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7月10日讯】7月7日，美国智囊哈德逊研究所举办影片对话，主题为“与FBI局长对话：中共试图影响美国机构”。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Wray）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中共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侵害。
以下是FBI局长演讲全文翻译。
会议对话者：哈德逊研究所战略与政治高级研究员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
大家好！感谢大家参加今天哈德逊研究所的活动。我们都按照适当的方式戴了口罩，并且保持了合适的距离。今天我们请到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弗·雷。我很高兴今天回到办公室，与局长交谈。
克里斯多弗·雷目前担任联邦调查局的第八任局长。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曾在联邦政府里担任不同职务，包括在司法部副部长办公室担任首席司法部副部长，负责监督司法部对执法机构进行调查。
2003年，乔治·W·布什总统任命雷先生担任司法部助理部长，主掌刑事法庭，监督重大的国内和国际刑事案件调查，并且负责司法部反恐、反间谍以及出口管制等部门。911事件以后，雷先生在司法部开展的打击恐怖主义、网络犯罪以及国际间谍等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天雷先生将和我们一起讨论中共如何通过间谍、虚假新闻不断地企图干涉美国国内事务，从事知识产权盗窃和金融盗窃等话题。雷局长，我非常荣幸欢迎您来到哈德逊研究所！
谢谢！沃尔特，早上好！大家好！我意识到这次交谈有挑战性，尤其是在目前的局势下举办这样一次交谈。感谢哈德逊研究所举办今天的活动。长期以来对我们国家的情报、知识产权、经济活力构成的最大威胁来自中共的反间谍和经济间谍活动，它威胁了我们的经济安全，并且进一步威胁到了我们的国家安全。
作为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近期的讲话中讲，我们不能对中共的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今天，就这种威胁的严重性问题，我将提供的有关中共威胁的细节比联邦调查局曾经在公开论坛上公布的还要多。
这种威胁如此严重以至于司法部部长和国务卿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也要大量谈及这些问题。如果你认为这些事情只是情报问题，或者是政府问题，或者基本上是大公司可以自己解决的恼人的小事，那你就是大错特错了。中共的盗窃规模如此巨大因此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转移之一，而受害的是美国人民。
如果你是一个美国成人，那么中共很有可能已经盗走了你的个人信息。2017年中国军方密谋对艾可飞Equifax信用公司进行了黑客攻击，盗走了一亿五千万美国人的个人敏感信息。这几乎是美国人口的一半和大部分成年人。
过一会儿我会谈到，这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遭遇危险的不仅仅是我们的信息，还有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的安全。我们如今面临的情况是联邦调查局每隔10小时就要启动一个新的与中共有关的反间谍案件。
目前联邦调查局在全国范围内正在侦办的接近5000宗反间谍案件中，几乎一半与中共有关。
就在此刻，中共正在努力侵入美国从事COVID-19病毒关键性研究的医疗机构、制药公司、学术机构等。
在此让我澄清一下，这与中国人民无关，也当然与美国华人无关。美国每年欢迎10万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来到这个国家。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从中国来到美国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庭寻找天赐的自由，而我们的社会对他们的贡献给予了更好的回报。因此，当我说来自中国的威胁时，我说的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
想要理解这种威胁以及我们必须如何做出反应，美国人应该记住三件事。
第一，我们需要看清中共当局的野心有多大。中共，相信通过一代人的战斗可以超越我们的国家，获得经济和技术上的领导地位。
这足以让人清醒。可是中共发起这场战斗的方式不是通过合法的创新，不是通过公平合法的竞争，不是通过赋予其公民以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创造性，而这些正是我们在美国所珍惜的。相反，中共不择手段，举全国之力想要成为世界唯一霸主。
第二，美国人需要明白的是中共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复杂手段，从网络攻击到收买可靠的内线，他们甚至于直接派人亲自去偷。他们开创了一种广泛利用多种人员身分偷盗创新技术的方法，不仅包括中共情报人员，而且包括对外宣称是私人企业的国有企业，某些种类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以及其他五花八门的为他们服务的人员。
为了实现其目标并且超越美国，中共认识到它需要在尖端科技方面实现跨越。但是可悲的事实是，中共不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实现创新，而是经常偷窃美国的知识产权，然后用来与其所伤害的美国公司进行竞争，这等于说是两次行骗。他们瞄准了从军工设备到风力涡轮机、大米、玉米种子等一切领域的研发。
中共政府通过其人才招聘计划，比如所谓的“千人计划”，极力诱使科研人员偷偷地把我们的知识和创新带回中国，即使那意味着盗窃有产权的资料，或者违反我们的出口管制以及“利益冲突”法规。
以中国公民、美国合法永久居民科学家谭洪金的案子为例，他申请到了中共的“千人计划”，从他的前雇主——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家石油公司——盗窃了价值10亿美元的商业秘密，因此遭到逮捕。就在几个月以前他被判刑入狱。
还有石山的案子，他是一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科学家，于今年初被判入狱。石山盗窃了有关复合泡沫塑料技术的商业秘密，该技术作为一项重要的海军技术应用于潜艇。石山也申请了中共的“千人计划”项目，并且特别承诺在美国“消化”和“吸收”相关技术，为中共国有企业效力，那些企业的终极计划就是挤垮美国公司，抢夺市场。
还有一种诡计更加让人愤怒、极端恶劣。耍阴谋的人把偷窃来的加工技术在中国申请专利，然后主动向受害的美国公司提出利用其被偷窃的技术办合资企业。我们正在谈论的这家美国公司花了多年时间和几百万美元开发这项技术，中共无法复制它，于是就花钱雇人把它弄到手。
就在两个星期以前，张浩被判犯有经济间谍罪、盗窃商业秘密罪，串谋盗窃两家美国公司的有关无线设备的有产权的资料。其中一家公司曾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开发被张盗走的技术。
这些案件来自联邦调查局侦办的一千多宗中共实际盗窃和企图盗窃美国技术的案件，也就是说，还有一千多宗正在进行的与中共有关的各种反间谍调查我还没有提到。我们正在通过我们的全部56个地方办事处开展这些种类的调查。我们看到，在过去的10年里与中共有关的经济间谍案件大约增长了1300%。
我们面临的风险已经高得不能再高了，对美国企业以及整体经济造成的潜在的经济上的伤害几乎难以计算。
正如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六月份的讲话中所说，中共政府还在肆意使用黑客盗取公司及个人的信息，其中有军方黑客，也有民间黑客。我刚刚提到的对艾可飞Equifax信用公司的黑客入侵并不是中共唯一一次大量偷盗美国公众的敏感个人信息。中共军方人员已经受到了指控。
再比如说，你们中有人在安瑟姆Anthem或者与其有业务往来的保险公司买过健康保险吗？在2015年，中共黑客盗取了该公司八千万当前客户和以往客户的个人信息。
或者你也许是一名联邦雇员，或者你曾经是联邦雇员，或者你曾经有一次申请一个政府工作岗位，或者你的家庭成员或者室友申请过。那好，在2014年，中共黑客从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盗取了二千一百多万份记录。
他们为什么做这些事？首先，中共急于抢先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世界领袖，他们偷盗的这些信息可以直接用于中共的人工智能工具的开发。
此外，威胁会进一步叠加，因为中共盗窃的数据很明显有助于他们尝试把某些人确定为收集秘密情报的对象。在这个前沿领域，中共正在利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这与美国人为了保持人际联系或者找工作而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一样，但是中共的目的是物色有机会接触我们政府的敏感信息的人，瞄准这些人以便偷窃信息。
仅举一个例子，最近，一名中共情报官员在一个着名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伪装成一个猎头人，主动向一名美国公民提供一大笔钱购买所谓的“谘询”服务。这听起来好极了，直到后来你发现所谓的“谘询”服务都与这名美国公民作为美国军事情报专家有机会接触到的敏感信息有关。
如今那个故事有了一个让人高兴的结局：那个美国公民做了正确的事情，举报了那个可疑的联系人，于是联邦调查局与我们的武装人员合作，把那人抓住了。我希望我可以说所有这种事都能有这样的结局。
学术界也发生过类似的麻烦事儿。
中共通过我们刚才提到的“千人计划”等人才招聘计划收买美国大学里的科研人员，让他们把我们的发现和创新成果秘密带回中国，其中包括有价值的联邦资助的研究成果。直接说吧，这就意味着美国的纳税人有效地为中共自己的技术开发买单。然后中共利用这种不劳而获的收益削弱美国的研究机构和公司，阻止我们国家的发展，让美国人失业。我们看到这样的结果越来越多。
仅五月份一个月，我们就逮捕了王擎，他曾在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做研究员，从事分子医学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遗传学研究；还有洪思忠，他是阿肯色大学的科学家，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做研究。这两人都被控犯有欺诈罪：在接受数百万美元的美国联邦资助的同时隐瞒了他们加入中共人才招聘项目的事实。
在同月，埃默里大学前教授李晓江认罪，承认提供了虚假的报税表，没有据实申报他从中共的“千人计划”项目中获得的收入。我们的调查发现，他在埃默里大学从事亨廷顿疾病研究的同时，从中国收到50万美元，但是没有申报。
类似的案件还有查尔斯·列伯，哈佛大学化学及化学生物学系主任，就在上个月被指控向联邦政府提供虚假陈述，隐瞒自己参加“千人计划”。美国政府控告列伯向哈佛大学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隐瞒了自己在一所中国的大学里担任战略科学家一职的事实。被隐瞒的事实还包括：中共政府通过武汉工程大学向他支付每月5万美元，至少15万美元的生活开支，至少150万美元用于在中国建立一个实验室。
案件不止这些。中共用来驾驭美国人的另一个工具我们称之为“恶意外国影响”。
目前传统的外国影响是一种正常的、合法的外交活动，一般通过外交渠道进行。但是恶意的外国影响是颠覆性的、秘而不宣的、犯罪性质的，或者以胁迫为目的的，旨在左右我们政府的政策，扭曲我们国家的公共话语，打击我们对民主程序和民主价值的信心。
中共正在进行一场高度复杂的恶意对外影响运动，其手段包括贿赂、敲诈、秘密交易。中共的外交官既施加公开的、赤裸的经济压力，同时收买貌似独立的中间人，藉此把中共的喜好强加给美国官员。
仅举一个司空见惯的例子，比如说中共得到风声说某位美国官员正计划去台湾旅行，可能是一位州长，或者州参议员，或者国会议员。中共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这一次旅行可能看起来像是使台湾从中国独立合法化——当然，台湾独立的合法化与“一个中国”的政策相冲突。
那么中共怎么办？好，中共有手段影响该美国官员的选民。美国公司、学术机构、新闻媒体都有合理的、可以理解的理由去结交中国伙伴，进入中国市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独裁本质，中共对美国人的那些伙伴和市场拥有巨大的控制力。
于是，中共有时就开始公开地、直接地去影响那位美国官员。中共可能会公开警告，如果那位美国官员执意要前往台湾，中共将吊销该官员所在州的一家公司在中国进行生产的许可证。这将对那家公司构成经济上的伤害，会直接给那个美国官员造成压力，使其改变旅行计划，也让该官员知道中共正在影响着他。
这真是够坏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手段通常不止于此。如果它想继续拥有权力，它就不会停下来。于是它就更加歹毒地运用各种手段。如果中共的直接的、公开的影响活动不能奏效，他们有时就会采用一些间接的、隐蔽的、具有欺骗性的方式施加影响。
我们继续讲那个美国官员计划前往台湾旅行，因此惹恼中共的案例。中共会更加冷酷无情地寻找与该官员非常贴近的人——该官员最信任的人。中共会努力影响这些人，让他们作为中间人站在中共的立场上去影响该官员。
被拉拢的中间人就会对该官员耳语，努力左右该官员的旅行计划或者该官员在公开场合对中共政策的表态。这些中间人当然不会告诉该美国官员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走卒。更糟糕的是，某些中间人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被当作棋子利用了，因为他们自己也被骗了。
总而言之，中共毫不犹豫地施放烟幕、制造幻象、误导方向，以此影响美国人。
同样，如果学者和记者想要到中国旅行，中共常常强迫他们做自我审查。我们曾经见到中国共产党给美国媒体以及体育明星施加压力，让他们回避或者压制人们在香港和台湾问题上批评中共的野心。这类事情屡次发生，遍及美国各地。
我注意到了一个不幸的事实，这场全球瘟疫并没有能阻止中共的这些行为。事实上，我从联邦官员、各州官员，甚至地方官员那里得知，中共外交官咄咄逼人地催促他们支持中共处理COVID-19病毒危机的做法。是的，这种事在联邦和各州层面都发生过。就在不久前，我们有一个州的一位参议员甚至被要求建议做出一个决议支持中共对这场全球瘟疫的反应。
我要强调的是：这一切看似无关紧要的压力会发展成一种制定政策的环境，让美国人感到自己被中国共产党束缚在了一个桶里。
一直以来中共政府和中共厚颜无耻地违反已经制定好了的规则和法治。
从2014年开始，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率先发起了一个名为“猎狐”的计划。目前，中共把“猎狐”计划描述成某种国际反腐运动，实际上不是这样。相反。“猎狐”计划是习总书记主持的一个大规模行动，目标瞄准在被他看作是威胁的、居住在中国以外、遍及世界的华人，也就是那些试图揭露中共如何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政治对手、异议人士和批评者。
他们所瞄准的数百名“猎狐”行动的受害者就居住在美国，而且很多是美国公民或者是绿卡持有者。中共政府企图强迫他们回到中国，所采取的策略令人震惊。
比如说，如果中共政府找不到某个“猎狐”目标，就会派一名特使去该目标在美国的家中。让家人传递一个什么消息？目标有两个选择：要么马上返回中国，要么自杀。如果“猎狐”的目标拒绝返回中国，那会怎么样？在以前，他们的家人，无论是在美国的，还是在中国的，都会受到威胁和强迫，那些在中国的家人甚至会被逮捕作为要挟。
我要藉机说明，如果你相信中共政府正在瞄准你，你是“猎狐”计划的潜在受害者，请你与联邦调查局的地方办事处取得联系。
既然理解了一个国家如何运用这些谋略，那我就说一说美国人需要记住的第三件事：中共拥有一个根本上不同于我们制度的制度，它正在不择手段地钻我们开放制度的空子，同时利用它自己封闭制度的优势。
很多区别在美国这里意义重大，但是在中共那边却很模糊或者几乎不存在。我是在讲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区别，民间与军方的区别，国企与“私”企的区别。
有一件事，相当多的中国大型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完全归政府所有，因此就是归党所有。即使不是，中共的法律也允许政府强迫任何中国公司提供政府需要的信息，包括美国公民的信息。
除此以外，中国公司，无论规模大小，都要按照法律要求在其内部成立中共“组织”以确保公司坚持共产党的路线。更令人惊讶的是，据说在一些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里也建立了中共党组织，费用计入营业支出。
美国公司在考虑与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开展合作的时候，应该再三考虑这些特点，全体美国人在依赖这种公司的设备和网络的时候，也应该三思。作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可以广泛地深入到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华为在美国被控犯共谋欺诈罪，据起诉书所说，曾经多次盗窃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干预司法，对美国政府及其商业伙伴包括银行撒谎。
指控非常清楚：华为是连续盗窃知识产权的窃贼，有盗窃模式，而且无视法治和受害者的权利。我得告诉大家，它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其中描述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对其公司理念的理解。
据说他在华为的一个研发中心告诉员工，为了确保公司能继续生存下去，他们需要——我来引用他的话——“冲啊，边冲边杀，让鲜血染红我们的道路。”据说他还告诉员工，华为已经进入了——引用他的话——“战争状态”。我当然希望他说的不是字面意思，但那个语气很难令人振奋，尤其是考虑到该公司持续不断的犯罪行为。
在我们当今世界，最可怕的前景莫过于一个充满敌意的外国政府有能力毁坏我们国家的基础设施和设备。如果像华为这样的中共公司获准不受限制地进入我们的电信基础设施，他们就可以收集我们在他们的设备或网络上传输的任何信息。更糟糕的是，如果中共当局想要得到某种信息，他们就别无选择地把信息交出。在美国，个人隐私以及正当程序保护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在中国干脆就不存在。
中共当局致力于广泛的、多种多样的盗窃活动以及恶意影响，藉助极权政治的高效率发起攻势。他们精于算计，坚持不懈，有耐心，不受一个开放、民主社会或者法治社会的道义约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产党人将继续盗用我们的智慧，影响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操纵我们的公共舆论，盗窃我们的信息。他们采用的方法就是使用一切手段，利用一切行业，因此也要求我们使用一切手段，利用一切行业予以回应。
我们联邦调查局的同事们每天都在勤奋工作，以保护我们国家的公司，我们的大学，我们的计算机网络，以及我们的智慧和创新。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广泛地使用各种技术，既提高了我们的传统执法水平，也提高了我们的情报能力。
我想简要地说明一下，我们取得了成功。在很多外国伙伴的帮助下，我们逮捕了全球各地的目标。我们的调查以及随后的起诉揭露了共产党人使用的谍报技术，提升了我们的危险意识以及我们的各产业的保护意识。我们行动也展示了我们的决心以及起诉犯罪元凶的能力。下断言是一回事，但是在我们的司法制度下，如果一个人、一家公司被调查或者被控犯罪，我们必须要证明起诉的真实性，而不只是一个合理的怀疑。
事实是关键，刑事指控也是关键。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刑事起诉已经使其他国家加入到我们的事业中，这对于劝说中共改变其做法非常关键。
我们正在与美国以及国外的伙伴机构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我们不能孤军奋战，我们需要全社会的响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情报机构和执法机构都比以往更加努力工作，以便为公司、大学、美国人自己提供他们需要的信息，以便他们做出精明的决策，保护他们最宝贵的资产。
有效地抗击这种威胁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与中国人做生意，也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邀请访问学者，也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欢迎中国学生，或者不应该与中国一起在国际舞台上共存。但是这确实意味着，一旦中共违反了我们的刑法和国际准则，我们将不会容忍它，更不要说帮助它了。联邦调查局将与我们遍及美国政府的伙伴机构一起对中共追责，保护我们国家的创新、智慧和生活方式，这要依靠美国人民的帮助和警惕性。
谢谢你今天邀请我！
谢谢你，局长！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