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瘟疫给中共内斗提供了一个舞台。从武汉官员到习相互甩锅，从中央要求复工到地方纷纷封城，从湖北省市一把手更换到全国“两会”推迟召开，从新冠病毒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的阴谋说到“习明泽” 发文，高潮迭起。
可悲的是，瘟疫的肆虐，加上中共错误应对制造的空前民生灾难，使亿万民众恐慌、挣扎，难以计数的人不甘、无奈、卑贱的死去。然而，遍地冤魂、民怨沸腾，中共政权又能维持多久呢？这个疑问（“亡党”的末日恐惧），又使中共内斗更加激疾。
因为，斗是中共的一大基因，中共一直是借“斗”（包括内斗和外斗）来维持生存的。中共作为“成熟的流氓”（《九评共产党》语），为保党，对苏东共产政权的溃灭和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多有研究，只是是从反面去汲取教训。
中共又汲取了哪些教训呢？概而言之，主要有三：第一，建立领导核心，防止党的分裂；第二，确保中央权威，防止地方割据；第三，强化党的组织，防止社会失控。
因此，我们看到最近30年来，中共统治层面的如下三大举措。
第一，在江“核心”之后，经过 “九龙治水”的软弱胡十年，又回归到了习“核心”（习还更进一步把国家主席的限任制都取消了）。
第二，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起，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在财政收入的占比都显着提高了，各省市区严重依赖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而且“中央部门利益法制化”（以致2012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全国两会期间说“如果法律有障碍，我们一起去上访”）。
第三，习上台后，“党是领导一切的”这种文革式语言又写进了党章和《宪法》，党政合一化，强推民企、外企、社会组织等建立党组织，赶制“家法”（党内法规），从“打虎拍蝇”到“扫黑除恶”，从高科技监控到建设全民信用体系，社会控制极端化。
这样，表面看来，党的统治似乎成了“铜墙铁壁”，牢不可破。
其实不然。中共这种反面汲取历史教训的强硬举措，又制造出了如下三个强大的反作用力。
第一，民众抗争普遍化、常态化、激烈化（2003年中共首次对外正式公布群体性事件年度统计数据，这一年高达58,000起；2007年逾10万起；2008年后不再公布具体数据，据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推算，2010年的群体性事件至少有18万起）。
第二，腐烂透顶的中共体制，在习当局的高压下，不是像习想像的那样去腐生肌，而是离心离德、形存神散，主要表现一是官员阶层不作为、乱作为、推诿怠政比比皆是，一是中央和地方矛盾重重。
第三，中共派系内斗越来越激烈。这又以最高权力的争夺为中心，具体表现在是坚持还是废除“集体领导制”、“退休制”和“接班人制”这三个制度，而这三个制度又被称之为邓小平时代的“智慧结晶”，因此，习近平的“新时代”和“邓时代”又干上了，党内思想混乱不堪，“改革开放”以来莫此为甚。
中共统治层面的三大举措和由此产生的三大反作用力，使中共政局充溢着随时爆炸的气息。
而这个爆炸的气息，在中共19大后，又因三件大事而更加强烈。这三件大事即是：2018年3月开始的中美贸易战；2019年6月爆发的香港反送中民众抗争运动和2019年年底爆发的武汉肺炎瘟疫。
这三件大事，尤其是现正肆虐的武汉肺炎瘟疫，既是对中共统治的大冲击，又是对中共内斗的大刺激。
这个大冲击和大刺激的靶心，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上台前5年，“打虎”集权，势如破竹，有惊无险，而在19大后，为什么形势急转直下，诸事不顺，步步惊心呢？
原因很简单，就是19大前后与江（泽民）、曾（庆红）派系的妥协。此话怎讲？这里我们先讲《三国演义》中的一个故事。
东汉末年，少帝刘辨即位，由少帝之母何太后听政，少帝之舅大将军何进辅政。何进欲尽诛宦官，还先杀了掌握兵柄的宦官蹇硕。但是，太后不肯。何进本是没决断之人。袁绍献计，曰：“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此时事急，不容太后不从。”进曰：“此计大妙！”便发檄至各镇，召赴京师。
曹操则对何进曰：“宦官之祸，古今皆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若欲治罪，当除元恶，但付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败也。”何进怒曰：“孟德亦怀私意耶？”操退曰：“乱天下者，必进也。”
最终，宦官集团抢先下手，何进身首异处，国家更罹董卓之祸。
讲完何进的命运，再来谈习近平。中共政局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习的选择。
无疑，习不想当第二个何进。但是，习要不重蹈何进覆辙，则需明辨：何为袁绍之策，何为曹操之策？
而从19大后政局走势来看，与江（泽民）、曾（庆红）派系的妥协实为袁绍之策，所以，习每况愈下。
采袁绍之策死，采曹操之策生。现在，事尚未到无可挽回之时，习还有改弦易辙的机会。可是，武汉肺炎瘟疫留给习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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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