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瘟疫】明末瘟疫剑指大明不染清军

明朝万历年间旱灾比较多，同时瘟疫大作。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境内十户有九户“中招”，死亡率非常高，传染者接踵而亡。潞安地区患病者脖子肿大，此病传染性极强，没有人敢探望患者，患者死了也没有人敢收尸凭吊。

崇祯六年（1633年），瘟疫又在山西出现。崇祯七、八年，史载山西兴县闹饥荒，盗贼四起，劫财杀民。天突降瘟疫，得病者朝发夕死。疫情凶悍，百姓恐慌逃离，一夜间，整个城都逃空了。待到崇祯十年，整个山西境内瘟疫疯行，过半的人口死亡。

崇祯十四年，大名府瘟疫爆发，京师、天津、河南相继覆没，“民死不隔户”，华北地区50%～60%的人口死亡。崇祯十六年二月，鼠疫攻入北京城，街坊间看不见小孩了，从九门抬出去埋葬的尸首，有的有棺材，有的没棺材，多达20馀万，拉棺材的马车造成交通堵塞，昔日的繁华京都俨然成为一座“死城”。劫后馀生者，衣装狼狈不堪，和乞丐没什么两样了。

《崇祯实录》记载，崇祯十六年四月，北京城内每天死亡的人数高达万人。六月到八月间，通州、东安、霸州、文安、大城、保定一带患者无数，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一旦染上，全家全家地死，非常恐怖。

明末的那几场肺鼠疫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百。夏秋季的患者先是在腋下或大腿之间长出一个带硬核的包，数刻之间就死掉。春季时的患者一吐痰血，或者是吐出像西瓜水一样的血水，之后马上就死掉，什么药都不好使。因为有肿块，民间也把它叫疙瘩瘟，实际就是淋巴结肿大。

崇祯十六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全家死绝，一家挨着一家，无一保全。“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有的患者一两天即死；有的早上得病，晚间就死了；有的直接当场“暴毙”。

有清人在其笔记材料里描述明末鼠疫的情形，其中讲到，京师兵科曹直良、古遗正二人，在茶馆里与客人茶饮，起身给客人递茶，作揖寒暄，身子还未站直，人就咽气闭目了。兵部朱念祖拜访客人从外面回来，脚才踏进大门就突然死去。宜兴人吴彦升，升任通判，坐船上任临行前，一个随仆突然死亡，只好叫另一仆人去买棺材安葬，结果这个仆人去了就没回来，死在棺材铺里了。

死亡的人中，也有做坏事现世遭恶报的。有俩贼半夜去偷东西，碰上一户因鼠疫人丁尽绝的人家。一贼在屋顶望风，一贼进屋行窃，出来将赃物递给屋顶上的人，两人正传递着呢，突然双双倒毙，也就是分分钟的工夫。

大陆有学者指，明朝终结于鼠疫，从明末鼠疫给崇祯王朝造成的重创上来说，鼠疫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明末京城人口约在80万到100万左右，瘟疫高峰时，日死万人，崇祯十六年年底，京城死了20%的人口，物资紧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亡国之前先亡命了，民心不在抵御外侮上，而是在逃命上。

放眼全国，到处是饿殍遍野、哀鸿败象。明末关内各省总人口数约一亿人左右，瘟疫灾变战争等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0%。华北地区约一千万人口死于瘟疫。

鼠疫也大大摧毁了明军的战斗力。瘟疫肆虐后的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京城守城士兵只有区区5万，由于军粮不足，饿得不行，很多士兵站都站不起来，用皮鞭抽打也精神不起来。京城十五、六万城墙垛口，平均一人守三个垛口。马匹也染了瘟疫，三万匹战马只剩下一千来匹。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挡得住李自成的五十万精兵呢？

大明的京都是不攻而克的，不可不谓之天意。

比较奇怪的是，李自成率兵转战南北，军队中却少有染上瘟疫的。清朝的文献中没有关于闯王军队死于瘟疫的记载，明朝的地方志中有些许记载。但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李自成的军队是如何抵御瘟疫的，明末的那场鼠疫对李自成军并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

更为奇特和神异的是，清军从关外一路杀来，入关，和明军交战，过程中竟无一人染上瘟疫。鼠疫的传染性极强，那时的人们也没有什么隔离措施，哪怕只有一人染上，都会在短时间内染遍全军。神奇的是，瘟疫似乎没有把清军纳入消灭对象，而是剑锋直指大明王朝。

有人解释，清军不染瘟疫是因为来自关外的满蒙大军为马背上的民族，鼠疫通过跳蚤传播，而跳蚤怕马的骚味。这个说法比较牵强，跳蚤传播并不是鼠疫传播的主要途径。鼠疫是人类一号病，是可以人传人的，肺鼠疫则可以通过空气飞沫传播，战场上短兵相接，厮杀、喊叫，飞沫传播、伤口感染是大概率。中世纪的欧洲黑死病，连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都未能幸免。

明朝末年，败象尽显，臣子慵懒，官员腐败，军中将领与地方势力勾结屯田占地，百姓饱受天灾人祸侵扰，尽管崇祯本人勤勉，也无法挽救前几朝的阉党乱政之后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明朝大势已去，王朝终结，已成定数。

崇祯皇帝曾启用孙传庭领军对抗李自成军，孙传庭特请明代游医吴又可来军中治疫。吴又可提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并称之为“疠气”，但依然是一种物质，“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吴又可着《瘟疫论》被认为是古代传染病学的启蒙着作。

有人认为，吴又可说的“疠气”近似于现代医学上说的病毒，并认为，《瘟疫论》超出了传统中医理论学说，这是现代医学站在现代科学角度上的解释。其实不然，吴又可的《瘟疫论》并没有超出中华传统文化的范畴。

中国古代文化讲天地人三才，人立于天地之间，并非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更不是大分子碰撞出来的。道家讲“道”生万物，上古典籍记载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西方讲神创。朝代、君王、臣民都以敬天崇神为本，合德顺天者昌，败德逆天者亡，各行各业都以探究是否符合天道运转规律为要旨，也就是俗话说的“道”。

吴又可为修道之人，行医是他在世间的表象，他当然知道天意不可违，在乱世中如何行天道济世救人是他的本分。王朝更替，并不是说个体的生命不可救，但王朝始兴终衰的趋势，任何修道者是不可改变的，只能顺天道行之。

他所说的“疠气”，往现代科学可以接受的方向上说就是含有病毒成分的微观物质，往更深一点的层次看，那就是微观下的邪灵类的生命。要想驱逐这些夺命的低灵生命，没有神助是办不到的。网络上，古金先生所揭示的，吴又可研制的达源引还有一个关键的药引子，即口诀，而平疫的关键在“诀”，不在药，是有深刻道理的。

现代人类更多地注重物质层面的，而忽视精神层面的，殊不知人类精神层面的、道德层面的东西是直接与上天和神佛通达的根本渠道，人类要想免灾消难，就得重德、敬神、修己、自省，听从高层生命的指引。

大明王朝277年间，共发生75场流行性疫病，但这些瘟疫，除了明末的，大部分疫情只是局限在州府、县属之地。如果以县为考量范围，每个县平均四十多年至一百多年才能发生一次瘟疫，总体上来说，疫情并不频繁。

古代君王深知君权神授，逢大的灾变罪己自省，同时责令下属官员修省。

永乐九年（1411）七月，陕西大疫。明成祖专派户部侍郎王彰祭祀西岳华山及陕西山川等神。祭文为：“比陕西守臣言境内疫疠，民之死亡者众。朕君临天下，一物失所，皆朕之忧。故闻之恻然弗宁，惟助国卫民御灾扦患神之职也。尚其鉴余诚悃，赐以洪庥，俾疫疠全消、灾害不作，岂独生民之幸，国家盖有赖焉。”

正统十年（1445）六月，浙江台州等三府发生大疫，皇帝派礼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讲学士王英去祭祀“南镇”，禳除灾患。时浙江久旱，王英一到绍兴，天降甘露，连续两日下起了大雨，人们赞叹此雨为“侍郎雨”。

明朝逢疫年，民众之间的互助事件非常多，也很感人。

明初，有一叫莫辕的人，邻居马华全家染疫而死，独馀一个幼孩存活。其他人不敢收留，莫辕就毅然抚养小孩成人，传为佳话。嘉靖时广东高州府的一位徐姓知府，其母和继母及家人被瘟疫传染。二母奄奄一息，亲人纷纷躲避。唯有徐知府独自细心照料二人，致使疫者转危为安。

张彦忱，永乐年间进士张宗琏之父。他宗族举家染疫，亲朋好友均切断与他家的联系。张彦忱不顾众人劝阻，亲自备汤熬粥，每天数次，昼夜照料宗族，并说：“道路旁边的树木都能庇护人纳阴凉，人与人之间怎可不相互照顾呢？我做好事，鬼神是不会侵害的。”

成化二十二年（1486），某乡大疫，家人数死，曾家的两个儿子疫死，只剩下一个孙子名叫曾日旦。祖父曾汝厚恸哭欲绝，儿媳萧氏年方23岁，说：“公公不用担心，我若有再嫁的念头，不能守寡守节，就让神明惩罚我。养老、抚幼都是我的责任。”日后，萧氏独处深闺，勤纺持家，将曾日旦抚养成才。曾日旦成人后修葺新屋给萧氏居住，并给其屋上匾，名曰“节孝”。

官员的德行仁心，也是疫情时期治疫安民的关键。

明朝嘉靖国子监博士李贽记载了一位荆州属官李中溪的事迹，当地官员不能合理照料工程劳役者，以致纤夫疫死无数。李中溪亲自到药材市场买药材，熬煮参芪药水，救活了很多染疫者。后来，李中溪主持筑堤障江工程，曾受恩惠的役者纷纷出力。

李贽认为，李中溪所花费的药费不过四五百金，却救活了数以万计的疫病者，这样是因为李中溪仁心所致，感动了天地。

以古鉴今，当今的人类要想走出瘟疫的肆虐，须重拾传统道德，敬天畏神，君王躬身自省，广纳谏、施仁政，才能感动上苍神明，众志方可成城。然而，不放弃邪恶的共产体制，这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参考资料：

古金：《大明劫中的大疫之劫》 张廷玉：《明史》 罗钦顺：《整庵存稿》 黄宗羲：《明文海》 李攀龙：《沧溟集》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