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主义的巅峰
红色高棉的经验具有异常血腥的性质，这不可避免地激起一种诱惑，让人想坚持把它当作一种独具特色的现象，类似于对纳粹大屠杀独特性的争论。其它共产主义政权和为它辩护的人已经提出这种观点，声称波尔布特政权是一种极左翼现象或某种勉强被装扮成共产主义的红色法西斯主义。但20年后，柬共的确是这个家族的一员已经显而易见：它有自己的独特性，但波兰和阿尔巴尼亚也是如此。归根到底，柬埔寨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主义的接近程度，更甚于中国共产主义与俄罗斯版本的接近程度。
对红色高棉的几种可能的影响力被挑选出来。长期以来，有一种理论认为法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为几乎所有红色高棉领导人都曾在法国留学，其中大多数人，包括波尔布特本人，都是法国共产党党员。他们所使用的一些历史参考资料可以在此基础上加以解释。正如英萨利的副手松西坤（Suong Sikoeun，音译）所解释的那样：“我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特别是受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影响。那里距离成为共产党员只是一步之遥。罗伯斯庇尔是我的英雄。罗伯斯庇尔和波尔布特：他们俩都具有果断和正直的品质。”很难超越这种不妥协的理念。在柬共的话语或实践中，也难以发现任何更实质的东西可能被描述为明显来自法国或法国共产主义。红色高棉领导人比他们理论上要实际得多：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进行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实验。
事实上，越南共产主义的影响力最大，特别是在该运动创立时期，但它也在该运动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密切的角色，直到1973年。最初，柬共只是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一部分。后者完全由越南人控制，1951年被胡志明及其同志分成3个国家分支，但它实际上并未消失。内战爆发前，在与越南共产党的关系上，柬共从未表现出任何自主性。其纲领、战略或有关军备、政治倾向或后勤的策略方面都是如此。就其战略而言，在越南战争期间，柬埔寨共产党人的武装行动首先是向西哈努克施压的一种手段。甚至在政变之后，也是越南人接管了充满柬埔寨新兵的“解放区”的管理工作。只有在1973年达成巴黎协议之后，才开始填补那些空白。河内的战略将柬共带到谈判桌上，但红色高棉反对通过谈判解决，因为这会导致西哈努克起到核心作用，并暴露红色高棉的组织缺陷。他们首次拒绝扮演屈从的角色，因为他们最终有足够的抵抗手段。
很难用简单的词语概括越南共产主义对柬共的影响。柬共的许多方法实际上都是中国的。即使是从金边，有时也难以分辨直接来自北京的东西以及经过河内的东西。红色高棉某些方面的行为强烈地让人想起越南，包括对保密和掩盖的痴迷：胡志明本人于1945年首次公开露面，对他作为共产国际干部的丰富历史只字不提；他以阮爱国（Nguyen Ai Quoc）这个名字在那里工作；其职业生涯的几个阶段只是随着苏联档案的开放才为人所知。印度支那共产党于1945年11月宣布解散，以便给越盟让路，然后于1951年作为越南劳动党重新露面，1976年才再次接受共产党的标签。在南越，人民革命党只是民族解放阵线的一部分。然而，所有这些组织实际上都是由同一小群共产党老兵指挥的。在波尔布特的生活（包括他在1979年溃败后退休和死亡的报告）、其领导的不透明性以及Angkar与柬共之间不明不白的关系中，都可以看出同样的模式。在印度支那以外的共产党历史中，都没有与之同等的案例。
第二个共同特点与第一个相辅相成，就是异常广泛地使用统一战线。1945年，曾经的（越南最后一个王朝的）君主保大帝（Bao Dai）有一段时间成为胡志明的顾问。胡志明也成功地赢得了美国人的支持，事实上他的独立宣言是以美国的为基础的。同样，1970年，红色高棉正式成为王国民族联合政府的一部分。在王国政府垮台后，他们又恢复了这一战略。与Angkar一样，越盟从未正式提及马列主义，并高调显示自己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以至于这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则之一。最后，在这些形式的“战时共产主义”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强大的军事成分。“战时共产主义”似乎只能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兴盛（例如，考虑1975年以后越南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往往构成了该政权的支柱，甚至可能构成该政权的存在理由，同时也为其公民的动员提供了一种模式，特别是在经济方面。
朝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影响力。典型的朝鲜飞马形象（千里马﹝chollima﹞）经常被用来阐明经济发展的思想。平壤是波尔布特作为政府首脑最常访问的两个外国首都之一。一些朝鲜技术人员被引进，以重启柬埔寨的工业。按照金日成的特殊哲学，波尔布特首先采用了不断的清洗，以及对秘密警察和间谍的广泛使用。关于阶级斗争的宣讲被搁置，而代之以人民与一小撮叛徒之间对立关系的辩证。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整个社会都遭受了镇压，任何社会团体都无法取代这个党国。所有这些方面都与毛主义相距甚远，事实上与斯大林主义更接近。（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