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喜欢读什么书？

正是对中国传统典籍的精研，使他拥有远见卓识，拒绝接受“五四”流行的科学主义和反传统思想，并预见到：共产党“要把我中华民族五千年崇高优秀的历史文化，摧毁无遗”。

蒋介石出身于世代信佛之家，祖父笃信佛教，母亲王采玉为当地有名的“护法婆婆”，她熟读《法华经》、《楞严经》，常常为幼年的蒋介石讲解佛经。

六岁入家塾的蒋介石接受过严格的传统私塾教育，九岁已经读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并读《礼记》；十岁读《孝经》；十一岁读《春秋左传》。十二岁读《诗经》，始习制艺及古文辞。十三岁读《尚书》，十四岁读《周易》，十五岁始学策论。十六岁读纲鉴。后来他虽然接受新式教育，但也以传统文化为重。

1906年以后，蒋介石两次到日本留学，发现许多日本人都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本来他留日是为学习日本文化，可为什么日本还在学习中国的传统经籍？这让他反思应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蒋介石认为，日本富强“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认为要想战胜日本侵略者，就要充分发挥中国民族精神，“恢复整个中华民族固有的武德——智信仁勇严，继承中华民族一贯的道统。”蒋介石把学问看作事业的根本，认为学问是影响“生死成败”的关键因素。

蒋介石喜欢读书，在筹划与宋美龄结婚期间，也亲至商务印书馆购书，以供度蜜月期间共读。他说，“不看书，不勤勉，祸将及身。”他嗜书如命，常常废寝忘食，视“无暇读书最可畏”。北伐期间发生济南惨案，军事紧急，无暇读书的蒋介石深感懊恼，发誓以后每天至少要读十页书；为了读书，蒋介石曾夜过半不寝，致两目成疾，他在日记中自述：目疾不能看书，恨甚！甚至到了“愤而欲自杀者再”的地步。

“五四”时期，中国风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在大时代潮流中，蒋介石也阅读过所谓“进步”刊物及马克思学说的相关书籍，甚至因研究黑格尔导致失眠，但终回归于中国传统哲学，他说：“黑格尔矛盾学说，与中国阴阳消长学说对比，乃知中国哲学为可贵也。”

1923年，孙中山派蒋介石赴苏学习三月馀，蒋介石开始对苏联共产党对中国所怀的企图产生戒心。他认为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不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盲目崇拜模仿的，不过是西方思想的表面。

1925年，蒋介石看《列宁丛书》的第二天，就看《泰戈尔传》，他对比说：“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之基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而列宁则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唯心，一唯物，以哲学言，则吾重精神也。”后来，蒋介石在民主、科学之外提出中国传统伦理，他选择 “唯心”，反对唯物论，这是他拒绝马列、反对共产主义的起点。

蒋介石也经常翻阅各国革命史，对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他评价说：“以其信仰之强固，嫉妒与残暴专横，造成势力，故不可恃耳。”相对于列宁、雅各宾派，蒋介石更喜欢的是诸葛亮、文天祥，他喜读《前出师表》、《正气歌》，也喜欢《心经》等佛学着作。

与“新青年”大不相同的是，蒋介石读书，更多寻求实现自身道德的完善。从1912年到1924年，他开始以“理学”的规范自律，修身养性，期望自己“内圣外王”。 1926年以后，蒋介石彻底转变方向，完全废弃新学，专读旧籍，看古文。1932年，他规定自己每日早晨必看古书一篇，每本书他都从头读至尾，少有中辍，有些书常年反覆读，读三五遍甚至更多。1932年底的日记中，他写道：“现代之书，不足论矣。乃知中国古书之精切与人生也。”

除了经，蒋介石选读的多是中国古圣贤“内省修德”之作。他爱读《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荆公集》《张居正评传》《胡林翼全集》《圣武记》等作品。1936年他写道：“从前只知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乃以圣贤自待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

蒋介石的日记中，记录了他读书后的反省与自勉： 1929年7月18日：今日看《朱子全书》，始恍然自觉，久不见圣贤书，难怪性心日下也。 1932年12月13日：今日看《白沙学案》完，颇有所得，自恨修养不早，以致矜燥无常也。 1941年9月30日：日日看《明儒学案》，积圣贤之书，仍不能戒惧自勉，可耻可痛。

正是由于对中国传统典籍的精研，使蒋介石拒绝接受“五四”流行的科学主义和反传统思想，他对新文学和白话文态度冷淡，排斥新文化思想。晚年时，他更加明确认识到，中华文化“与共产主义崇尚仇恨暴力的邪恶本质绝不兼容”；共产党“要把我中华民族五千年崇高优秀的历史文化，摧毁无遗；要把我们中国以仁爱和平为本位的伦理，转变为冷酷残忍的斗争，参加国际的残杀”。

蒋介石注重儒家的四书五经。1934年，蒋给受训军官专门讲解《大学之道》，说， “我回想以前幼年时候，先生教我读《大学》、《中庸》，不知道背诵过多少遍。我到十八岁的时候……先生从﹝重﹞新要我再读这一本《大学》……到了二十八岁的时候，总理（孙中山）为我们讲明《大学》一书的价值，我重新又来看。”

他认为《大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可说其是由内在的德性之修养，到外发的事业之完成，为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我们知道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大学》一书，把个人的内在修省以及向外发扬的道理，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政治上基本的原理全在于此”。

蒋对《中庸》推崇备至，认为如能得《中庸》要旨，“已得我国古代哲学之精义而无待于外求了。”立身处世，便可以受用不尽，“政治上一切法律制度和政治者的行动态度，皆要合乎礼，就是合乎宜。否则就有过犹不及，如此就要乱了，就不成其为政治了。”

对《大学》《中庸》的解读，蒋介石的基点都是立身处世和修身养性。从“修己治人”加强个人的内在品德，然后对外发扬而及“治人”“治国”，最终以“平天下”，他认为这是中国固有政治哲学之精微博大、高明切实之处，为外国的政治哲学家所不及。

对《孟子》，蒋介石推崇备至，他曾对蒋经国说：“《孟子》文章之好，异乎他书。”

蒋介石强调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忠”、“孝”，《孝经》于他一生尤为重要。1934年他写道：“晚诵《孝经》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其母忌辰之日，蒋介石亲手书写《孝经》的开宗明义章，说：“甚思遗留后人，使其孝弟立业，以补吾过也。”1943年他写道：“本周诵读《孝经》，更有心得，可见经书在晚年诵读，更能领会圣人作书之要旨也。”

《易经》对蒋介石一生都影响很大。他少年时读《易经》，成年后，他改名为中正，字介石，一种说法是，他的名字都取自《周易‧豫卦》“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彖》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大意是，心志操守坚如磐石，居中得正，最吉利。《易经》术数，使蒋介石相信命运安排，一切皆由天，非人力所能为也。

《管子》也是蒋介石喜读的。1934年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连续两个多月，几乎每一天他都看《管子》，新生活运动中“礼义廉耻”的理论基础也源自于《管子》。

蒋介石在行军作战时反覆钻研《孙子兵法》，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军事哲学中，《孙子兵法》最为精微。

常被蒋介石置于案旁的是《曾国藩家书》，17岁他就开始读，后多次复读，终生拜读不辍。据说早年就因为贪看《曾文正公全集》，导致他目力受损。曾国藩的立志养气、立品修行，对蒋介石影响非常大，他视曾国藩为治国理政的良师。

蒋介石最推崇的是明朝的王阳明 ，认为他是一位在立德、立言、立功上皆有超凡成就的儒家圣贤，是中国传统中的 “全才”。晚年他对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颇有心得。

与宋美龄结婚以后，蒋介石常读《圣经》，日记中也经常摘抄《圣经》新约福音书和保罗书信的句子。

西安事变发生后，被囚禁中的蒋介石每日诵读《圣经》；抗战最艰难时刻，每日晚祷之前，蒋介石都阅读基督教见证选集《荒漠甘泉》，这帮助他将磨难视为上帝对成就事业者的考验。

1930年之前的日记中，蒋介石常写“人定胜天”，接受基督教信仰后，他便不再书写这四个字了。

通过基督教，蒋介石更加认识到，共产主义是诋毁创世主的邪教，“共产党徒不承认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而崇拜自我，实为有史以来最卑鄙的偶像崇拜者。”“以虚假欺骗的手段渗透人心；以凶狠残暴不人道的方法剥夺人的自由，横行霸道。共产主义一日不停止，世界一日无安宁；共产主义一日不消灭，世界一日无和平。”“共产主义的反神思想，使共产世界与自由世界之间的和平为不可能。”

蒋介石生前曾嘱咐家人，自己死后棺材内放《圣经》、《荒漠甘泉》、《唐诗三百首》这三本书下葬。

1975年，清明节将至，89岁的蒋介石呼唤护士罗小姐，请她为自己念几首有关清明的古诗。当护士诵念“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黄庭坚的《清明》）时，蒋介石脸上的肌肉突然略微抽搐了一两次，他请她多念几遍，说，这首诗写得好。这两句诗大意是：无论圣贤还是平庸之辈，生命结束时，留在人间的，都不过是长满野草的小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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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