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难的诸多形式
数字有时并不足以说明恐怖的程度。上面的描述让人很好地了解了柬埔寨共产党的真实本性。但数字确实有助于我们了解。如果没有任何一部分人口得以幸免，那么哪一部分受害最大以及何时受害？柬埔寨的悲剧如何与本世纪其它的悲剧以及其自身较长的历史相关？各种方法（人口统计学、定量微观研究、目击者报告）本身都是不充分的，但把它们组合起来，就能推动我们逐渐看到真相。
200万人死亡？
我们不可避免地必须从一个总体数据开始；即便是在这里，我们也发现各种说法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作为事件规模的一个指标：屠杀规模越大，就越难以接受它，越难以把它归结为确切的数字。每个人都有兴趣朝一个或另一个方向延伸这个数字──红色高棉否认他们的责任，越南人及其盟友为他们的干预辩解。1979年12月，波尔布特作为柬共领导人最后一次接受报纸采访时声称，“由于实施了我们为人民带来富足的政策，只有几千名柬埔寨人死亡。”乔森潘（Khieu Samphan）在1987年的一份官方小册子中说得更精确一点：3,000人“由于差错而”死亡；11,000名“越南特工”被杀；3万人被“渗透该国的越南特工”所杀。该文件补充说，入侵的越南人在1979年和1980年杀害了约150万名柬埔寨人。最后这个数字被大大夸大了，可以合理地被视为无意中承认1975年以后有接近那个数字的人死亡，主要是红色高棉活动造成的结果。在关于内战期间4月17日之前死亡人数的说法中，对数字的操纵更为明目张胆。1975年6月，波尔布特引用了60万这个非常夸张的数字；到1978年，他谈到“超过140万”。关于红色高棉的死难者，朗诺总统引述说有250万人；1979年上台的柬埔寨人民革命党（PRPK）的前总书记宾索万（Pen Sovan）引述说有310万人──该数字用于越南宣传中，并被PRPK所使用。
尽管自己也承认存在不确定性但可被认真对待的头两项研究，是本．基尔南（Ben Kiernan）和迈克尔．维克里（Michael Vickery）的研究。前者计算出有150万人死亡，后者得出的数字是该数量的一半。斯蒂芬．海德（Stephen Heder）使用基尔南的数据称，死者在农民与新人之间平均分配（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主张），也在饥荒死难者与暗杀死难者之间平均分配。大卫．钱德勒（David Chandler）是该领域的知名专家，但他自己还没进行过分析评估。他估计至少有80万到100万人死亡。中央情报局一项基于近似数据的研究估计，1970至1979年总人口赤字（包括由这种情况导致的出生率下降）为380万，包括1970至1975年的战争损失，并由此导致1979年柬埔寨人口降为520万。另一项研究基于对1970年和1983年稻米耕地面积的比较分析，提供了120万死难者的数字。在最近一项使用人口统计方法的创新性研究中，马立克．斯利文斯基（Marek Sliwinski）谈到死亡人数稍多于200万，也就是26%的人口，不包括因自然原因导致的死亡。他估计，因自然原因导致的死亡人数占7%。斯利文斯基的是唯一一项试图将1975～1979年的数据按年龄和性别分类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有33.9%的男子和15.7%的妇女死亡。这种数量上的差异是个有力的证据，证明大部分死亡都是因为暗杀。死亡率对所有年龄段来说都是惊人的，但对年轻人群（34%的20至30岁的男子、40%的30至40岁的男性、54%的60岁以上的两种性别的人）来说尤其高。正如在旧制度下发生的大饥荒和流行病期间一样，出生率暴跌至接近零：1970年为3%；1978年它是1.1%。自1945年以来，世界上似乎没有其它国家遭受过如此多的苦难。1990年，总人口仍未恢复到1970年的水平。人口仍然不平衡，女性和男性比例为1.3:1。1989年，38%的成年女性是寡妇，而只有10%的成年男性是鳏夫。接近64%的成年人口是女性，35%的一家之主是女性，这些比例与在美国的柬埔寨难民中是相同的。
这一损失程度──至少七分之一，更可能是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足以彻底驳倒这个经常听到的观点：红色高棉的暴力无论多么可怕，都只是一个被美国轰炸的原罪而逼疯的民族的反应。许多其它民族──包括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和越南人──本世纪在轰炸袭击中遭了不少罪，结果没有极端主义的热情在他们的人口中扎根；实际上情况往往相反。无论战争的蹂躏如何严重，它们都无法与柬埔寨共产党在和平时期所达成的相提并论，即使排除过去的一年以及与越南的边界冲突也是如此。波尔布特本人对将数字减到最小毫无兴趣。他声称，内战夺走了60万人的生命。尽管他从未解释过这个数字是如何确定的，但它经常被其他专家所接受。钱德勒相当随便地谈起“50万名死难者”，并引述不同的研究称，美国的轰炸袭击使3万至25万人死亡。斯利文斯基认为，24万名死难者是个合理的数字，或许应当加上7万名越南平民，其中大多数人死于1970年的大屠杀。根据他的计算，4万人死于轰炸，其中四分之一是军人。他还指出，受轰炸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较小，1970年可能容纳有不超过100万居民，其中许多人逃往城市。相比之下，红色高棉在战争期间进行的暗杀可能共有约75,000起。毫无疑问，战争削弱了社会的抵抗力，毁灭了精英人口和受过教育的人口，或者令他们意志消沉。与此同时，由于河内的战略选择和西哈努克不负责任的决定，红色高棉的力量大大增强。因此，1970年政变企图的幕后策划者要为他们干的许多事情负责。但那些都不影响柬共为1975年以后的行动要负的责任；那些年的暴力毫无自发性可言。
对于不同模式大屠杀的死难者人数，严肃的定量研究还提供了一些估计值。对城市居民的强迫农村化（包括在运输过程中的死亡、工作中的精疲力竭等等）导致最多40万人死亡，而且很有可能更少。处决是最难以估算的；平均数在50万左右徘徊。通过推断过程，亨利．洛卡德计算出，40万至60万人在狱中死亡。这个数字不包括当场进行的处决，这些处决的数量也极其巨大。斯利文斯基得出总共进行了100万例处决。饥饿和疾病无疑是最大的杀手，对至少70万人的死亡负责。斯利文斯基在这种情况下提到了90万人，包括直接因农村化而丧失的生命。（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