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拉美共产主义
古巴：热带地区无休止的极权主义
自本世纪初以来，加勒比地区最大的岛屿经历了动荡的政治历史。1931年至1933年，一个名叫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的在军队中的书记员参加了对独裁者格拉多‧马查多（Gerardo Machado）的反抗。1933年，巴蒂斯塔领导了一场针对古巴临时总统卡洛斯‧塞斯佩德斯（Carlos Céspedes）的军事政变。此后，作为军队的负责人，巴蒂斯塔是一系列临时和事实上的政府的主要掌权人。在此期间和之后，他仍然坚决反对美国。1940年，在巴蒂斯塔当选总统后，他颁布了自由宪法。1952年，他通过军事政变重新掌权，破坏了第二年选举所象征的民主化前景。巴蒂斯塔继续在各种政党的支持下执政，包括当时被称为人民社会党（PSP）的当地共产党。古巴经济在巴蒂斯塔执政时开始快速增长，但财富还是分布不均，农村与城市之间形成鲜明对比，基础设施令人印象深刻。城市也受益于意大利-美国黑手党带来的钱。1958年仅在哈瓦那就有11,500名妓女。巴蒂斯塔时代以腐败和对短期利益的痴迷而着称，中产阶级逐渐远离政权。
1953年7月26日，一群学生袭击了古巴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军营。其中一些人被杀，其中一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被捕。虽然他最初被判入狱十五年，但很快就被释放并逃往墨西哥，在那里他建立了一个名为“7月26日运动”（M-26）的游击队，由大部分年轻的自由派人士组成。1957年，这个团体进入古巴，与巴蒂斯塔部队在马埃斯特腊山脉（Sierra Maestra）开始了为期二十五个月的武装冲突。与此同时，何塞‧安东尼奥‧艾奇瓦利亚（José Antonio Echevarria）领导的城市学生组成了学生革命理事会，其武装派别于当年3月袭击了总统府。行动完全失败：艾奇瓦利亚被杀，使其学生运动失去头领，卡斯特罗的团体是唯一可行的反对巴蒂斯塔的人。在随后的冲突中，巴蒂斯塔政权的暴力镇压造成数千人遇难。城市游击网络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失去了80%的成员；那座山脉里的农村游击队只损失了20%。
1958年11月7日，埃内斯托‧格瓦拉领着一队游击队员，开始在哈瓦那游行。1959年1月1日，巴蒂斯塔和独裁统治的其他领导人物逃离。被称为“猛虎组织”的邪恶警察机构负责人罗兰多‧马斯费勒和秘密警察局长埃斯特．班文图拉都逃到了迈阿密，他们两人都嗜好酷刑。古巴工人联合会（CTC）的领导人尤西比奥．穆郝与巴蒂斯塔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在阿根廷大使馆避难。游击队的轻松胜利掩盖了巴蒂斯塔垮台中其它运动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游击队只参与了一些小行动，而巴蒂斯塔的失败主要是因为他失去了对城市恐怖主义的哈瓦那的控制权，当时的美国武器禁运也对他不利。
1959年1月8日，卡斯特罗、格瓦拉和他们的部队成功进入首都。他们一掌权就开始在拉卡瓦尼亚和圣克拉拉的两个主要监狱内进行大规模处决。根据外国媒体的报导，巴蒂斯塔的600名支持者在五个月内被即时处决。设立特别法庭的唯一目的是判处新政权的反对者。用珍妮‧福德-拉鲁克斯的话说，“审判的形式及其执行的程序非常重要。政权的极权主义性质从一开始就刻在那里。”这些悲剧发生在狂欢般的氛围中；超过18000人聚集在体育宫，以“判决”被指控进行暗杀的巴蒂斯塔指挥官耶稣索萨布兰科，给他一个拇指向下的标志。正如索萨布兰科在被枪击前所说，这些场景如“古罗马贤人”。
1957年，当卡斯特罗仍然在山脉里时，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赫伯特马修斯的采访，他宣称：“权力并未引起我的兴趣。胜利之后，我想回到我的村庄，再作一位律师。”这一说法立即显示出与他的政策相矛盾。夺权后，新的革命政府立即成为严重内斗的牺牲品，导致总理何塞米罗卡多纳于1959年2月15日辞职。已经担任军队总司令的卡斯特罗取代了他。虽然他最初承诺在十八个月内举行自由选举，但到6月他已决定无限期推迟选举。卡斯特罗在给哈瓦那居民的讲话中证明了他的决定是正确的，他说：“选举？为什么？”从而放弃了反巴蒂斯塔游击队计划的基本要点之一。实际上，他接管了倒下的独裁者腾出的位置。他还暂停了1940年的宪法及其对基本权利的保障，直到1976年，他颁布了以苏联为蓝本的宪法。新法律53和54条（与结社自由有关）在废除公民自由方面特别重要。通过它们限制公民集体会面的权利。
1959年春，卡斯特罗在此之前与他的同事密切合作，改变了方向并开始从政府中撤出民主人士。他越来越依赖他的兄弟劳尔（他是人民社会党的一员）和格瓦拉，他是苏联的坚定支持者。农业改革于1959年5月17日启动；到6月份，自由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对立已经开始结晶。农业部长温贝托‧索里‧马林提出的初步计划旨在建立一个重新分配属于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的计划。然而，卡斯特罗支持国家农业改革研究所（INRA）提出的激进政策，他将这些政策置于一群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控制之下，并且以他为领导。他一笔就划去了农业部长的计划。1959年6月，卡斯特罗试图通过命令军队控制卡马圭省的100个庄园来激化土地改革。
1959年7月，总统曼努埃尔‧乌鲁蒂亚（Manuel Urrutia）勇敢地为在1956年的反叛分子辩护，他辞职，这场风暴终于爆发了。不久，外交部长罗伯托．阿格拉蒙特（Roberto Agramonte）被卡斯特罗坚定的支持者劳尔．罗阿（Raúl Roa）所取代。不久之后，社会事务部长也辞职，抗议对几名被控犯有针对平民罪的飞行员的判决。这种模式在整个1960年一直持续着。自1959年1月以来，财政部长鲁波．洛佩兹．弗雷斯凯（Rupo Lopez Fresquet）在3月份与卡斯特罗决裂，加入反对派，然后流亡；另一位政府成员阿瑞斯苏亚雷斯（Anres Suarez）当年也离开了这个国家。最后一批独立报纸消失了，其馀报纸都被封了嘴了。1960年1月20日，一位名叫阿凡斯（Avance）的反巴蒂斯塔报社的编辑豪尔赫．扎亚斯（Jorge Zayas）也流亡了；波希米亚的编辑米格尔‧安吉尔‧克维多（Miguel Angel Quevedo）于1959年发表了卡斯特罗1953年关于袭击蒙卡达（Moncada）军营的审判的证词。剩下的唯一报纸是共产主义格拉玛（奶奶，以船命名）和霍伊（今天）。1960年秋天，包括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和温贝托．索里．马林（Humberto Sori Marin）在内的最后一批政治和军事反对派领导人被捕。山脉里的游击队领袖摩根于次年被枪杀。
此后不久，最后的民主人士，包括公共工程部长马诺洛‧雷（Manolo Ray）和通讯部长恩里克‧奥尔图斯基（Enrique Oltusky），都被逐出政府。第一波离去的浪潮在那时开始了。来自中产阶级的近5万人，其中许多人最初支持革命，都走上了流亡之路。这群医生、教师和律师的外流对古巴社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工人是下一批遭受镇压的人。工会从一开始就抵制了新政权。其中一位主要领导人是糖业联盟负责人大卫萨尔瓦多。作为一名左翼男子，他因拒绝接受巴蒂斯塔的立场而与人民社会党打成一片。1955年，他曾在大型糖厂组织罢工，遭到逮捕和折磨。他还支持1958年4月的罢工，这次罢工是由卡斯特罗7月26日运动策划的。在1959年民主选举为反恐委员会秘书长后，萨尔瓦多与两名助理一起工作，这两名助手是在没有民主授权的情况下任命的共产党人。他试图抵制他们的影响并制止他们的活动，但在1960年春天之后，他变得越来越边缘化。6月，萨尔瓦多躲藏起来，但在1962年8月，他被捕并在接下来的十二年中入狱。因此，卡斯特罗强迫在反巴蒂斯塔运动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离开了。作为对工人的最后打击，卡斯特罗禁止他们唯一剩馀的工会（即反恐委员会）进行罢工。正如共产党的一位发言人所说的：“工会不得用于错误的目的。”
在1953年被捕后，卡斯特罗主要通过古巴圣地亚哥大主教佩雷斯‧塞兰特斯（Monsignor Perez Serantes）的干预得救。神职人员很高兴看到巴蒂斯塔离开；几位神父甚至参加了山脉里的游击队组织。不过，教会抗议巴蒂斯塔支持者的谴责，就像它抗议马斯费勒的“猛虎组织”成员的行为一样。1959年，教会谴责共产党对教区的渗透。卡斯特罗用1961年的猪湾事件作为禁止期刊《半月刊》（La quincena）的藉口。5月，所有宗教学院都被关闭，他们的建筑物被政府没收，包括伯利恒耶稣会学院，卡斯特罗本人也在那接受过教育。穿着全套军装，最大领导者宣称：“让长枪党牧师开始收拾他们的行李！”这个警告很严重；9月17日，131名牧师被迫离开这个国家。为了生存，该政权继续使宗教机构和信徒边缘化；虽然声称它将允许所有古巴人有信仰自由，但它使那些违反压制措施的人受到限制，例如禁止他们接受大学教育或公务员的工作。
在艺术界也感受到压抑。1961年，卡斯特罗表示艺术家的地位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但一个口号完美地体现了他的真实观点：“革命就是一切；其它一切都没有。”着名诗人赫伯托．帕西利亚经过多年的迫害后于1980年离开了古巴。同样，雷纳尔多‧阿里纳斯经过十年的排斥，从马里尔离开出国。（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