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造就英雄,也造就典型。时代的典型往往是应运而生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有时也是可怕的。德国纳粹党宣传部长戈培尔有一句臭名昭着的名言: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他因此而成为“创造希特勒的人”,让无数德国人相信他们的侵略是正义的。看雷锋精神的历久弥新,不得不承认戈氏的谬论似还有几分道理。中共建政后一批批人物典型因时代的需要被挖掘和树立,好典型被高高树起,完美无瑕,坏典型被踩在脚下,一无是处。但其人其事究竟怎样,或许我们都被蒙在鼓里,其中真真假假实在值得商榷。下面仅以几个代表性人物为例:
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
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50、60后、70后至00后们几乎都是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这样一个纵横中华大地50年的道德偶像,真算是超额实现了其做一颗螺丝钉的宏愿,紧紧地镶嵌在中国的政治土壤中。
雷锋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而雷锋故事之“背后的故事”却有点让人大跌眼镜。话说雷锋原本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文艺青年,乐于助人对党一片赤诚,对美和时尚亦有着天生的热爱,有点脾气,偶尔也有点虚荣,作为典型,他的形象一天天被塑造得高大全,而当他倒下那一刻,作为一个“神”他却彻彻底底站起来了,没有缺,不谈风月,只有满腔忠诚和说不完的好人好事。
无须讳言,一个公开的秘密是:雷锋的许多照片是摆拍、补拍的,雷锋的日记是写作班子集体补写的,那句非常有名的“对待朋友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修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亦是出自他人之手。当然雷锋的“创举”还不止于此,雷锋大手笔的捐款远超出一个普通战士的津贴;雷锋连着三天捡粪,日均达300多斤的奇迹击破了力学、生理学等诸多设想;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全都记在日记本里或影在照片中;雷锋学毛选,竟然还创造了“神迹”。如:他学理发,开始时学不会,学过毛选后,就会了;他练习扔手榴弹,不及格,学毛选后,就及格了。诸如此类,事例繁多。
50年来,雷锋就这样占据着中国人的道德高地,伴随着雷锋精神崛起的还有如王杰、欧阳海等一批“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道德偶像。俯视着这片急需道德拯救的大地。
“铁人”王进喜
“铁人”王进喜是如何出炉的呢?教材里称,1960年3月,王进喜率队从玉门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组织全队职工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运和安装钻机,用“盆端桶提”的办法运水保开钻,不顾腿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被誉为“铁人”。此外,王进喜也跟雷锋一样是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有着高度的政治思想境界,有王进喜经常带领石油工人们在井下点起篝火学习马列为证。
但根据当年石油工人回忆,王进喜被调到大庆油田时,大庆油田已经打出了20口油井。泥浆固井也只是开采油井的一道工序,并不是发生井喷时采取的紧急措施。当年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的人是两位技术员,是他们不顾一切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才有了大庆第一口油井。当年石油部长康世恩了解情况后,想树立典型,但典型不能是“臭老九”,一位老工程师领会了领导的意思后,推荐了自己的手下王进喜。而点起篝火学习马列是因为当年石油工人工作辛苦,但是油田却只给他们菜窝窝团吃,因为吃不饱而怨气很大。因此,领导强制他们学习马列。
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
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曾经感动过无数人,以动画、儿歌等形式流传至今。然而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更可信的版本从知情者口中传出。
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陈弘莘博士曾公开表示,当年事件发生不久,她曾亲自采访龙梅、玉荣和其他当事人。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1964年腊月26日,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两姐妹的父亲跑去喝酒,把羊群交由姐妹俩照看。两姐妹在放羊时遭遇暴风雪,只能盲目地跟着羊群走。右派份子哈斯朝禄正好看见了羊群,并且发现了龙梅。他把龙梅救到白云鄂博火车站的扳道房,然后呼叫其他铁路工人一起到山里救出了玉荣。救人救羊的哈斯朝禄因为右派身份,不仅没有得到表扬,反被诬陷成偷羊贼,龙梅甚至在万人批斗大会上指控过他。1966年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了监狱,直到1972年因为他的小女儿在锡盟草原大火中牺牲,才被提前获释。到了1985年,他救人的事情被自治区高层搞清楚之后,才回到原单位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继续工作。
最着名的县委书记焦裕禄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新华社供稿,署名作者为穆青、冯健、周原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通过电波向全国诵播。电台节目录制过程中,播音员齐越几次泣不成声。节目一经播出,整个中国都被感动。而此时焦裕禄逝世已经近两年了。他的事迹主要是通过当时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口述的。这位被称为“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副书记,主抓治三害,他向记者介绍焦裕禄如何治风沙,如何探水流,如何治盐碱,其实就是在介绍自己的工作。焦裕禄在兰考任上只有475天,抓三害的具体工作都是张钦礼具体落实的。而焦裕禄的主要精力则是搞阶级斗争,而焦裕禄事迹的宣传都一手操办在张钦礼手中。
但对于张钦礼来说,他的半生成也“焦裕禄”败也“焦裕禄”,文革后这位副书记被开除党籍,判刑13年,罪名之一是“文革中在兰考炮制了以‘树’还是‘砍’焦裕禄这面红旗为斗争焦点的‘两点一线’反革命谬论”。此后他的名字在重印出版的焦裕禄通讯报导中便彻底消失了。
英雄战士刘学保
刘学保的故事发生在1967年,他的事迹曾编入了小学语文课本,出版了连环画,是进行英雄主义和阶级斗争教育的典范。据说,刘学保是甘肃永登一个部队的战士,当他发现一个叫李世白的阶级敌人情况异常后,就尾随他,原来阶级敌人要去炸毁一座桥梁。炸药包已经点燃,千钧一发,刘学保奋不顾身与阶级敌人展开搏斗,并杀死了他。然后,抱起炸药包扔出去,但炸药包已经爆炸,刘学保为此失去了一条胳膊。
“英雄”的事迹传到了北京后,1968年4月24日,《解放军报》刊登报导:《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战士刘学保》,长篇通讯:《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评论员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随后《人民日报》、《甘肃日报》等报刊,纷纷在头版头条的显赫位置全文转载,一时风光无限。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的时候,经过深入的调查了解,真相终于大白:刘学保为了争当英雄,竟然不惜杀死李世白,自残手臂,制造虚假爆炸案件。18年之后的1985年7月,中共甘肃省永登县委才作出决定,为李世白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时,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学保无期徒刑。
国际友人白求恩
白求恩不远千里来中国抗日,在抢救伤员时因感染而逝世,精神确也可嘉。尽管如此,在宣传传颂时还是对其进行了不少的艺术加工,将他无私无畏的形象拔高再拔高,于是在《纪念白求恩》我们读到“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那么白求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加拿大研究白求恩问题专家、历史学家罗德里克・斯图尔特及其夫人莎朗合作编撰的《凤凰传奇: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为确保该书真实、完整地再现白求恩的一生,斯图亚特夫妇访问了世界各地所有白求恩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采访超过300人。
白求恩曾在马德里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流动输血站,但他自身的弱点是沉溺女色、酗酒、坏脾气,无法与人合作等,最终导致他被西班牙政府赶回了加拿大。而加拿大当时视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他既回不了西班牙战场,以加拿大又无所可为,恰巧受斯诺《西行漫记》的影响,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到中国寻找他的出路。
政治恐龙“刘文彩”
在树立典型方面,有被过度拔高的好人,自然也有被狠狠踩在脚下的坏蛋。坏典型刘文彩就是有代表性的反面典型人物。
刘文彩的故事是一个旧时代官僚地主被妖魔化的故事。刘文彩出身农民,后经商发家又靠着弟弟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势力走出市井,横跨黑白两道,宦海沉浮几十年,坏事确实也做了不少。在中共建政前夕大厦将倾时“幸运”地撒手西去。
刘文彩的发迹被称为“近代畸形中共所催生出的一头强大的官僚地方恐龙,而官僚地主,并不是构成近代地方阶层的主体”。但是为了阶级斗争宣传的需要,刘文彩在死去十馀年后“重生”了,并被迅速塑造成十恶不赦的典型,遭毁墓掘尸,尸首被抛出后,在风雨中腐烂得只剩几根白骨,被人悄悄掩埋在至今未披露的神秘之所。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四川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里的《百罪图》、《收租院》泥塑群雕以及水牢等深恶痛绝地向人们展示这个恶霸地主的罪大恶极,其妻妾、后人遭到打压。但后来水牢之类展示已被证明是子虚乌有。
实际调查证明,所谓刘文彩许多罪名都是加油添醋的宣传或是无中生有的捏造。1964年四清运动前后,当时大邑县委和地委为了配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宣传需要,将刘文彩庄园陈列馆进行了彻底改造。县委宣传部长批示:“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地委宣传部长的批示更直接:“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刘文彩真相》)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