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云天:摒弃邪党,匹夫有责

2020年04月18日时政评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说法最初是顾炎武提出来的,他认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生活的时代是明朝末年,大明王朝在内忧外患下瓦解,满清入主中原。顾炎武一直都没有放弃反清复明的决心,因为他最担忧的是,延续了上千年的中原文明,会被当时文明程度很低的满人所毁,以至于出现“仁义充塞,率兽食人”的景象。不过所幸的是,顾炎武的担忧,在满清政权稳定下来之后并没有发生。满清并没有毁掉中原的汉字和文化,而是启用汉人,继承和延续了中原传统的文化和道德价值理念,并将自身逐步融合于中原文明中了。
那么在当时,顾炎武为何会如此的担忧呢?这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政体制度说起。
在中国的君主制时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深入人心,自汉代起,基于天道思想的儒家文化成为主流。君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君权神授”,君王受命于天,按照合乎天理的伦理法则来管理天下。无论在自己还是民众的认知里,遵循天道是必须的。知识分子学习、传播、捍卫社会道德伦理,或在朝廷和地方上担任要职,不断建议施政方法和修正君主的施政得失,或在民间着书立说,树立社会上的风范秩序,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知识分子承担着重大的社会道德责任,传承道德文化,维系社会道德价值标准不为权力所破坏,这就是后世人所说的,读书人承担的使命是“铁肩担道义”。君主行使权力的方式要受到强大儒家伦理的约束。君主有君主必须遵循的规范,社会各阶层都有各自需要遵循的道德准则。同时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大臣,各个阶层中的仁人志士,也在不断丰满和充实着道德文化,共同缔造盛世与历史。而反过来,一旦君王出轨变得暴虐无道,社会的民众就可以“替天行道”的方式,推翻他,重新建立清明的新政,同时留下参照和教训。
强大的以儒家文化为主要载体形式的普世价值,以及实力雄厚的士人(读书人)阶层,使得国家的权力运行,始终在道德文化的约束之下。即使政权更替的兵荒马乱时代,在新政一旦建立之后,社会秩序很快归于平稳。中国有世界罕见的五千年连续文明历史,是强大的道德文化力量所致。若作为天下之本的传统文化受到威胁,道德价值遭到毁弃,人不再有恻隐之心、善恶是非之心、羞耻之心、礼让之心,人就与兽无异,天下就真亡了。这是虽为匹夫也绝不能听之任之,也要奋起反抗的,这正是顾炎武的所忧所思。
到了现代社会,共和制(或立宪制)普遍替代了君主制,但文化对权力的约束依然存在,只是以新的形式出现,比如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仁爱精神以及契约论思想深入人心,演绎为宪政及三权分立等制度形式,来约束国家权力的运行。西方人常说“将权力装进笼子”,而这个“笼子”,就是将传统的文化理念具体化而成的各种制度。
而在中华大地上,君主制终结之后,新建立的共和制尚在襁褓之中时,中共乘日本侵华的国难之机,发展壮大,暴力夺权建政。自此中共邪党在中原大地,弃礼毁乐,煮鹤焚琴,不仅权力逃逸笼外,成为肆虐祸害民众的恶兽,而且真正出现了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乃至人心兽变。顾炎武的担忧变成了真正的现实,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所决定的。
因为中共邪党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现代的政党制度,是和宪政联系在一起的一整套制度中的一个。近代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契约思想,民众将公权力交给政府集中运行,同时公权力受民众的监督,政党在宪法之下组织政府运行。而中共邪党将其领导权写入了宪法,而中共的宪法没有经过民众公投表决,只是一个受操作的花瓶。中共邪党完全凌驾在宪法之上,掌握着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权力,支配着社会上的一切资源。中共邪党和近代政治制度中政党的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却冠以政党之名,因而迷惑了几乎所有人。这是它日后行暴虐的基础。
同时,中共邪党建立的完全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几十年来,中共邪党一直赤裸裸的叫嚣着“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实际上,如果仅指政权的组织形式上的争论,也就罢了,而它所说的意识形态,直逼人性的精神内核。它要掌控的不只是权力的组织形式,而是所有国人的精神与思想。这完全超出了一个正常政党的管辖范畴。各国的宪法中都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虽然表面上中共在宪法中也有虚假承诺信仰自由的内容,却同时又规定自己这个无神论邪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在实际的政权运作过程中,又是完全违反和践踏宪法精神和宪法规定的。
人类步入现代社会以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制度都遵循“政教分离”原则,政府只管世间的事务,人们思想和精神领域的事,归于宗教与文化,即所谓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中共邪党却一手绝对控制政权,另一手绝对控制全社会人的思想。正统的宗教信仰的是神,教人修心向善,引导人们遵循道德规范。而共产党信仰无神论,信奉马列,在其理念里不是遵循天道,而是彻底颠覆传统价值观,宣扬战天斗地、阶级斗争,宣扬没有道德底线的狼性。它通过所掌控的教育体系、宣传系统、深入到社会每一个细胞的党组织,进行全方位的强制洗脑,系统破坏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控制着整个国家所有的民众。共产党的政权是政治权力与强制邪恶洗脑(真正的邪教)的合而为一。而且有着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的,极其严密的控制方式。从当初夺权时期的“支部建在连上”,加强到今天对社会最底层村居委网格化管理,利用人脸识别技术等,建立了具体到每个人(尤其是思想异见者)的严密监控网络。中共不仅绝对掌控了所有世俗权力,又通过破坏传统的天道伦理,建立起精神领域的邪恶统治。在中共邪政邪教合一之下,整个国家成为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监狱。
中共的邪恶本质决定了其邪恶走向,自掌权之后,其邪恶在中华大地上就开始发芽、生长,随时间的进展,其“亡天下”的操作就自然的一步步展开。
在建政后不久,中共就通过发动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将传承传统文化的社会精英,从整体上予以消灭。知识分子,也就是传统的“士人”,是承载、传递、践行传统道德文化的中坚力量,是使社会能够稳定存在和正常运转的中流砥柱,从那个时候起,作为传统“士人”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作为整个一个阶层在社会上彻底消失。在中国几千年来文化制约权力的这种模式也就被彻底打破了。
没有了“士人”的中流砥柱,中共的魔性就如滔滔洪水在中华大地上肆虐,没有了阻挡。上个世纪中共荒诞的“大跃进”政策,由于再也没有了 “士人”群体的力挽狂澜,导致了三年大饥荒,三至四千万同胞被活活饿死。再发动疯狂的文革,运动中一开始就搞“破四旧”,彻底毁掉了承载传统文化的所有物质载体,目的是要抹掉人们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所有记忆。十年文革浩劫,破坏极其惨烈,使整个社会秩序、国家的经济都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共经短暂的修整后并没有停下“亡天下”的脚步。一方面对于历史与文化的真空,用在邪党理念指导下系统篡改和歪曲过的古代史和近代史,以及邪党的无神论和阶级斗争文化来持续填补。从幼儿园教育开始一直到博士毕业,在整个教育链条中,邪党用马列邪党文化全程强制洗脑。另一方面继续挥舞暴力的大棒打压和扼杀良善群体。1989年,血洗天安门广场,屠杀为了要求民主改革而请愿的学生,彻底扼杀了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人中残留下一点勇气与良知。1999年开始残酷镇压信仰“真、善、忍”价值理念的法轮功修炼群体。对这个毫无政治诉求,而是用行动在复兴传统价值观的善良修炼群体,中共邪恶用尽了人类有史以来所有最邪恶的手段,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在中共的邪政肆虐之下,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变成了什么样?自然环境,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及对环境的污染,长期阴霾笼罩,山河暗淡;官吏没有道德引导和法律约束,贪腐成性,无官不贪;每个行业背后都是黑幕重重,钱权勾结,从三鹿奶粉到莆田系医院,惟利是图,职业操守无存;骗子遍地,电信欺诈无孔不入;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随波逐流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专家、教授追名逐利成为权力与财富的附庸甚至帮凶;功利、投机、期望暴富成为社会价值观的主流;作为国家希望的年轻一代,在邪党的引导下普遍价值观扭曲,钱与权成为最渴望追求的目标。中共以牺牲环境和后人的利益为代价,在国内压榨百姓,在国际上行欺诈、破坏规则,一度使所操控的社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似乎不可一世。然而“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想想当年物质上极其奢华,而精神上极其堕落的庞贝城,一夜之间就为火山灰所覆灭。天下已经被中共邪党带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还不仅如此,中共邪党操纵整个国家机器甚至渗透利用海外势力,来迫害佛法和佛法修炼者,所造下的罪业如山如天。这场针对中共而来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就是中共邪党招来的可怕天谴,目前已经祸及到了整个世界。和中共走得越近的,疫情也越严重。整个世界面临存亡的危险。如果人类都被邪恶所操作和胁迫,道德堕落到无可挽救的地步,就必然会被上天所淘汰。
几百年前,顾炎武看到天下可能面临存亡的危险,振臂高呼,为天下的存亡而吹哨。今天法轮大法弟子在长达二十年残酷迫害的腥风血雨中,不仅始终坚守和实践着“真、善、忍”价值理念,同时持续在唤醒着世人的良知。在反迫害中,真正揭开了中共邪党的真实面目和毁灭人类的真实企图。这使得众多生命觉醒了,三亿五千万人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抹除了兽印。法轮大法弟子表演的神韵晚会真正再现了中华神传文化,使濒临危亡的天下,又迎来希望的新生。
朋友,您看清楚了吗?中共邪党不断的破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规则,毁灭着一切道德价值,它才是世界上企图毁灭人类的真正病毒,真正的毒瘤。作为炎黄子孙,中华儿女,让我们携起手来,真正承担起道德责任、肩负起道义担当,坚决的摒弃邪党,让我们凝聚正义力量,重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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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