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两个月的抗议和骚乱的形势下，几个目标各异的团体顺势组成了关系不稳定的联盟。
有些人想利用民众普遍对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遇害的反感来抗议部分警察蛮横和不公正的行为，并改革警察系统。另一些人则想彻底解散警察，并烧毁全国所有的警察局。
然而有一些人是想要确保民主党在11月取得选举胜利，并确保在此期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能让唐纳德·川普总统成为众矢之的。一旦目的达成，便让整个运动和口号消失，就像当年“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一样人间蒸发，抑或像“我也是”（#MeToo）的反性骚扰活动在一夜之间消失，因为它差一点就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Joe Biden）陷入性骚扰的丑闻当中。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警察队伍已经变得更加专业、训练有素。所有值勤的警察对于明尼阿波利斯黑人乔治·弗洛伊德遭遇警察暴力致死事件深感遗憾，更何况是指挥官或工会领袖。弗洛伊德之死是全国各大城市爆发反警情绪（anti-police sentiment）的导火线。
海瑟·麦克唐纳（Heather Mac Donald）描述了随后发生的抢劫、破坏和骚乱：
“5月28日星期四晚上，明尼阿波利斯市长雅各布·弗雷（Jacob Frey）下令所有人员撤出该市第三警察分局，因为无政府武装分子已经连续三天袭击该分局。这座建筑随后立即被烧毁，此举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讯号：表明社会不会捍卫其最基本的执法机构了。”
“不久全国各城市俨然成了野蛮的杀戮战场。暴徒们肆无忌惮地放纵人类对暴力的欲望、对掠夺和破坏的纯粹快感。警察遭枪杀、车撞、刀砍、棒打。两名分别是现任和前任执法人员遭冷血杀害。警车、警局被炸毁，法院被打砸。抢劫者开着卡车窜行街道，将所有商店洗劫一空，把抢来的东西倒进这些重新改造的南北战争时期的旧卡车。他们将自动取款机从墙上拆下来；抢夺药店里的药品。”
革命者与改革者
两个月后，骚乱继续在全国几个城市蔓延。在一个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由企业资助的“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组织主导下，他们提出了“削减警察预算”的要求。这意味着什么？对于黑命贵和安提法组织（Antifa是Anti-Fascist‘反法西斯’的缩写）的革命者来说，削减警察预算就是他们目前的意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过渡需求。在当前形势下利用过渡需求起到煽动作用，同时又逐步将过渡需求与革命社会主义者（revolutionary socialist）真正的目标联系起来，那便是削弱、推翻资本主义。
这项要求的目的不是真的要改革警察部队，减少滥用权力，也不是为了让警察部队通过维持法律和秩序更好地服务、保护社区居民。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真正的企图是摧毁社会的核心。
正如布尔什维克派（Bolsheviks）的说法：警察和军队之间有着至关重要的区别。作为革命者应该争取军队的支持，获取军人对革命的同情。然而，警察却是直接在城镇中与穷人、工人对峙的国家部队，革命者应该狠狠殴打他们，杀了他们。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诉求已经达到目的，美国警察的力量被削弱了，革命者的力量逐渐强大。
极端暴力的反警察团体如安提法组织，以及受马克思主义搧动的黑命贵领导者可能有清晰、明确的革命动机，但是其他多数参与抗议活动，或为抗议活动欢呼的人并非真的要伤害或杀害警察。
目前传统媒体如《纽约时报》已经减少或根本不报导抗议活动中的暴力事件，他们以“大部分是和平的”来描述抗议活动。但是最近一个周末，波特兰整个城市陷入无政府状态，有5000或6000人参与骚乱，暴徒向联邦执法人员投掷燃烧瓶（Molotov cocktails）、直接向他们发射迫击炮式的商用烟火、用雷射光瞄准他们的眼睛，并用烟火和投射物打伤二十多人，这绝不是像自由派媒体所说的，以和平的方式表达不同的意见。
确实，许多人参加抗议活动、或为抗议活动欢呼完全不是为了革命。他们纯粹想表达对弗洛伊德因警暴致死的震惊和反感，并确保警察的执法方式得到改革，使这种可怕的警暴事件不再重演。这些真的都是和平抗议者，安提法让他们站在示威者的前面，当成一道所谓“母亲墙（wall of moms）”的人盾，安提法则是从人盾后面投掷物品攻击警察。
波特兰的问题
波特兰和其它地方持续不断的骚乱和抗议活动，现在成了民主党人的问题。他们为了赢得11月的总统大选，于是将当前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川普总统，同时免除所有（民主党）市长的责任——市长有责任维护该市的警察及法律、秩序。民主党人一直在支持或掩护那些革命者，其实民主党人也不是真的认同他们。
现在这个奇怪的联盟也包括了大部分城市和郊区的白人中产阶级的孩子，就如同维克多·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在《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中所描述的，这些孩子多数都还在上大学、刚毕业或者辍学。他们组成了安提法组织及其附属组织。他们就像突击队，“似乎主导策动推倒雕像、涂鸦和破坏行动，以及示威中的暴力行为。”
汉森说，就像当年的雅各宾党人（the Jacobins，激进、左派的革命者）、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人或阿拉伯之春的革命者，他们制造动乱的起因正是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在一个不需要那么多律师的世界里，精英人数已经过剩，高等教育过度扩张。今天的雅各宾主义者所拥有的这些技能或资格证书并不能让他们获得工作。
正如汉森所说，他们是“新一代多馀的精英，因为他们投资在大学里受教育的时间，没有给他们带来声望或金钱，只给他们带来债务和教授们教导的口号，这些教授已经取得终身职，待在舒适的休息室里传道式地教育他们。历史证明：当自命不凡、一心想成为精英的人过多，变得无足轻重时，他们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极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因素。”
民主党人的困境
只要民主党和它的媒体能够将造成社会混乱的责任归咎于川普，等到拜登当选总统之后，民主党人便能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出来恢复社会秩序与稳定，对民主党来说，这些革命者暂时还有利用价值。
但随着每天持续的骚乱，这种选举策略越来越没有说服力。抗议者和骚乱者的诉求越来越脱离当初各政党共同关心的议题：关注黑人生命和警察的不当行为。同时，骚乱本身就是犯罪行为，而非和平抗议，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波特兰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领导人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以“白色奇观”（white spectacle）描述这两个月来他所在城市发生的夜间抗议活动，并指出所有团体都利用这些抗议活动诉求各自的政治目的，致使抗议活动脱离了黑命贵运动的主轴，因此他在文章中提问：“安提法和其他左派煽动者为黑人平等事业做了什么？”
一位波特兰的黑人警官评论说，站在他这边的黑人和少数族裔比站在示威者那边的人数还多。美国国会议员吉姆·班克斯（Jim Banks，印第安那州众议员）说，抗议者关注的问题非常广泛，好像都是些不相关的议题，如全民医疗保险、气候变化、移民权利、无家可归等。他们不是特别关心黑命贵和弗洛伊德受虐致死的议题。
即使美国黑人对警察充满愤怒与不信任，但并不认同“削减警察预算”的诉求，因为“削减警察预算”只会让贫穷的黑人生活更加不安全，让居民任由暴力团伙和毒贩组成的“非正规警力”摆布。“低犯罪率社区富裕的自由主义者可以热情地支持骚乱而不用觉得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个口号。
但是，吉尔·洛维（Jill Leovy）针对贫民区谋杀案的研究报告中栩栩如生地描述，生活在贫困区的黑人长期受到忽视，贫困社区警察经费经常不足。进一步的警察改革是需要的，但他们往往用错方式，不是徒劳无功，就是矫枉过正，把守法公民当成罪犯，而疏忽了解决重大犯罪案的任务。
如果在高犯罪率社区警察为了回应备受关注的质询和反警情绪，因而退出调查重大犯罪案件，或从重大犯罪案件中抽调警力，那么犯罪率就会激增，暴力事件也会增加，尤其是黑人对黑人的杀人案件将会增加，其主要受害者是年轻的男性黑人。
在那些由民主党控制着大城市警力的地区，除了看到民主党人的推卸责任，更加明显地看到他们的失败之处，他们没有解决城市内部，或他们控制的警察部队当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没有重建城市秩序并保护公民，甚至每晚所有人在屏幕上都能看出这些骚乱是暴力犯罪，但民主党人却不承认那是暴力行为。
我们越来越怀疑，“黑命贵”团体是否真的合理使用企业和个人捐赠的数百万美元。这笔钱是否可能用于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或是用于支持街头的革命社会主义者？
原文Policing and Politics in a Time of Turmoil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保罗·亚当斯（Paul Adams）是夏威夷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荣誉退休教授，曾是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教授、副教务长。他是《社会正义不是你想像的那样》（Social Justice Isn’t What You Think It Is）一书的合着者，并且在社会福利政策、专业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方面有广泛的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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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