历险，与他们谈论相关话题。
德国文化机构如此重视向小学生普及历史常识，令人印象深刻。今年，柏林市政府拨款一千万欧元，组织了两百多场活动，定于11月4日到10日举行，隆重纪念德国和平革命的成功和柏林墙倒塌。
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回顾与反思历史、挖掘和传播真相，极其重要。这项工作需要投入财力、物力与人力，显然应由政府致力推动，而且应当持续不断。
德国保存了混合着沉重、痛苦、肃穆、希望的记忆，中国呢？中国人能否自由地触碰真实的历史？
70年来，在中原大地上，在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和人权迫害中，8千万生命非正常死亡，可是，迄今，不见一座悼念受难者的纪念碑。公开检讨“文革”、“六四”都不被允许，法轮功仍被迫害并是禁忌话题。许多学者倾尽心血、冒着危险撰写的真相着作被封杀，良心记者和作家饱受打压。今日，十四亿中国人被封闭在另类“柏林墙”内，被迫面对谎言和扭曲的历史，民族的记忆和精神在一点一点地流失。
“反右”与夹边沟惨案
夹边沟农场位于甘肃省酒泉市沙漠边缘，1957年至1961年间，大约3000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由于适逢大饥荒，大多数劳教人员在此地活活饿死，“夹边沟”因此惨案而闻名。
2014年12月，张遂卿等几位夹边沟幸存者不辞辛苦地筹建成一座夹边沟罹难者纪念碑，数日后，酒泉肃州区政府派人将石碑彻底砸毁，墓园的圆形墓圈被铲平，安葬的难友遗骨被掘出。
2017年初，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历时20个月，完成了6个小时的纪录片《夹边沟祭事》。这部作品在香港首映，却不能与大陆观众正式见面。她表示，自己走出书斋去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中国的这个现实苦难太深重了；要想推动中国走向开放、民主，研究中共造成的苦难史、思考改变困境的出路是必要的。
重庆学者谭松致力于调查中共土改及反右等事件的真相，因此曾被当局抓捕和无理解聘。他在调查实录《长寿湖》后记中写道：“那么多作家都在歌唱光明，赞颂伟大，而那么多血泪、那么多真实无人理睬，我只得选择后者。”他说，他要抢救历史，拒绝让血腥的历史真实被吞噬和淹没。
大饥荒与《墓碑》
2008年12月，《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由香港天地图书出版，此书多次再版，被称为“最畅销的中国禁书”。2012年，英、法、德、日文译本发行。作者杨继绳是退休的新华社记者，他因此力作获得多项荣誉。
2016年，75岁的杨继绳被哈佛大学尼曼学会授予“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义奖”，却被中共当局禁止出境。美国媒体发表了他拟好的领奖感言，其中写道：“《墓碑》这本书记录了一场持续数年的惨烈人祸。虽然它只能在香港出版，是大陆的禁书，但是，追求真相的人们，通过种种渠道、种种方式，在大陆广为传播，从中原腹地到云贵高原到新疆边塞，都不时有盗版《墓碑》销售。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读者来信，给我以我坚定而热情地支持。这说明，真相有强大的穿透力，它可以冲破行政权力构筑的铜墙铁壁！”
文革的纪录
“假如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应该把每一个受难者的名字刻写在博物馆的墙上；假如能出版一本文革浩劫死难者纪念册，应该把每一个死难者的故事白纸黑字印刷出来。”这是2001年4月，王友琴为“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所写的前言中的几句话。
王友琴几十年从事文革研究，收集了将近700位文革死难者的材料。2004年，她出版了《文革受难者》，她在书序里说，“……探索和记录历史事实，是学者的责任。”
宋永毅是另一位研究文革的知名学者。他与同事们建立了《中国当代政治史数据库》，收录了三万多个文件，共近三亿字，包括《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4）》以及《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资料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
宋永毅曾谈到中共体制导致的文革屠杀的罪恶：“你（中共）说5%是阶级敌人，那至少就有2000多万人被打成贱民，随便地残杀他们、虐待他们。他们是猪啊？他们不是人啊？所谓的美好社会把他们杀死，毫无罪恶感！”
《红色纪念碑》讲述文革期间在广西发生的大屠杀和人吃人恐怖事件，作者郑义曾说，命运安排他经历了文革，是为了让他将来作证，“特别是为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那些死去的和卑微的人作证。”
北京作家徐星独立制作了纪录片《罪行摘要》，简述了14位农民遭遇的文革冤狱。他们被迫害至妻离子散，人生被毁。徐星说：“我觉得我们的历史被层层的谎言覆盖，最有力的对谎言的戳穿和颠覆，可能不都是很概念化的、理论化的批判、讨论，常常是一个有力量的细节就会戳穿这些谎言。”徐星曾质疑，“这不是国家该做的事情吗？为什么不做这些对历史、后代有交代的事？”
法轮功受迫害案
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群体的镇压，迫害持续至今，造成大批法轮功学员致死、致残、致疯，波及上亿中国人，中共仇恨宣传并且输出海外。学者指出，这是中国和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人权灾难。
20年来，法轮功学员和正义人士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纪实文学作品，摄制了许多反映法轮功和平抗暴、揭露中共迫害真相的影视片和纪录片，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一些作品聚焦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极具震撼力。然而，所有这些文字报导和视频节目都被中共当局封禁。
大陆作家杜斌曾拍摄纪录片，揭发马三家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及上访者实施酷刑。他说，在这个所谓歌舞昇平的时代，一个人去追逐物质享乐，即使过度出格也不会受到当局的责难；但是，如果一个人想拿起笔、照相机或摄影机去书写和记录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某些事情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被当局骚扰和暴力威胁，甚至会被认为是要颠覆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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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德国民众能够去到勃兰登堡门、亚历山大广场、莱比锡的圣尼古拉教堂，倾听30年前的万人呐喊；他们得以亲睹残馀的柏林墙体，凭吊因穿越铁幕而被射杀的同胞；他们还可以走进电影院，与弗利茨一起踏上冒险之旅，随蒲公英飘飞、感受自由的美好。
中国人民急需真相，亟待在真相中纵览这个时代的悲惨、壮烈、抗争、追寻，体验苦难血泪，重建真实、完整的民族记忆。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