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姨婆是我阿娘（奶奶）同父异母的妹妹，是我太外公的私生女，年龄比我母亲还小几岁。我的太外公太外婆过世后，她生活就由我阿娘照顾，同我父母一起住在浙江慈溪乡下。由于年龄相彷，她与我父母亲和我父亲的几个堂弟妹亲如手足，一起读书习艺、远足踏青、家务游戏，一起议论家事国事，交流新思想，实践新风俗。我的大阿姑也不是我的亲姑姑，她是我爸爸的堂妹。由于我父亲是独子，没有兄弟姐妹，而他叔叔有四个女儿，大女儿她就过继给我阿娘做女儿，那时我爷爷已经过世。小姨婆和大阿姑年轻时都热情活泼，热血报国，却命运多舛。
国难当头 小姨婆和大阿姑热血报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轻人个个爱国热忱高涨。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小姨婆、大阿姑和其他热血青年一起积极参加当地的抗日行动，宣传，摹捐，抵制日货，其中大阿姑最为积极，而且她又生性活泼外向，能歌善舞，能说会道，讲演写稿演唱组织样样拿得起。不久，她们又不顾父母阻拦和家人劝说，偷偷离家出走。后来二阿姑（也是我父亲的堂妹）也步她们后尘。我父亲曾赶到摆渡口抢她们的手提箱，企图拉她们回家。
她们同其他年轻人一起先在本县和邻县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募捐钱款，后来还转辗来到安徽和江西，参加过宣传队、政工队和战地救护队。虽然没在枪林弹雨里冲锋陷阵，奋勇杀敌，但宣传抗日救国，救死扶伤，也尽了自己中国人保家卫国的义务，大阿姑还被流弹击中肺部。她一度成为慈溪县的名人，上了当地报纸的头版。有一次她不知如何得知母亲病重，悄悄赶回家，同她妹妹一起将母亲送进已经沦陷的慈溪县城的慈城医院。尽管医院床铺紧张，当医院院长得知病人是她这个当地抗日名人的母亲，立即让住院治疗。
阻拦家人去台湾 小姨婆懊悔万分
可惜这些宣传队救护队是国民党领导的，她们的爱国行动多年后变成了罪孽。如果这些宣传队救护队是姓共的，她们晚年也就能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了。
在江西，小姨婆和大阿姑分别认识了两位男士。小姨婆结识的是一位国民党部队军医，军阶上校，是江西樟树人，家境殷实。小姨婆回家后再去江西同他结婚。他们不久有了一子一女，过着平安温馨的生活。四九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陆易帜。作为上校军医，他原本可以去台湾，但我的小姨婆坚决不肯去，一方面她不愿离开自己的娘家亲人，另一方面她因为当时正怀小女，再说他是军医，没有所谓血债，因此全家就留了下来，回到他樟树老家。
不久她就懊悔万分。土改开始，她丈夫是地主加反动军官，罪该万死。他不愿再受刑受辱，悬梁自尽。自此之后，小姨婆顶着一顶地主婆的帽子，只能唾面自干，含辛茹苦扶养三个年幼的子女。几十年来的艰难坎坷我也只是后来零星听到一些。
她的儿子，我的毛毛叔，自幼聪慧过人，小学初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因为他的出身，高中不被录取。然后他在家一边干农活，一边晚上自学高中课程，希望能参加考大学，当然这也是痴心妄想。他是一个孝子，文革中他背着母亲去挨斗，游街，不怕别人说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晚上去田里摸田螺抓甲鱼，让母亲有些荤腥增加营养。由于他聪明好学，动手能力也强，替生产队修理农机，革新农具，培育良种，才没受更多的苦，然而堂堂六尺男儿，无女孩愿嫁，直至改革开放后才成婚，此时他好像已到了不惑之年。
我父亲和在上海的其他几个亲戚开始每年会汇一些钱去接济小姨婆，每年有一二次信件来往。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我父亲寄了最后一次钱。因担心汇款单会引人注目，不能到她手中，这次是将几十元现金放在平信里寄的。以后爸爸自身难保，两年后投河自尽，我们与小姨婆就断了音信，直到文革结束。五十年代初她曾带着孩子来过一次上海，希望找个工作，在上海待下来。她们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但正逢实行户籍制度，她们只得返回农村。
我见到她是文革结束后她再来上海，尽管几十年饱经风霜，头发已花白，脸上也布满了皱纹，但看上去依旧风韵犹存，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举止谈吐没有“乡下人”的味道。劫后重逢，她同我母亲一起痛念各自的丈夫，互相老泪纵横，抱头痛哭，泣不成声，然后又互相安慰。她对当年阻拦一家去台湾后悔莫及，说是一着走错，满盘皆输，是我害了他和全家。她这话以后又反覆说过多次，这一后悔负罪感长久难以释怀。
姑丈头戴“反革命”帽子 幸有大阿姑相伴
我大阿姑的丈夫，我的姑丈，是江西婺源人，原国民党军队里的文书，但他的级别刚够上镇反条例中的最低的一级，所以被正式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大阿姑则是有反动历史问题的“分子”。我见他过两次，一次是六十年代初与大阿姑一起来上海，印象不深，只记得他送给我和我哥许多邮票，那时我刚开始集邮，看到这么多漂亮的邮票，自然眉开眼笑，心花怒放。第二次是我大阿姑去世以后，文革刚结束，他显得很憔悴，低着头，神情黯然，忧郁的眼神黯淡无光，说话不多，声音沙哑，净是讲述大阿姑的最后几年的事，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姑丈后半生头戴“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忍辱负重，但有开朗的大阿姑相伴，苦中有乐，大阿姑是他俩的主心骨。如今尽管头上的帽子有望摘去，却只剩自己孑然一人，反而感到人生空虚，孤单寂寞的凄凉痛苦。
大阿姑来上海的次数比姑丈多，而且每次都住在我家，同阿娘挤一个小床，而不是去她父亲或亲弟妹家。一米七几的大阿姑挤在阿娘床上，挤得床都吱吱作响。大阿姑能干活跃，快人快语，豁达开朗，我们家的人平时话语都不太多，她一来，欢声笑语满屋。她见多识广，我们很喜欢听她讲各地的风俗习惯，人情风貌。她快手快脚，干练利落，抢着帮我母亲做家务，我吃过她做的江西名菜“粉蒸肉”，香喷喷，亮晶晶，浸透了肉油的米粉使人垂涎欲滴。她有肺病，也许同早年肺部被流弹击中有关。当时特效药双庆链霉素针和雷米封药都很昂贵，她又没有劳保，治病主要靠中药，所以一直没有除根。
我最后一次见她是文革开始不久的一九六七年新年。她刚到上海没几天，江西当地就打电报来催她回去，当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我们立刻就有不祥的预兆，她却认为没有大事，反过来安慰我父母和阿娘不用担心，但她一回去全家就被扫地出门，从城镇赶到乡下。
七一年新年她最后一次来上海时，我刚去农村插队，第一年新年没回家，所以没见到她。她是和那里上海插队青年结伴一起来的，他们还帮她用扁担挑着东西到我家。体验了人生百味的大阿姑依旧达观开朗，从不怨天尤人，津津乐道地讲她在乡下自留地里种的各种新鲜蔬菜，在那里插队的上海知青的各种故事，知青都成为她们的好朋友。她带来了她自己养的鸡，晒的笋干，还有着名的婺源绿茶。说到当年抗日投错了庙，她说那些共产党老干部现在也不一样被斗得死去活来。在农村，虽然也挨过斗受过辱，但是姑丈自学中医，在当地小有名气，有的病人甚至走几百里路慕名来找他治病。她又是一个热心人，人缘好，见识广。他们乐于助人，为人治病解痛，排忧解难，所以也没吃太多的苦。
他们俩人没有子女，长期相濡以沫，相依为命。后来他们还收养了一个人家养不起的女孩，这女孩后来一直跟着姑丈学中医。大阿姑那次风尘仆仆而来，依依不舍离去，是她最后一次来上海，回去不久她身体就每况愈下。大阿姑去世前病重时，姑丈到处翻医书查偏方，上山挖药材，但最终仍未能挽救她的生命。
她们还不是最惨的
当年两位热血女青年，美丽、活泼、聪颖、热忱，在国家民族遭难之时挺身而出，抗日救国，以后的命运本不该如此坎坷悲惨，对社会也本该有更大的贡献，可惜生不逢时，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她们成了中国无数贱民中的一员。她们的赤子之心流血了，她们的聪明才智浪费了。也许同那些在夹边沟和新凯湖劳改农场含冤而亡的文人学者相比，同粮食卫星放完后饿死村头路边的农民百姓相比，同惨死在屠刀下的大兴县道县的贱民罪人相比，或者同各种运动中夫妻反目骨肉相残的无数家庭相比，她们还不是最惨的。
（原文有删节）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张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