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巴黎公社与新古典主义美术（下）

（续前文）

大卫也品尝过相关的苦果，只是他很清楚他所画的这些都是政治宣传，他自然不会蠢到去杀自己家的人。但是在他投赞成票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后，厌恶这场革命的妻子夏洛特（婚后姓名为Charlotte David，出生姓名为Marguerite Charlotte Pécoul）终于忍无可忍，与他离婚了。不过据史料记载，夏洛特并没有放弃把大卫拉回正轨。大卫1794年失势后曾两度被囚，在那段时期，夏洛特与大卫的学生们一直多方奔走求援，最终保住了他的性命，每次都在不长时间内使他得以获释。他们两人也在1796年11月12日复婚，其后白头偕老，不失为一段佳话。

这一时期与死亡相关的政治类艺术并不仅仅只体现在大卫一人的创作中。由于邪灵的作用和政治风气的败坏，不少艺术家都涉足这类主题。比如大卫的同学雷尼欧（Jean-Baptiste Regnault）画的《自由或死亡》（La Liberté ou la Mort）就是此类讨好邪政的作品：画中间长翅膀的人物是法国的象征，飞行在地球上空。两侧一边是象征自由共和制的女神，另一边则是死神。其主题露骨地显露出不搞共和革命就是死亡的政治色彩。虽然画中的人物有着天使或神话人物的外形，但所有人都知道，在禁止正教信仰与鼓励大屠杀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形象绝不是为了赞颂神，而是被盗用着去打击正信，号召杀人革命。

大卫由于主管宣传和艺术部门，再加上他自己的绘画技术高超，自然门下弟子众多。这些学生不少也追随他们老师的步伐，参与革命政治。比如接受早期共产主义流派“巴贝夫主义”（Babouvisme）的托皮诺（François Topino-Lebrun），是大卫的得意门生之一，其代表作也是一幅死亡主题的作品《盖约•格拉古之死》（La Mort de Caius Gracchus）。不过他最出名的地方是与雕塑家塞拉齐（Giuseppe Ceracchi）在雅各宾派倒台后残馀势力的帮助下于1800年秋密谋暗杀拿破崙，事情败落后与其同伙一同被处决。

大卫的另一个门生，雅各宾派画家亨内坎（Philippe-Auguste Hennequin）也曾参与早期共产主义政变。1796年9月，数百名早期共产主义团体“平等派”成员（Les Égaux）联合原雅各宾派所在党“山岳党”（Montagnards）残馀势力在巴黎西南龙骑兵（Dragon）第21骑士团驻扎地格勒纳勒（Grenelle）煽动叛乱，妄图重建已垮台的公社，实行共产主义土地政策，但很快被扑灭，亨内坎也因参与其中而入狱。

拿破崙上台后，这些疯狂才得以停止。1801年7月15日，拿破崙与罗马教皇签署了政教协议，即《教务专约》（Régime concordataire français），以法律为保障恢复了天主教会在法国的国教地位，允许教会公开举行宗教仪式；同时也恢复了公立初等学校的传统宗教教育，并聘请教会人士为教师。此后，教会在初等教育方面又获得了相对特殊的地位，即教职人员可被任命为公立初等学校的校长。

这时的艺术在此背景下也得以回归正统。艺术家们终于可以再次描绘正神而不受死刑威胁了——尽管此时描绘神的作品已经越来越少，但至少艺术界不再到处充斥着那些鼓励杀人革命的魔性毒素。正统艺术逐步走上正轨，从帝国时期往后延续的新古典主义整体可以视作回归以前的古典主义，即作为十七、十八世纪学院艺术中古典主义的发展和延伸。很多艺术家们的创作重心也不再放到现实政治上，而是逐渐倾向于一些神话和纯艺术类主题，这一点在新古典主义后期的代表人物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等艺术家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如果回顾一下前面的“革命艺术”则不难看出， 那些鼓吹暴力杀人的作品与正常的古典作品在美术技法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而造成它们天壤之别的是作品的主旨和立意，即一幅作品想要表达什么，这一点也是艺术创作的核心。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作品思想内涵的重要性无可替代。我们看到，无论在历史的过去还是现在，如果一个艺术家为一个践踏正信、屠杀无辜民众的政权唱赞歌，其作品技术再好也失去了它的意义，因为这是有违天道的。艺术从最初就来源于神，能给人带来美德的提升，而不是用来破坏普世道德的，因此艺术作品的立意在创作中起到的灵魂作用至关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主义美术整体上运用的是传统技艺，使用的是学院派的表达方式，所以不能作为糟粕来对待。很多艺术家，包括大卫，在美术技法上确实做出了卓越的成就，这一点也不能一概否定。只是在具体研究中，由于我们今天是借鉴前人的东西，而不是纯粹的照搬，因此对于前人的作品也需要有一些分辨与取舍，比如像《马拉之死》这类推崇邪恶、污染人心智的作品是非常不适宜用来做正面研究的。

或许有人会认为当时一些表达死亡的作品是遵循悲剧主题的传统潮流。从形式上看，有这方面的因素，但在实质上还是与真正的传统有着天壤之别。虽然自古就有悲剧题材的作品存在，但传统悲剧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唤起人心底的怜悯、人性中的同情与善良，或者涉及到人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对真理的追寻。这与大革命前后，很多艺术题材完全政治化，成为政治宣传工具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它们所表达的内容是为革命政治、人表层粗浅的东西服务的，与以前的传统思潮并不相同。在这些作品里没有主念，靠的是随着社会形势一边倒的肤浅观念，在艺术上却失去了真正的自我。受到这类所谓悲剧题材影响的人不是怜惜生命，反而在怂恿和刺激中追求杀戮民众，赞美流氓政权。不少作品的主旨是以冷酷的“革命性”去残杀人性与温情，鼓吹国家政权至上，煽动暴力革命热情到“大义灭亲”的程度（比如《荷拉斯兄弟之誓》和《侍从给布鲁图斯带回他儿子们的尸体》之类的作品）。这些都要针对具体的作品仔细辨别。

同时我们也看到，历史因素是错综复杂的，人一生中会行善也会作恶。正如前面所说，史上的艺术家们并不都是非黑即白的。比如前期画了不少暴力革命宣传画的大卫也会反思自己的行为。在失势后被监禁期间，他就在考虑创作方向的问题。从1796年初正式开始创作的《萨宾的妇女》（Les Sabines）中就能看到画家笔下“以爱来结束冲突”为主旨的艺术转变。

当拿破崙重新启用大卫为首席宫廷画师时，大卫的作品就已经告别了原来煽动革命的主题。虽然为帝王歌功颂德的绘画也能被视作政治方面的内容，但拿破崙是按照合法程序，经过教宗加冕称帝的。根据“君权神授”的原则，拿破崙属于被承认的君权，因此大卫十九世纪的宫廷作品尽管仍然政治气息十足，但也不再属于离经叛道。而在绘制《拿破崙加冕》（Le Sacre de Napoléon）过程中，大卫也与教宗庇护七世（Pius PP. VII）见过面，并得到了他的祝福。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也一步步让这个原来的革命者逐渐找到自己人生的位置。

从对大卫研究较多的法国艺术批评家德雷克鲁兹（Étienne-Jean Delécluze, 1781年-1863年）当年留下的论述中显示，大卫对革命政治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他在大革命从政期间的讲话基本上都是关于艺术、艺术工作者、艺术机构和他所主管的庆典方面的内容。因此，有观点认为，在法国大革命那样一个狂乱的时代里，大卫当时作为一名主管艺术的官员，很多时候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并不是疯狂的屠夫，但当屠夫们掌控了权力和屠刀时，为了自保，他也不得不去迎合那些人。

也有研究认为，大卫的这些做法其实是源于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先是适时地倒向革命者那边，当雅各宾派垮台后，又在另一个合适的时机找到了拿破崙这座新的靠山——而并不是真正意识到暴力革命的邪恶。从逻辑上讲，这完全是可能的。不过，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许多事情最好是根据历史人物的实际行为来衡量，而不是其想法。因为人的思维来源太复杂，很多时候种种想法都可能是别的因素在人脑中的反映，使人的想法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而真正评价一个人，还是要看他的行为。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人生的道路其实是被安排好的，过程中这样那样的想法并不能说明太多实质的问题。

正因为对历史的理解也是一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所以，与其猜测历史人物当时的想法，不如从史实出发，以人的行为来考量和判断更为准确，很多事情也能一目了然。

举个非常着名的例子：当年下令处决耶稣的罗马总督彼拉多（Pontius Pilate）知道耶稣是无辜的好人，而且耶稣在此之前还用神通治好了彼拉多独子的不治之症，因此不愿处死耶稣。但由于受到政治压力，彼拉多就拿水在大众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然后便判了耶稣死刑。

尽管彼拉多心里认为耶稣是好人，嘴上也说耶稣是义人，但行为上还是做了大坏事，因此仍然承担了巨大的罪业。当彼拉多宣判完耶稣的死刑后，他原来被治好病的儿子就倒地死亡了，不久后彼拉多自己也发高烧昏迷。然后，他的仕途很快也出现了麻烦，被流放到高卢。同时田产被充公，导致其身无分文，过着奴隶般的生活。但这还没完，彼拉多后来又被下令赐死。当他得知消息后，只能在绝望中自焚身亡，连残破的尸体扔入河中还被鱼群分食。

对于历史人物如此，对于当今的人不也是一样吗？今天很多中国人都心知肚明中共作恶多端，甚至在私下里大骂中共邪党。但在没有退党、退团、退队的情况下，曾经对着中共血旗发过毒誓的党、团、队员们还是属于中共的组成部分，被视为中共的一份子。那么当天灭中共之时，没退出者就会被连累，处于危险之中。

可见，真正邪恶的其实是害人的邪灵。对人而言，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其他职业者，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在纷乱的局势中经历一生的魔难，最终找到人生的定位是很不容易的。对于第一次巴黎公社时期的艺术作品，从人这一层现有的理论上讲，那个时代虽然有邪灵干扰，但在世间的理论中还没有被完全归类为共产主义时，我们也不把它们定性为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只是在对待具体作品上需作出辨别，避免在做艺术研究时被邪灵因素钻空子。对于史上的那些艺术家而言，如果有不描绘邪恶内容的正面、传统、优秀的作品，我们仍然是以慈悲来看待的。在理清脉络的基础上去研究前人的作品，才更容易从传统美术中得到正的参考，回归神传艺术。@（全文完）

Augustin Barruel, 《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jacobinisme 》, 1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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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