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人 中共做了什么？(图)

三年大饥荒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经历过的人大都还在世上；可是，又显得那么遥不可及而又模糊，因为中共一直在刻意掩盖、隐瞒、淡化、歪曲真相。今天，生活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里的人们很难想像，在短短三年时间里饿死四千万人是怎样的一场人间惨剧。

这场人间地狱般的惨剧被中共从历史上抹掉了，现在的绝大多数人好像集体失忆了一样。就是到今天为止，中共对这场从古到今都没有过的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惨剧没有承担过任何责任，没有过任何道歉，没有追究原因，没有向受害者提供过任何赔偿，没有人因为这场大饥荒受到过严厉的惩罚和追究，甚至没有说出过真相。中共只是欺骗老百姓说苏联逼债、苏联撕毁合同、三年自然灾害，因为它害怕人们了解中共迫害、屠杀中国人民的真相；因为它害怕人们看到隐藏在冠冕堂皇之下那张毫无人性的魔鬼嘴脸；因为它害怕人们看到一向自吹“伟大光荣正确”的假面具下极端狂妄变态心理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因为它害怕人们看到“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的口号下居然有一双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双手；因为它害怕因此动摇它的执政根基；因为它害怕失去掠夺来的利益；更因为它害怕真相！

从三年大饥荒中中共的种种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毫无人性。

大跃进“放卫星”吹出来的高产量带来了高征收，可是，农民手里没有那么多粮，征收自然遇到困难。中共、毛泽东在大跃进“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下，认为粮食那么多却征购不上来，是生产队和农民瞒产私分造成的。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在反右倾旗帜下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又开始了。

这场反瞒产私分运动和中共以往发动的运动一样，为达目的可以随意批斗、滥用酷刑：拳打脚踢、雪地冻、不让吃饭、游街、扒光妇女衣服、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乳头、捆扎阴毛、活埋等。

有些地区、公社、生产队普遍设“土警察”、“土监狱”、“土劳改队”，任意殴打、使用酷刑、逮捕、劳教。有些地方喊出：“要粮不要人”、“谁藏一粒粮食，谁就是反革命”、“宁叫人头落地，不叫粮食短斤少两”这样没有人性的口号。有些地方用抓“小彭德怀”的反右倾政治斗争方式从农民手里抢粮。有些地方成立“万人整社团”（大多是二流子、运动痞子），到农民家里搜粮食（中共的政策是一两不留），翻箱倒柜，挖地三尺，见什么拿什么，连妇女的针线包都不放过。农民说，“万人整社团”就是“万人搜粮团”、“万人抢劫团”。把已经快要饿死的农民吊起来，逼他交出藏起来的粮食。交不出来，就扣上“富农”的帽子批斗。中共各级官员为了完成征购任务，采用的手段到了疯狂的程度。打死、逼死、自杀的群众不计其数。

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搜刮来了农民的粮食，却加剧了农村的饥荒，因此饿死的人越来越多。

饥荒从1958年冬天就开始了，到1959年春天农村已经大批饿死人。可是，中共各地官员都在紧跟大跃进，刻意隐瞒死亡真相和死亡数字。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庐山会议，中共本来还有机会扭转大跃进出现的问题，避免更大的灾难发生。然而，中共容不得任何对至高无上神坛地位的“挑衅”，更容不得任何人对“三面红旗”的不同意见。结果，仅仅是提出温和甚至于谦卑意见的彭德怀被打倒，继续大跃进，使得饥荒进一步恶化。

庐山会议后，中共要求各地提高粮食征购指标，强行征购。征购粮食，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至1959年底，中共通过残酷的政治斗争手段提前超额完成征购任务。农民的口粮、种子都被中共抢走了。随后的一年，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

历史上无论哪一个朝代，发生大面积的饥荒，从朝廷到地方官员总要想办法开仓放粮救济灾民。可是，中共明知有人饿死也不开仓放粮。信阳事件中，100多万人是守着粮仓饿死的。

信阳是河南的鱼米之乡、豫南粮仓。当大批饿死人时，当地的粮库都是满的。专员张树藩到西平县反瞒产，发现老百姓早已断炊，遂决定开仓发粮，却被地委批斗、停职检查，因为“上面”不准开仓放粮。不仅信阳，全国都是如此。1960年春荒最严重的时候，全国粮食库存403.51亿斤，这些粮食只要拿出一点来都不会饿死人。

既然大跃进“形势一片大好”，理所当然的，就要继续大力征收粮食，增加粮食库存。1961年初，中共在转批粮食部门关于提前超额完成粮食收购任务时说，在粮食继续跃进的基础上，继续加大粮食收购力度，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中共增加粮食库存的同时还在大量出口粮食、油、蛋、肉、水果各种农副产品。饿死人最多的1959到1960年，中共出口了137亿斤粮食。1959年，出口粮食创历史最高水准。1960年，还出口了54亿多斤。54亿多斤粮食可以让800万信阳人吃一年多，恐怕信阳就不会饿死100多万人了；137亿斤粮食可以让饿死的4,000多万人吃上一年，恐怕三年大饥荒就不会存在。

中共出口粮食、农副产品是为了换取外汇、进口机器设备、武器、各种物资，学苏联压榨农民搞工业化、搞军事国防。

除了出口粮食，中共还要大量外援，目的是推动“世界革命”。和苏联闹翻后，还要拉拢一帮小兄弟，争当“世界革命”的老大。1958年到1962年，中共对外援助总计23.6亿元。周恩来在大饥荒刚结束不久的《政府工作报告》上说:“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在这帮小兄弟中，中国援助最多的是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

从1950年的朝鲜战争（中共自称的抗美援朝）开始，中共就掉入了援助朝鲜的无底洞。战争开支、无偿提供朝鲜战争、生活必需品共计14万多亿（旧币），按期本息偿还“苏联老大哥”62亿卢布。就是在无数老百姓饿死、逃荒的最困难时期，中共仍以无息贷款方式为朝鲜承担了29个工业项目；4.2亿卢布的贷款能还就还，不还也行。

中共对我们最熟悉的“同志加兄弟”越南援助时间最长、数额最大。越南无所不要，中共无所不给。截至1978年，援越物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仍处于大饥荒的1962年，中共又无偿提供越南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装备。当然，最后的结果我们也看到了：1979年中越战争，越南用的武器是中国制造的，军粮袋上印的都是“中粮”。

1954年至1976年，中共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大饥荒年代也照给不误。其原因只不过是阿尔巴尼亚是中共“反苏反修”的功臣。

如果，仅仅是如果，这些出口的粮食、农副产品、巨额外援资金物资，能用在中国的老百姓身上，还会有饿死4,000多万人的三年大饥荒吗？可是，中共宁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民在饥饿中悲惨地死去，也要大搞“世界革命”，争当“世界革命”的老大。而它所谓的工业化、国防建设、外援，每一分钱都浸透着中国人民的血泪和生命。

其实，所谓的苏联逼债只不过是又一个谎言。

1960年7月，中共和苏联“老大哥”闹翻，苏联撕毁中苏全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撤走苏联专家，这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一年半了。而苏联撕毁的只是技术协议，和农业没有任何关系。是中共自己要提前还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不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雪夫的磋来之食？”

实际上，苏联不但没有逼债，反而向中国提供粮食、食糖援助。而中共的提前还债，却搜刮尽了农民仅剩的救命粮，用来抵债、出口换取外汇还债。因此，饿死了更多的人。在毛泽东眼里，他的面子比中国几千万人的性命更重要。中国老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却是中共还债最多的时候。

大饥荒时期，人们为了活命，抓到什么吃什么，不少东西甚至连猪狗都不吃。中共将这些乱七八遭的东西美其名曰“代食品”。一种是用人不吃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制成淀粉，掺在面粉里；一种是树叶、树皮、野菜、野果、甚至是“观音土”。1959年秋，国务院号召开展“小秋收”运动，上山采集野生植物。由于人们饥不择食，对一些东西毒性不太了解，因而中毒现象此起彼伏。

为了推动代食品运动的发展，中共成立了“瓜菜代”领导小组，并设立专门的办公室，各地也成立了相应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可笑的是，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曾经承担“粮食多了怎么办”研究课题的中科院科学家们，到了1960年，则开始研究粮食少了怎么办，承担“代食品”的研究任务。

在广大农村，还发生了大量人吃人的惨剧，吃尸体、杀人吃、人肉当猪肉卖。有的人饿红了眼连自己的亲人、父母、孩子都杀了吃。当时中共为了掩盖真相，将吃人案件称为“特种案件”。在各地官方、民间的调查报告、原始记录、文学作品中都有当时全国各地人吃人的记载。（相关资料可以在网上搜到：中共安徽亳县政府办公室前副主任梁志远《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或《大跃进里人吃人》——搜狐社区、中共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七分人祸：大饥荒中的人吃人事件》——水煮百年、《吃人肉、炼人油：1959信阳事件中的家乡》——腾讯网、《大跃进运动中青州的人吃人事件》——曹东亚的博客……）

老百姓在吃猪狗都不吃的东西、在饿死、在人吃人，中共却搞起了“特供”。“特供”按官员行政级别分为三类：级别最高的，每户每天肉1斤，每月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烟两条。次等，每人每月肉4斤，白糖2斤，甲级烟两条，鸡蛋3斤。再低一级，每人每月肉2斤，白糖1斤，甲级烟两条，鸡蛋2斤。

中共的特权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哪怕老百姓正在啃树皮、嚼秸秆、正在饿死、人吃人。尽管它喊了一辈子“为人民服务”，做了一辈子“人民公仆”，一辈子“为人民谋福利”，其实质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当饥荒蔓延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时，中共开始从各地调入粮食。在农村大面积饿死人时，中共更关心的是城市粮食供应，考虑的是政治影响而非人的生命。农村死人，消息可以封锁，但如果北京、上海饿死了人，就会造成严重的国际影响。

可是，全国各地到处都缺粮，把粮食调入北京、上海的结果是各地饿死了更多的人。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是跟毛泽东大跃进最紧的一个，“放卫星”最多，饥荒也最严重，从四川调走支援北京的粮食也最多。当时有一种说法，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结果，四川是大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一个省份。

而1959年初，中共要求各地制止农民外出逃荒、不准流入城市，同样是出于政治影响的考虑，至于这样做是不是掐断了农民逃生的希望，那不是中共考虑的问题。

为了封锁消息，不让农民逃荒到大城市影响国际形象，中共对社会实行无孔不入的严密控制

很多人可能会奇怪，饿死那么多人，怎么不见老百姓有什么反抗啊？是，历朝历代，很多农民起义是在饥荒之时。可是，中共对社会的无孔不入的严密控制，把这种可能性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了。各地因饥饿引起的小规模哄抢粮食、暴动，都被中共无情镇压。

1958年，为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发展不受干扰，公安机关接到指示“把应该逮捕的人逮捕起来，把应该拘留的人拘留起来”。层层下达抓人指标，把那些反抗抵制、暂时没有而将来有可能反抗抵制的人、有可能犯罪的人，统统关进看守所、拘留所、劳教队、集训队。党委、人民公社甚至大队都有权抓人，公社也可以组织劳改队。这种无法无天随意抓人的行为，成了大跃进时期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

第二个手段，就是给那些抵制人民公社、大跃进、共产风的农民，戴上“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帽子。到1958年底，地富反坏分子扩大到71万多人。这些人在农村任人宰割，仅安徽一省就被整死、饿死42万“四类分子”。

第三个也是最没有人性的做法。1959年2、3月间，中共指示各地制止农民外出逃荒，尤其是到城市寻找活路。一些地区民兵在路口设卡、拦截。农民没吃没喝，又不能外出逃荒，只能坐在家里等死。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地方官员还在喝叱：“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

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广设收容审查站，把逃荒的群众抓回去，把农民的逃生机会全部剥夺了。尤其是不能让农民流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造成中共所谓的严重国际影响。很多人被收容后，强迫劳动、做苦力，吃不饱饭，还要被打骂、受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

除了收容审查，有些地区还有一个“死招”，就是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不断搜山，把逃到山里找吃的农民抓回来改造，把农民活命的最后一线生机也给掐断了。

中共对社会天罗地网般的严密控制把农民牢牢束缚在一方土地上，斩断了灾民所有逃难、求生的机会和希望，加剧了饥荒的严重，使更多人因为饥饿、政治运动、中共毫无人性的做法而死亡。

1960年至1961年，中共领导人都对来访外宾保证中国有足够吃的。在此后长达20馀年时间里，中共将大饥荒死亡人数的统计资料列为绝密，同时不断对外宣传中国没有饿死人。就如同“六四没有死一个人”、中共没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样。

就在大饥荒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整个1960年，《人民日报》都在大力鼓吹“大跃进的高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我们的伟大的理想”、“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整顿以来，越办越好”。

20世纪80年代，原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作报告时讲到：1961年底，时任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周伯萍受命对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数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是饿死几千万。周恩来看了统计报告后下令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周恩来还是不放心，再次致电询问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甚至连脑子里的记忆都销毁了。

从一开始，中共就将大饥荒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债，隐瞒饿死人的真相。直到80年代后，随着有关资料逐步解密，大饥荒情况才为外界所知。现在中共虽然已经抵挡不住网际网路资讯的广泛传播，将“三年自然灾害”改称“三年困难时期”，但依然还在声称是“对国情认识不足，夸大主观能动性，急于求成”的主要原因加上“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造成的，从而推卸责任、掩盖真相。

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我们探究历史的真相、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看到现在和未来。看清中共的真实面目，了解中共百年历史中对中国人民的迫害、屠杀、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才能不再被它欺骗、蛊惑，才能不再被它用物质、金钱、利益诱惑收买，才能不再与它同流合污，才能走正自己的路，才能不被它拖入毁灭的边缘。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