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刑相对较轻（三至七年）的人被送往格拉哈斯（granjas）。这是卡斯特罗时代的一项发明，非常类似于苏联劳改营。这些“农场”包括营房，营房的周围是成排的铁丝网围栏和几个观察塔，由内政部的守卫负责。他们获准向他们认为试图逃跑的任何人开火。每个营地一般包含500至700名囚犯，每天要求工作12至15个小时。允许警卫使用任何策略，包括使用枪枝殴打囚犯，以使他们更快地工作。
“开放系统”一般是囚犯居住的建筑工地，通常由军方控制。每个地点的囚犯人数从50到200不等，具体取决于项目的规模。格拉哈斯的被拘留者制作了在开放式系统场所组装的预制品。在这里，被拘留者每个月底都会获得为期三天的休假。显然，这些地方的食物并不像在营地那样糟糕。每个站点都作为独立实体维护；这种策略可以更容易地管理被拘留者，确保不会有太多人同时在一起提出联合抵抗。一些开放系统的地点在城市环境中；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哈瓦那有六套系统在运营。
这种类型的系统提供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例如，所有被拘留者都被动员起来收获糖类作物萨夫拉。东方省监狱的负责人帕比托．施特鲁赫于1974年宣布：“被拘留者是该岛的主要劳动力。”1974年，他们开展的工作价值3.48亿美元。许多政府部门都使用囚犯。社会和农业工作发展部约60%的劳动力由被拘留者组成。这些囚犯在皮卡杜拉山谷的数十个农场工作，这些农场是运作再教育计划的主要场所。来这里参观的众多国家元首包括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胡阿里．布迈丁和弗朗索瓦．密特朗。
所有省级中学都是由政治犯建造的，民间社会的投入很少，通常只有少数土木工程师。在东方省和卡马圭省，被拘留者已经建立了二十多所理工学院。他们还在整个岛上建造了许多糖库。在波希米亚，由刑事劳工建造的其它项目的名单包括哈瓦那省的奶牛场和牲畜中心；比那尔德里奥的木工车间和中学；马坦萨斯的圈、乳制品和木工中心；拉斯维拉有两所中学和十所奶牛场。每年的工作计划变得更加复杂，需要更大量的监狱工作人员。
1960年9月，卡斯特罗成立了革命防务委员会（CDRs），这是一个基于cuadra（街区）的小型居委会。领导人负责监督“反革命”活动。由此产生的社会控制非常紧张。委员会成员参加所有CDR会议并不断巡逻，以消除“敌人的渗透”。监视和谴责系统是如此严格，家庭亲密关系几乎不存在了。
1961年3月，在安全部队负责人拉米罗．巴尔德斯的唆使下，CDR的目的变得非常明显，在一个周末的时间里组织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突袭。根据CDR提出的清单，超过10万人受到质疑，数千人被带到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拘留中心。
CDR负责组织actus de repudio（拒绝行为），旨在边缘化并打破对手──标记为gusanos（蠕虫）──及其家人的抵抗。一群人聚集在对手的房子前面扔石头并袭击居民。墙上写着卡斯特主义的口号和侮辱。只有当他们认定“群众性革命行动”对受害者身体构成危险时，警方才会进行干预。这种准私刑旨在鼓励小岛居民之间的相互仇恨。Actus de repudio摧毁了邻居之间的联系，破坏了社会结构，增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无所不能。受害者无法为自己辩护。古巴人权委员会主席里卡多．博菲尔在1988年被迫接受了一次这样的拒绝行为。解放神学家奥斯瓦尔多．帕萨斯．萨丁纳斯在1991年接受了同样的待遇。但是因为古巴人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厌倦生活在这种社会仇恨的雪崩中，在这种情况下，当局都被迫从其它地方带来袭击者。
根据古巴宪法第16条，国家“按照单一社会和经济发展计划的指示，组织、指导和控制所有经济活动”。这种集体主义的用语隐藏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古巴人不能自由地在他们想要的地方工作或者按照自己的意愿花钱。1980年，该国经历了一波不满和动乱，工厂和仓库遭到袭击和焚烧。在一个72小时的时间内，国家安全部逮捕了该政权的500名反对者。然后，安全部门在各省进行干预，以关闭自由农民市场。最后，针对整个国家的黑市推出了一项重大活动。
1971年3月通过了关于工作场所缺勤的第32号法律。1978年，在实际发生犯罪之前，通过了一项法律来防止犯罪。这在实践中意味着，如果当局认为他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即使他没有犯下任何非法行为，任何古巴人都可以以任何藉口被捕。实际上，法律将任何不符合政权观念的思想定为犯罪，将每一位古巴人都变成了潜在的嫌疑人。
在20世纪60年代，古巴人开始“用他们的桨投票”。1961年，第一个离开的大群体是渔民。卡斯特罗巧妙地利用流亡者作为调节内部紧张局势的手段。这种现象可以追溯到政权的早期阶段，并且一直被使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许多流亡者逃往佛罗里达州或美国在关塔那摩的基地。
1980年4月，随着马里尔危机，这一现象首次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成千上万的古巴人围攻了在哈瓦那的秘鲁大使馆，要求得到出境签证以逃离难以忍受的日常生活。几个星期后，当局允许125,000人──在1000万人口中──从马里尔港离开该国。卡斯特罗还藉此机会清除了一些犯罪分子和精神病患者。大规模的出走是政权失败的一种表现，因为许多马里尔人来自最贫穷的社会阶层，政权一直声称要关心他们。每个种族和年龄的人都想逃离古巴社会主义。在马里尔插曲之后，许多其他古巴人登记在寻求许可离开该国的人的名单上。将近二十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在等待。
1994年夏天，自1959年以来首次在哈瓦那发生暴力骚乱。一些想要离开该国的临时木筏（被称为“轻木筏”）上的人被警察阻止。他们通过解雇和抢劫哈瓦那海滨大道的科伦坡区来做出反应。当一切恢复平静时，数十人被捕，卡斯特罗再次被迫授权25,000人离开。从那时起，离境一直不变，美国在关塔那摩和巴拿马的基地充满了自愿流亡者。卡斯特罗试图阻止人们离开，他们在海上派遣直升机将沙袋扔到轻木筏上。1994年夏天，有7000人在逃亡时丧生。据估计，大约三分之一的古巴漂移者在海上时已经死亡。三十多年来，大约有十万人尝试过这种旅程。这次大规模流亡的结果是，在1100万居民中，有200万现在流亡在外。流亡分散了哈瓦那、迈阿密、西班牙和波多黎各的许多家庭。
从1975年到1989年，古巴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见第26章）的马列主义政权的主要支持者，该政权与若纳斯萨文比领导的安盟部队进行内战。除了派遣无数“合作者”和数十名技术顾问外，古巴还派遣了一支5万人的远征军。古巴军队在非洲表现得好像那里是一个被他们征服的领土，他们在非洲从事有系统的腐败和走私（银、象牙和钻石）。1989年签署的协议结束了冲突，古巴军队大部分都是黑人，他们被遣返回国。战争中的古巴死亡人数估计在7000至11000之间。
这种经历撼动了许多军官的信念。安哥拉远征军团长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阿纳尔多．奥乔亚将军组织了一场推翻卡斯特罗的行动。他被逮捕并被带到军事法庭审理对其的腐败指控，还有一些军队和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包括德拉瓜迪亚兄弟、安东尼奥和帕特里西奥。德拉瓜迪亚兄弟也曾为MC（可兑换货币）服务走私毒品，通常被称为“大麻和可卡因”服务。奥乔亚参与的走私活动实际上非常有限；他从安哥拉只带了一点象牙回来，但卡斯特罗以腐败为藉口，摆脱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凭藉他的声望和高级政治职位，他很容易引起对卡斯特罗运动的不满。奥乔亚的判刑和执行，之后通过军队的清洗，造成进一步的不稳定和创伤。意识到许多军官对政权的强烈不满，卡斯特罗任命了一位值得信赖的内政部长。从此以后，政权只能依靠特种部队进行某些盲目奉献。
1978年，古巴有15,000至20,000名良心犯。许多人来自M-26或学生反巴蒂斯塔运动，或者在埃斯坎布雷抵抗和猪湾的日子里被监禁。1986年，整个岛上有12,000～15,000名政治犯被关押在50个地区监狱中。其他人仍然在许多开放系统的地方，他们的队，包括50、100或200名囚犯。今天政府承认有400到500名政治犯。1997年春天又发生了一波逮捕事件。据古巴人权代表说，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以前的被拘留者，古巴监狱不再发生肉体酷刑。这些消息来源与大赦国际一道，将1997年在古巴的政治犯人数定为980至2,500人（包括男子、妇女和儿童）。
从1959年到90年代末期，超过10万古巴人在其中一个营地、监狱或开放式政权场所生活。有15,000至17,000人被枪杀。1959年，年轻的律师菲德尔．卡斯特罗说：“没有面包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面包。”正如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在“特别政权”开始之前所说的那样，当苏联援助结束时，“你们的监狱吃得好还是一个监狱。”
就像一个不同时期的暴君，面对政权的失败和困扰古巴的困难，卡斯特罗在1994年宣布他“宁可死也不愿放弃革命”。古巴人民为满足他的骄傲付出了多少代价？（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