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内曾主管意识形态，名列毛、周和王洪文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康生及其妻子曹轶欧，生前都患有恐惧症。
据曾在北京301医院麻醉科当护士的陈赓大将的女儿陈知进回忆，康生临死前患上了恐惧症，每天24小时要警卫员开灯陪着，病房里要不停地放映电影。只要病房里没有人，他就会恐怖地叫喊，说谁谁谁来找他索命了、谁谁谁满身血污、谁谁谁戴着镣铐叮当作响，喊得有声有色，听者是毛骨悚然。
而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也患有类似的病症。1975年康生死后，曹轶欧从北京的小石胡同搬进了木樨地22号楼，这座楼是给部长级干部盖的，王光美等许多曾被康生、曹轶欧迫害过的中共老干部都曾住过这里。曹轶欧住进这座楼后，时时感到恐惧、忧虑、痛苦、紧张和不安。她怕敲门、怕响声，更怕人，特别是怕受过她迫害的中老年人。她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时时做噩梦，梦见许多面目凶恶的人追杀她，甚至于白天也能见到冤魂向她索命。
一天晚上，她的孙女一进屋，曹轶欧就马上跪在地上哭喊道：“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现在有人要向我报仇，要谋害我，快搭救我吧，不然我活不成了！”对此，见怪不怪的孙女并未太过惊讶，因为这几年曹轶欧的疯癫已不罕见，而且是越来越严重。1989年，在这种恐惧中，她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康生曹轶欧夫妇生前缘何患上恐惧症？从佛家因果报应的角度来看，显然是因为作恶太多，遭到了鬼魂来索命。陈知进说，生前康生不知害了多少好人，“整风肃反”时，他亲自用烙铁烫别人的胸脯、用酷刑虐待犯人等。至于曹轶欧，也绝不逊色于康生，尤其在文革期间，她与康生一起，用许多下作的手段，比如凭空捏造、歪曲事实、刑讯逼供等整了许多人，害死了不少人。
查阅中共披露出的有限史料，康生曹轶欧夫妇确实是自作自受。据大陆出版的《毛泽东与陈云》一书披露，早在延安时期，负责中共情报机关的康生就炮制了几起着名的“特务”案件，最有名的三大案件是钱维人案、王遵及案和李凝案。这三人在遭刑讯逼供后，都被打为“特务”和“汉奸”。然而，后来这些罪名都被证明是莫须有的。
在整风运动中，康生因为支持毛与江青结婚，而得到了毛的赏识。其后，在洞察了毛想树立自己权威的想法后，他帮助毛在1942年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并藉机大搞刑讯逼供，将大批中共党员打成特务、叛徒和内奸，炮制了一大批冤案，将延安变成了一片红色恐怖。而这正是文革的预演。
到了土改时期，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康生在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施行了极为残酷的政策，几乎杀掉了每一个地主和富农，使许多人对其产生憎恶。当时，康生发明的众多酷刑中包括：把囚犯拴在马后，然后，鞭打那匹马，驱使它拖着受害者不停地奔跑，直到把人拖死；把醋灌进受害者的喉咙；用一根马尾刺进受害者的阴茎……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康生又按照毛的意旨大力批判彭德怀，说其是“野心好大，要得中华！还起个号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阴谋嘛”。1962年，康生指责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并成立专案组，将习仲勋等人打成“反党集团”，牵连在内的共有6万多人，被迫害至死的有6千多人。康生之残忍可见一斑。
文革爆发后，康生出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充当毛的打手。他根据以往的经验，炮制了许多冤案，包括打倒贺龙、罗瑞卿、刘少奇、王光美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人称“刽子手”。
而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任职中央文革办副主任的曹轶欧，在文革期间，不仅对自己的同事痛下毒手，而且协助康生害人。中共高官陈云曾说过“康生是鬼不是人”，跟随在康生身边作恶的曹轶欧又哪里算得上人呢？他们生前被鬼魂折磨、索命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然而，报应并未在康生死后终止。文革结束后，中共向全党公布了康生的部分罪行，并决定将其开除党籍、撤销原悼词，其骨灰盒也从八宝山被搬了出来，由其妻子和儿子领回家中。其与陈宜所生的儿子张小石在1979年被免职，后被审查并被开除党籍。
三尺头上有神明，人做了什么，上天都有明确的记载，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候一到，报应全来”绝非是无稽之谈。@*#
参考资料：
《康生临终得报应》
《康生评传》
《玉历宝钞》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