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谎是古今中外做人的基本底线和普遍常识。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道家讲做真人，佛家讲出家人不打诳语，儒家讲信，都认为撒谎是不对的。孔子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其中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是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
治国的道理同样也是如此。孔子的学生子贡曾向老师请教治国的办法。孔子说：“一是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二是国家拥有强大的军队；三是取得臣民的信任。”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条，应该先去掉哪一条？”孔子说：“去掉军队。”子贡又问：“如果再去掉一条呢？”孔子答：“去掉衣食，宁可不得足食，也要保住信用。如果得不到臣民的信任，国家迟早要灭亡。”
固然，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人说谎，但在多数国家，整个社会的机制却都是以诚信为基础的，讲信用是一个人能够长期立足社会的资本。
然而，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谎言却成了社会的“立国之本”，整个社会靠说谎支撑，说谎成为人们在社会上生存的基本技能，不但当权者谎话连篇，就连普通民众也说谎成风。换言之，“谎言文化”不仅使中共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谎言党”，而且把大陆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谎言国家”，把大陆民众变成了一群地地道道的“谎言国民”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民说谎的罕见景观。
如果说中共说谎是其与生俱来不可更改的本性，那么民众说谎成风却是由中共的暴政和谎言文化一手造成的，与大陆特有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大陆民众的说谎习惯首先得“归功”于中共的率先垂范。常言道 “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在普通民众眼里，统治者的人不但是国家权力的执掌者，也应是国民的道德楷模。如今既然领导国家的中共都带头造假，不以说谎为耻，反以说谎为荣，我们小民又何必再把说谎当回事呢！于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内心拒斥谎言的道德堤坝就这样崩塌了，大家对说谎变得再无顾忌可言。
大陆民众的说谎成风还源于中共的恐吓与利诱。
高高在上的中共不但滔滔不绝地带头说谎，以身示范，而且一手拿着寒光闪闪的大刀，一手拿着可口诱人的蛋糕，不停地训导台下的民众怎么说话。它一会拿着大刀吓唬台下的民众说：“你们谁敢讲真话，我就砍他的头！”一会又拿着蛋糕诱惑台下的民众说：“你们只要照着我的话说，我说什么你们就跟着说什么，我就把手里的蛋糕赏给你们。”起初，有几个胆大的还不买帐，照样自顾自地说自己想说的话，甚至跟官方顶嘴，结果轻者挨批，降薪，下岗，开除，重者坐牢杀头。这种杀鸡给猴看的恐怖剧演过几次之后，很快立竿见影，效果毕现，绝大多数人虽然本来也想说真话，但抗压力的能耐毕竟有限，眼见得如此场景，只得纷纷违心地跟着中共说假话。结果，不但没人受罚，说得好的还有赏。极少数势利小人，本来就习惯于信口开河，对自己怎么有利怎么说，无所谓真话假话，这种情况下当然更是抢着说假话，在当权者面前竭力表现自己了。久而久之，也就没人再敢说真话了。
再后来，在这种氛围日复一日地薰陶下，习惯成自然，绝大多数人甚至连说真话的愿望都渐渐丧失了，那些本来违心说了假话私下还会自责和不安的人，现在连原来的自责和不安也都没了。对于他们来说，为了保全自己而说谎已不再是一件可耻的事，而是一件可以理解令人同情的事，甚至是天经地义的事。说谎于他们变成了一种没有任何负罪感和没有任何理由的本能行为，只要对我有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天不怕地不怕，什么谎话都能跟着说，而且说得坦然自若。因此用谎话来换取自己的利益变成了普遍现象，不但张口就是谎言，而且说谎的时候已经在考虑下面怎么说怎么做能够圆谎了。而那些为了良心宁愿牺牲切身利益也要坚持说真话的人，反倒成了他们眼中不可理喻的“傻子”、“疯子”。更有甚者，有的人最后竟变异到了真假颠倒，把谎言当成真实，把真话当成谎言的程度，甚至主动参与对少数坚持说真话者的迫害，自觉自愿地充当谎言的刽子手。就像索尔忍尼琴曾经说过的那样：“当谎言成为准则，谎言自身也被欺骗了。”因为当一切都是谎言时，也就没有谎言了。
到了今天，甚至于许多人不但跟着当权者说谎话，不但被动地重复当权者的谎话，而且还开起了自己的“谎言铺子”，学着中共的样子，争先恐后地兜售起自己编造的谎言来了。如果说以前他们只是被中共欺骗，那么现在他们也开始大着胆子骗起“亲爱的党”和自己的同胞来了。就像一首民谣里说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你也骗，我也骗，骗到啥时啥时算。那满大街都是的虚假广告，市场上随处可见的假冒伪劣产品，企业里形形色色的假帐，还有大小骗子娓娓动听的说辞—-不正是这样的杰作么！
就这样，由说真话到说谎话，由被动地说谎话到主动地说谎话，由良心不安地说谎话到心安理得地说谎话，由被当权者所骗到反过来蒙骗当权者和自己的同胞，说谎渐渐演变成了全体国民共同的习惯和生存方式，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支撑。
这固然令人悲哀，却也符合逻辑。试想，当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带头说谎，普通民众不说谎就无法生存，昧着良心说谎不但能保全自己，还能获得种种好处，而且谎话说得越多越大好处也越多越大的时候，这个国家怎么可能不变成地地道道的“谎言国家”，这个国家的民众又怎么可能不变成地地道道的“谎言国民”呢？！
在谎言文化的全面操控和渗透下，今日大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景观：公开场合中，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民众都在毫无顾忌地说谎，大家心知肚明，却又心照不宣，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更没有人会戳穿彼此的“官话”。面对四处弥漫的谎言，人们彷彿达成了某种默契，不约而同地保持着共同的沉默。这种集体缄默已经成了当今公共生活的一条“潜规则”，谁胆敢跳违反这条规则，就会受到绝大多数人的一致谴责和非议。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种集体缄默其实是建立在当权者与普通民众的一种不言而喻的交换的基础上的。对于民众来说，是用对官方谎言的附和换取了自己所要的口粮、工资、前程，等等；对于当权者而言，则是用民众渴望得到的种种实惠换取了他们对自己屈从和效忠。
对于上述交换，捷克异议人士、剧作家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曾做过精辟的分析。他说，在共产捷克时代，某个经理在他的蔬菜店橱窗里贴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哈维尔认为，大多数商店经理对标语中的意义是不关心的，标语是上面批发葱头和胡萝卜时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是照贴不误，这样做等于向当局表示，我是顺民，我服从你们的权威。而共产党当局对蔬菜店经理不过问标语内容的行为也不很看重，他们看重的是你贴出标语本身，因为这个形式已证明，你是“唯命是从的”，你是服从我们的权威的。在这种心照不宣的“交换”中，蔬菜店经理用敷衍性的假话，首先践踏了自己的尊严；其次帮助政权巩固了标语所代表的谎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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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