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假设，在这里提出看来很重要，是有关在镇压共产党人时，普遍的一种反犹主义。对这些审判的分析经常提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斗争”。毫无疑问，这个方面，与苏联对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政策的变化有关。在以色列这个新国家的诞生中，捷克斯洛伐克尤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提供武器给哈加纳（Haganah，译者注：是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时期的一个犹太人准军事组织，后来成为今日以色列国防军的核心）。当以色列成了“重要的敌人”之后，苏联政策转向支持阿拉伯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本书第一部分的作者韦尔特（Nicolas Werth）已经指出，反犹太元素出现在1947年12月之后的苏联的镇压中，以及上世纪50年代为“伟大的最终清洗”所做的准备中。在中欧，反犹主义在拉依克审判中非常明显，法官强调了被告中四人，包括拉依克，姓氏的犹太起源。这种反犹主义在斯兰斯基的审判中达到顶峰，强调了被告中11人姓氏的犹太起源及其与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所谓联系。
为了理解这种潜在的反犹太主义的程度，人们只需阅读上文已经提到的那位莫斯科的顾问利哈乔夫同志的一份报告，此人曾要求提供有关某些斯洛伐克领导人颠覆性活动的信息。曾与他对话的一名斯洛伐克人在一份声明中写道，利哈乔夫宣称：“我不在乎这些信息从哪儿来。我甚至不在乎这信息是不是真的。我已经准备好相信它，就让我来做剩下的事。为什么要担心这些犹太屎呢？”
这棘手的反犹太主义还有另外一个、未知的方面。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似乎希望能解决共产国际里所有的犹太人，确实地把他们消灭掉。这些犹太共产党人不信仰他们的宗教；他们似乎已经认定了他们属于那个国家或者属于国际共产主义群体。我们没有消息来源证明他们的身分认同受到了大屠杀的影响。但是，当然的，他们的许多亲属死在纳粹的死亡集中营里。
战争结束后，仍有许多犹太共产党人占据着中欧各党派和组织的关键位置。在一个对匈牙利共产主义的全面调查中，莫尔纳（Miklos Molnar）写道：“在等级结构的最顶端，几乎无一例外，领导者都有犹太血统，在中央委员会、秘密警察、新闻和出版社、戏剧和电影院里的比例会略低。虽然制定了一项提拔年轻工人担任有影响力的职务的政策，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权力仍然属于犹太小资产阶级。”1953年1月，匈牙利的秘密警察首脑、拉依克的老朋友彼得（Gabor Peter）自己，被当作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家关进了监狱。拉科西在一个官方讲话中──其实他本人就是一个犹太共产党人──诬蔑了“彼得和他的帮派”，并将其变成了替罪羊。
在罗马尼亚，共产国际职员──犹太人鲍克（Ana Pauker）的命运在1952年被决定，她与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和卢卡（Vasile Luca）同为执政的“三驾马车”的成员。根据无法从其它来源确认的一份声明中所说的，1951年斯大林在与乔治乌-德治的一次会面中，对罗马尼亚尚未逮捕铁托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特务表示惊讶，并要求立即采取行动。结果是时任财政部长的卢卡在1952年5月，与时任内务部长的乔治斯库（Teohari Gheorghescu）一起，被解职后再判处死刑。卢卡的判决后来被改判为终身监禁，并死在狱中。鲍克当时是外交部长，她于7月初被解职，1953年2月被捕，并于1954年获释，回到家里。反犹主义的迫害转向较小的目标。#（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晓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