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易经》与整个西方学术体系的对照
《易经》一般分为易理、易数、易像、易占四个方面。易理从狭义上讲专指与“数像”相对的“义理”，广义上讲泛指《易经》经传中所蕴涵的道理。这个方面大致对应西方的哲学。
易数可理解为根据易理推算预测的方法，传统上主要指术数。易数最着名的论着是宋代易学家邵雍所着的梅花易数。其名称的来源也是一个典型的《易经》预测实例。相传有一天，邵雍进入梅花园赏花时，偶然见两只麻雀在枝头上争吵，后又见此二雀忽然争枝坠地，邵先生看到此种现象，即运用其易数推断曰：明日当会有一邻女来攀折梅花，园丁不知而逐之，邻女惊恐自梅树跌下，伤到大腿。事后果然应验。这个方面大致对应于西方的数学。
易像研究《易经》的阴阳八卦符号体系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易经》用阴阳爻和卦表示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从简单到复杂的“像”，每个像可看作事物某个抽象的状态或概念。事物在这些状态中转换、变化。如八卦中的“干”卦乃象征天，强，高大，宽广，尊贵，运动不止，明亮，纯净，健全等。这个大致对应于西方各门学科的理论部分。
占，就是筮占。易占是指通过数蓍草、摇铜钱等方法起卦，确定事物的卦象，然后应用易理、易数进行预测、推断的方法。这个大致对应于西方的各个分析测量学科。这部分虽然从近代科学的角度非常难于理解，但也不是完全无落脚之处。如果世界存在层层嵌套的自相似结构，任一点对于全局来说是全息的，筮占、起卦等就是在局部建立一个全局的相似结构，通过对这个局部的了解来推算全局。
下表汇总了上述讨论中《易经》与西方学术的对比。
2.5 小结
《易经》先出现卦、爻符号系统，后世的近五千年间一直是在对这套系统的解读和应用。这种情况只能用一种设计的观点来看待。即中国五千年的认知、思维逻辑来自于一种预先设计好的蓝图，或者说是先建立了一套理论模型，后续的发展就是如何应用这个理论模型，而这个模型本身在五千年间没有任何变化。这一点与《易经》神授的记载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与此对应的，是西方哲学、逻辑学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变和发展过程。
《易经》与亚氏逻辑学符号系统之间有如下一些相似之处：
在实际问题被符号化之后，后续的推理演算就具有了高度可重复性，同样的推理演算路径对任何人都是可重复的；
各自都有一套对符号语义的理解和应用方式；
各自都有一定的推演预测能力，可由已知推演出未知。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易经》与源自于希腊的近代科学体系从人类认知的最基础——个体识别开始，就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易经》研究的，恰恰是近代数学所排除的“顽固类”，是一些具有循环嵌套结构的分形结构。《易经》同时识别一组其存在相互依赖的个体。与主客体相互独立的经验认知不同，《易经》的认知中没有独立的主体和客体，没有作为认知原点的范畴、原子命题、公理，是一种原生的循环嵌套对象的认知体系。
《易经》中，把“生”或划分加诸于自身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循环嵌套系统。亚氏逻辑学则使用BE来判断相同、相似等背后的BEING，产生了一个线性序列。这就是两个体系的原始分歧点。从这个分歧点出发，发展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广义逻辑体系。
《易经》采用了“生”这个基本概念，表示了对象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质变过程。在不依赖于一个假设的已知起点的情况下，阴阳相生，即在一次次的可重复认知循环中，得到有限信息的认知结果。
《易经》的两仪对应着一些当代各门学科中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正、负电子，正、负磁极，主体、客体，人、物等。四象、八卦和六十四卦对应一些高阶复杂的个体。
在《易经》的这种认知基础上，可以建立与源自于古希腊的逻辑学完全不同的逻辑思维体系。相应于这种自嵌套循环关系，《易经》中的概念获取也采用了这种自嵌套循环，是自定义的。《易经》也是一种原生的系统论，可以对近代科学中的非线性和复杂性等问题作出透彻的理解和解决。
在对《易经》理解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古汉语与汉字的构造原理，理解中华传统中医理论、建筑、艺术、社会等各个方面理论和学科的内涵。#（待续）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