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8月15日讯】大家好，这里是《薇羽看世间》，我是陈薇羽。
前面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中共政权是由前苏联一手扶植起来的、长期听命于苏联的卖国傀儡政权，前苏联不仅向中共输出共产党专政和暴力夺权的理念、战略、制度和技术，而且还提供金钱、武器、顾问、情报和基地。中共是依靠内战、恐怖和谎言等非法手段夺取政权的。
暴政和独裁 鲜为人知的毛泽东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2009年在他93岁高龄时，有一个关于中共执政非法的私人谈话在网上流传。他说，“90年代有一本书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给我看看。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书里收集的全是中共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中共向全国人民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这些承诺吸引了无数仁人志士。那些牺牲的就属于这部分人。”万里在2015年去世前，罕见地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
女作家张戎写了一本书，《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对毛泽东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毛泽东和希特勒、斯大林一样邪恶，他为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不亚于希特勒和斯大林，他造成中国人民莫大的伤亡和悲剧。”
林彪之子林立果对毛泽东的评价，中共至今不敢公开。他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他们的革命对像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在林立果看来，毛泽东“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注：指毛岸青）也被他逼疯。”
林立果还认为毛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肃清“AB团” 手段残忍令人发指
毛泽东大规模杀自己人并非建政之后才开始，早在1930年底，红二十军， 因为喊出一句“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就此消失，连累10万军人被杀。当时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攻占了江西南昌，发现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完全由共产党把持，于是指示国民党的中央特派员段锡明组织一个右派组织去夺取党内领导权，这样就产生了“AB团”，就是英文的“反布尔什维克”的首字母。但在1927年4月初，“AB团”就被左派力量彻底打垮了，“AB团”寿命仅三个月。
1930年，毛泽东却在江西苏区发起了肃清“AB团”运动。当时毛是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手下有江西苏区最大的武装，但他和江西地方党及红军有权力分配上的矛盾。企图独霸江西苏区大权的毛泽东于是决定用恐怖和专政手段来消灭党内对手。
整肃的手段极其残忍。据河南人民出版社《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记载，受刑者“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哭声震天。”酷刑种类达120多种，例如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洋钉钉穿手掌，火烧下身、小刀割乳等等。其中很多酷刑是“首创”。打人者如果下手不够狠毒，也会被认为与AB团有关。
这些令人无法想像的酷刑，被中共在后来几十年的非法执政中用在了无辜的中国百姓身上。中共党史专家披露：“AB团后来肃反到什么程度呢？让人先站好队，站队以后用镜子照，如果你脸红，就说明你心虚，你就是肃反对象，就拉出去杀掉。”“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 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因为酷刑逼供的手段非常狠毒和残暴，一般人刑罚受不了就乱供，供了又抓，抓了再用刑，逼出的假供和乱供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恶性循环。许多地区的中共机关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员都成了“AB团”。
所有在酷刑下招供者，都被立刻处决。为了节省子弹，处决方式主要是梭镖刺杀，棍棒打杀，大刀砍杀。“那个血，把（杀人者）的手和大刀的手柄黏在一块，拿不下来。”
红安县七里坪镇村民回忆：“整个山，人从上面往下倒，把整个山沟都填满了。”“平头寨杀人，整条河的水都染红了”。
冷血又残暴 杀人无数窃国篡权
不仅是江西，红色闽西也笼罩在血雨腥风中。1930年7月，那里的共产党人像江西一样，趁毛率朱毛红军北上长沙时，起来把毛控制他们的人选下了台。后来，成千上万的人被害，仅八十年代官方平反的有名有姓的就有6,352人。有一个县，銹迹斑斑的铁丝穿过即将被杀的人的睪丸，牵成一串游街示众。中共将军萧克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三年内处决了7万多“AB团”和2万多“改组派”、6,200多“社会民主党”，这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还有不少是没有名字的，总共杀了自己人10万以上。
当时，江西共产党人向中央汇报，说毛“阴谋屠杀江西党的干部，破坏江西党的组织”，说“毛泽东素来是反对中央的”。但是，从苏联回国后主事的周恩来遵循莫斯科的指示，完全给毛泽东撑腰。因为在斯大林主义的魔鬼世界里，整人的人总是占上风，莫斯科要的是最狠、最下得了手的人，非这种人不能成事。
江西共产党人虽然忠于党，但是可以被牺牲掉。中央叫他们“毫无抵抗地执行”毛的命令，否则就要被消灭。也因为毛泽东的冷血无情和残暴，莫斯科后来指定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也为他成为中共窃国后的第一领导人奠定了基础。
神父眼中的暴行 在孩子面前杀戮
美国总统胡佛曾经向全世界推荐雷鸣远（雷震远）神父（Raymond J. de Jaegher，1905-1980）的着作《内在的敌人》。雷鸣远于1927年加入中国国籍，他曾说，“我为爱中国而生，我为爱中国而死。” 抗争期间，他组织战地服务团，抢救中国伤兵和平民。他的书揭露了八路军在1940年皖南事变前突袭国军三个军共6万多人，却不打那些距离不到50英里外的日军。雷鸣远神父还讲述了中共如何用暴行恐吓民众的故事：中共要求所有的人都到村子的广场上去，小孩子们则由他们的老师领着，目的是让他们观看13个爱国青年是如何被砍头的。在宣读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后，中共命令已经吓得脸色发白的教师领着小孩子们高唱爱国歌曲。在歌声中出场的不是舞蹈演员，而是一个手持钢刀的刽子手。
“刽子手是一个凶狠结实的年轻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来到第一个牺牲者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一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下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孩子们近于歇斯底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员们想打着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钟声。”
刽子手连续挥动了13次钢刀，砍下了13颗人头，随后中共的士兵们一起动手，对死者剖腹挖心，拿回去吃掉。而这一切暴行都是当着孩子们的面。“小孩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员们责骂着他们，一面集合列队返校。”
从此之后，雷鸣远神父常常看到孩子们被迫去看杀人。直到孩子们已经习惯于这种血腥场面后，他们变得麻木，甚至能够从中获得刺激的快感。
当中共觉得杀人已经不够恐怖刺激的时候，他们开始发明各种各样的酷刑，比如强迫人吞食大量食盐却不给一点水喝，直到受刑人渴死为止。或者强迫一个人脱光衣服，在碎玻璃上滚来滚去。或者在冬天冰冻的河上打洞，把犯人从洞口抛下，直到冻死或淹死而止。
“在山西的一名共产党发明了一个可怕的刑罚。有一天他在一个城里闲逛，在一家饭馆门口停住，注视着煮饭的大锅。于是他定购了几只大锅，并立时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举行审判，同时把锅里注水煮沸。审判一完，立即把三个判死刑的犯人脱光掷进锅里，活活煮死。
“在平山，我曾看到一个人的父亲被活活剥皮至死。儿子被共产党逼着亲眼看这惨刑的执行，亲身听到父亲在哀号中死去。共产党在他父亲的身上倒上醋和酸类，一张人皮便很快地剥下。先从脊背开始，然后剥到双肩，全身皮都剥下后，只剩下一颗头皮存在。他的父亲在全身皮被剥下后几分钟便死掉了。”
谎言和暴力 惨绝人寰的杀人历史
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惨绝人寰的杀人历史，是用鲜血和谎言写就的历史。30年代杀AB团10万人死于非命。长春围困战20万平民百姓活活饿死。50年代初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大批中国人被处决或迫害致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书记载：50年代初期，中国有二千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
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肃反”，至少使几十万人丧生。
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报告说，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两个阶段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万6千1百多人，其中87万3千6百多人被判死刑。
紧接着是60年代的人祸大饥荒。原《纽约时报》副总编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1985年所着的《新长征》（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一书中记载：“60年代初中国因饥饿死亡了2千7百万人。”
据中共官方蒐集整理的《凤阳报告》：凤阳县饿死6万零245人，8,404户全家饿死，出现603起吃人事件。当地人说，那时候连草都没得吃，只要看到谁家的烟囱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在中共官方报告的210万人到外界估算的400万人之间。文革结束后，89年发生了天安门大屠杀。国际红十字会估计：“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90年代就是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据《正见网》2014年报导，初步估算，约有336万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残酷镇压中失去生命。
夏威夷大学教授拉梅尔（Rudolph Joseph Rummel）1991年出版的专着《中国的血腥世纪：1900年以来的浩劫和大屠杀》（China’s Bloody Century）研究推算：毛泽东时代，中国共有4,500万人因异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万人死于“饥荒”，1,800万人死于无产阶级专政。
加上近20年来对学生和各宗教团体的迫害，以及对红色高棉和东南亚国家的暴力输出，中共百年的历史迫害死近8,000万人，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魔鬼的本性《九评共产党》揭示真机
很多人不理解中共为什么要杀人。《九评共产党》这本书的第七评就是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书中讲到，从理论上说，共产党信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论。因此在建政后，它采取“杀地主”的办法解决农村的生产关系；“杀资产阶级”完成工商改造，解决城市的生产关系。这两个阶级杀完，经济基础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上层建筑的问题也要靠杀人来解决，包括镇压“胡风反党集团”和“反右”以整肃知识分子；“杀会道门”解决宗教问题；“文革杀人”解决文化上和政治上党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六四”杀人逃避政治危机，解决民主诉求问题；“迫害法轮功”解决信仰和健身运动的问题等等。
从表面看，很多时候中共是“被动杀人”，好像是社会上一件“偶然”事件“偶然”地触发了中共邪灵和中共组织的杀人机制。其实，掩藏在“偶然”后面的周期性杀人对中共来说又是一种必然，否则，“好了伤疤忘了疼”，过两年不杀人，人们就会产生中共已经改良的错觉，甚至像那些“八九”民运的理想青年一样扑上去要民主。七、八年杀一次人，就可以不断刷新人们对恐怖的记忆，也可以警示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谁跟共产党作对，谁想挑战中共的绝对领导，谁想试图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谁就要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从这点来说，杀人是中共维系统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债越欠越多的情况下，放下屠刀就等于把自己交给民众清算。所以，中共不但要杀人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残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否则不能震慑民众。
中共在几十年的屠杀中不但摧毁了无数的生命，更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在残酷斗争中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要中共举起屠刀，人们立刻放弃一切原则，放弃一切判断力，举手投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亡。这是比肉体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现在，是中国人清醒的时候了，像香港人一样对强权和暴政说不。因为你今天沉默，明天就可能是中共杀人机器的刀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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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晓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