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性和时间性差异
死亡率存在巨大的地区性差异。受害者的原籍地是一个主要因素。根据斯利文斯基的说法，金边人口中有58.1%的人在1979年还活着（就是说，有100万人死亡，约占死亡总数的一半），而磅湛（另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的居民中有71.2%幸存，北部奥多棉吉（Oddar Meanchey）的人中有90.5%也是一样。在最后这个地区，死亡率仅上升了2.1%。不足为奇的是，最后被征服、人口更稠密、更靠近首都的区域（郊区疏散不如首都本身撤离那么剧烈），就是受害最深的区域。在民主柬埔寨（译者注：通称红色高棉政权，是柬埔寨共产党于1975年至1979年间在该国建立的共产政权的名称），生存最重要的是取决于被放逐的目的地。被发配到林区或山区，或主要作物是黄麻的地区，几乎肯定是判处死刑，因为地区间的通讯极少，且补给品很少到达。该政权要求所有地区完成相同的生产指标，且从未提供过任何形式的援助。人们不得不从清理土地和建造要住的小屋开始。口粮不足以果腹，工作让他们精疲力尽，还要暴露在痢疾和疟疾之下，因此人命的损失高得惊人。据品雅特海说，1975年，他所在的营地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4个月之内死亡。在唐．艾（Don Ey）村，饥荒很普遍，根本就没有人出生，多达80%的居民死亡。相比之下，如果最终到了一个繁荣的农业区，生存的机率就相对较高，特别是如果没有太多新人打破当地经济的平衡。但这样的村庄确实在其它方面受害。人口受到更严密的控制，且有更多的清洗。在偏远地区，生存的可能性也相当高。在那里，干部比较宽容，当地的高地高棉人非常热情好客，主要危险通常来说是疾病。在村一级，地方干部的行为是决定性的，因为他们控制着农民受到怎样的对待。高棉人官僚机构的软弱和平庸意味着，无论是好是坏，地方领导人都有着相当大的自主权。有残酷成性的凶徒（其中很多是年轻女性）、需要证明自己能力的新手，或者通常的失败者。就完成工作定额而论，最后这一类人试图通过比其馀人更具压制性或更苛刻而凸显自己。两种类型的干部提高了生存机率：仁慈的干部，例如1975年确保难民每天工作不超过4小时的村长，或允许病人或精疲力尽者休息、允许丈夫见妻子，并对人们养活自己的努力（这种做法被禁止但对生存至关重要）视而不见的干部；腐败者，尤其是接受手表或黄金首饰贿赂而发放许可证的官员。这些许可证允许人们改变住所或工作团队，或者甚至完全退出工作团队一段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该政权变得更加极权，这种容忍也越来越罕见。此外，在该政权的恶性逻辑下，被怀疑为软弱或贪腐的干部，在清洗中不可避免地被更年轻、更狂热和更粗野的领导人所取代。
死亡率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很大。该政权持续时间短，且其政策存在地理差异，使得明显区分各个时期变得很难。饥饿和恐怖持续不断且普遍存在。它们的强度各不相同，生存机率就取决于这种强度。不过，目击者陈述使得制作年表成为可能。该政权的头几个月以大规模屠杀精心定位的社会群体为标志；“75年代人”最初对其新主人的轻信助长了这些屠杀。至少要到秋季，饥饿才成为一个主要因素；直到那时，集体食堂才禁止家庭一起吃饭。5月底至10月，中央多次下令停止屠杀，要么是因为较温和领导人的残馀影响，要么是试图控制被认为失控的地区。杀戮继续进行，但速度有所降低。据逃到北部大区的银行家Komphot说，“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杀死──没有大规模屠杀。首先被杀的是十几名新人。这些人被怀疑当过兵等等。在头两年，其中约十分之一的人连同他们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被杀。我不知道总共有多少人死亡。”
1976年看似以可怕的饥荒为标志。中央参与了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大型项目。尽管12月和1月的主要收成延缓了这一年上半年的饥荒，但总收成可能只有20世纪60年代通常产量的一半。根据一些描述，1977年是最糟糕的一年，以普遍的饥荒和大规模的清洗为标志。这些清洗不同于1975年的清洗：它们更具政治性（常常是政权内部日益激烈的内斗的结果）、更具种族偏见、更系统地针对以前没有受到当局注意的群体（如教师、富裕和中等收入的农民），而且更加凶残。尽管1975年的指令禁止处决前政权官员的女人和孩子，但已被处决（有时要早很多）者的妻子本人却于1977年遭逮捕和杀害。全家被屠杀，有时是全村，例如前总统朗诺的村庄。那里的350户家庭于1977年4月17日被灭门，以庆祝“解放”纪念日。关于1978年，存在相互矛盾的说法：斯利文斯基认为，由于更好的收成和更好的经济管理，饥荒减轻了；而根据由几位目击者支持的查尔斯．川宁（Charles Twining）的说法，干旱加上战争，使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糟。可以肯定的是，杀戮在农民中变得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在东部大区，并且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波尔布特统治下每天的死亡
在民主柬埔寨，没有监狱，没有法庭，没有大学，没有学校，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书籍，没有体育，也没有消遣……一天24小时没一刻空闲。日常生活分为如下几部分：12小时体力劳动，2小时进食，3小时休息和受教育，7小时睡眠。我们都住在一座庞大的集中营里。没有正义。Angkar﹝Angkar Padevat，或革命组织，柬共的半秘密掩护﹞管制着我们生活的每一刻……红色高棉经常使用寓言来为其相互矛盾的行为作辩解。他们会把人比作牛只：“这头牛拉犁时，要看着它。叫它吃，它就吃。你让它在田里吃草，它什么都会吃。你把它放到另一片没有足够草的田里，它仍会毫无怨言地吃草。它不是自由的，它一直被人看着。你叫它拉犁，它就拉。它从来不去想它的妻子或孩子……”对于所有幸存者来说，对民主柬埔寨的记忆非常奇怪。这是一个没有价值观或稳定参照标准的地方。这真是镜子另一边的梦魇世界。为了在那里生存，每个人都必须适应一套全新的规则。第一个信条是彻底抛弃人类生命有价值的理念。“失去你不是一种损失，留下你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收获”，一句可怕的官方口号如是说。它一次又一次反覆出现在证人们的陈述中。柬埔寨人所经历的是堕入地狱 。对一些人来说，这早在1973年就开始了。从那时起，西南部的“解放”区经历了对佛教的镇压、年轻人与其家人的被迫分离、统一着装以及所有合作社的军事化。现在必须要讲的是一个人可能死亡的无数种方式。（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