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中，我们说了中共是如何自我美化的，这一篇里，我们再接着说说中共是如何抹黑对手的。
凭主观臆断篡改事实歪曲真像是其一。
以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为例。在毛泽东之前，当年中共文艺界的领导给胡风问题定的性不过是“宗派主义小集团”。1955年4月13日，胡风昔日的朋友舒芜交出了胡风当年写给他的一些私人信件。很快，这些信件经过整理后，被送呈毛泽东审阅。在看了这些信之后，毛泽东未经任何进一步的调查，便大笔一挥，将胡风问题一下升格成了“反党反革命集团”。5月13日、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分三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这些材料出自在胡风及其朋友处抄家得来或他们主动交出的往来信函。毛泽东一一过目，亲自编辑，又亲自写了按语。这些按语堪称是凭个人的主观臆断篡改事实歪曲真像从而强加于人的典型。
通过搞逼供信制造假口供假材料是其二。
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顶莫须有的大帽子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文革”开始后，中共专门成立了刘少奇专案组。调查尚未开始，专案组负责人巫中就划框框、定调子，肯定刘少奇已经“叛变自首”。他说：“查刘少奇罪证关系极为重大这是一项战略任务。有罪证是肯定的，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对调查方法，他明确提出：“要经过斗争”，“以政治斗争为主，也要采取一定措施，如斗争会、小型专政等。”按照这个指导方针，办案人员对“知情人”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通过外调方式谈话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以隔离办班为名进行拘留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用专人监管，施加压力。一次次的审讯，一次次的威胁恫吓，直到证人俯首就范，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证什么就证什么。一份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党的机构和同志、造成共产党多人被捕的假证词，就是这样出笼的。
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嫁祸于人是其三。
如“六四”后中共将因被军方自己误伤等原因致死的士兵说成是被暴徒打死的，许多所谓六四暴徒的“暴行”就是这样造假造出来的。据知情人揭露，当年一位被封为“共和国卫士”的陈姓军人，是部队的宣传干事，1989年5月22日，他乘坐军车撤退，群众欢呼时陈向学生挥手致意，军车突然发动，陈当场被摔死，当时各报都做了报道（短消息），但两天后军委突然对陈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他也因此成了六四的第一位“卫士”，军报并开始宣传他是被群众拥挤的人流挤到车轮下的。另据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前解放军39军雷达站上尉站长李晓明透露，“六四”时他所在高炮团的一名士兵后来被评为烈士，报纸上说是被群众打死的，其实是在驻地时被身边一位战士不小心擦枪走火打死的。团里领导为了团里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这位战士，将他向上级谎报为是被暴徒打死的。李晓明说：“往上报说有暴徒开枪把我们的战士给打死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是我们自己的枪走火了。我能证明。”
断章取义穿凿附会罗织罪名是其四。
1957年反右运动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一案便是一例典型。
1957年5月2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应邀前来参加座谈会的该校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琦就党内同志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党外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等，给校党委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并语重心长忧心忡忡地简略阐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5月26日， 《北京日报》报导了题葛佩琪的这次发言。然而第二天，即5月27日，他看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的报道，他顿时觉得炸了头。因为它断章取义横加篡改地说他说了这样的话：“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当天下午，他就面见了学校校长、校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的这段话情急气冲冲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可是不但没有更正，而且风声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离谱，在6月8日全国正式“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前就对他展开了“批判揭露”。
6月8日，毛泽东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正式吹响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对葛佩琦的批判也随之白炽化。在党中央喉舌《人民日报》的带动下，全国大小报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头号反共人物，被“理所当然”地划成了“极右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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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