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二、尼克松、基辛格媚共卖台，祸水东引
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他将于来年春天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消息震惊北美，轰动全球。自韩战以来，美国与共产中国形同水火，处于不共戴天的敌对状态已二十馀年。而尼克松在美国政府中又属于强硬反共派，他在麦卡锡时期手拿放大镜检视共谍证据的照片曾广为流传。所以由他宣布美国将改变国策，转而与宿敌中共和解，在美国政坛和民间都引起强烈心理震撼。不过时间不长，美国舆论就趋向认为，也只有尼克松才有资格和本钱去和共产中国打交道。
半年后，尼克松总统以自由世界领袖之尊，访问尚未建交的共产中国八天，与毛泽东、周恩来握手言和，相谈甚欢，被他自己定义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尽管尼克松后来因水门丑闻下台而未能亲手完成两国关系正常化，但由他主导的对共产中国的解冻，一直被认为是尼克松政府亮丽的外交成就。
尼克松确实改变了世界。但杜鲁门、马歇尔又何尝没有改变世界？尼氏与共匪相逢一笑泯恩仇，到底是正资产还是负资产，那要看他的政策是不是符合美国信奉的价值理念和“山巅之城”的道义形象，会不会损害美国及自由世界的根本利益,有没有助长共产邪恶势力的壮大和扩张。尼克松的外交冒险，纵然是他当时所认定的明智之举。但其决策能否经受历史的检验，则是评价其功过是非的决定因素。
（一）尼克松的缓和战略
尼克松为什么要与中共修睦？那是他整个缓和（Détente）战略的一部分。尼克松就任总统时，美军投入越战已四年，国内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尼氏的竞选口号就是体面地结束战争，说白了就是取胜无望，想尽快脱身，但自动撤兵又有失尊严，因此他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以谈判代替对抗，以缓和代替冷战的退守策略。这与几年前肯尼迪豪情万丈的就职演说可谓天差地别。后来出台的尼克松主义，更明确要求受援国承担起对抗共产势力的主要责任，而美国不再直接出兵，只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尼克松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等于推卸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维护正义，抵御邪恶的天赋之责。美国之所以出兵朝鲜和南越，就是因为弱小国家没有能力独自抵抗共产主义。尼克松低估了美国和自由世界的整体实力，同时对共产邪恶势力抱有幻想。韩战中途停火，越战半途而废都不是因为对手强大，而是由于美国畏首畏尾，意志不坚。在尼克松主义框架下的对中共和解，从一启动就带有失败和投降的烙印。
美国承认中共的存在无可厚非。但与共产邪恶势力打交道，不能作无原则的让步，更不能以损害美国及自由世界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尼克松政府在和中共的接触和谈判中没能守住上述底线。
尼克松虽以反共着称，但他对中共的本质和邪恶并没有清醒的认知，仍把它们当作正常人类看待，怀着满腔善意而来，表现出美国人对共匪一贯的无知与轻敌。而作为美国总统，对共匪的任何幻想就更加危险。他以谈判代替对抗的战略，与二十多年前马歇尔的和谈策略有惊人的相似，都以抛弃反共盟友为代价。事后证明，北越共党在巴黎协议上签字和美国最终赢得冷战，靠的都是实力，而非谈判。
再者，美国主动向中共示好，本来姿态就不高。尼克松为减低政治风险，确保访问成功，也需要得到中共的谅解和配合。除了国家利益之外，他也希望藉北京之行捞取政治资本，为其连任增加胜算。因此于公于私，尼克松都有讨好中共的强烈动机。结果美国本该强硬的时候没有强硬，不该让步的地方轻易让步，留下诸多后患，至今仍未摆脱。
尼克松与中共交往有三个目的。首先是通过打中共牌增加与苏联谈判的筹码，也就是联（共）匪制俄。第二个是通过与中共修好换取其向越共施压与美国早日达成和平协定。第三则是通过与中共接触促使其改变。
美国的第一个目的可以说基本达到。美国决定与中共改善关系本身就给苏联造成压力。尼克松刚宣布访问北京，苏联马上就态度软化，仅隔四天也邀请尼氏访苏，真是立竿见影。那时苏联根本无从知晓美国会对中共作何让步。
美国的第二个目的则效果不彰。尼克松显然高估了中共对北越共党的影响力，就好像后来小布什、奥巴马指望中共约束北韩流氓一样不得要领。北越本来就因日内瓦协议而对中共耿耿于怀。中共与美国勾搭，将被越共视为背叛，两国关系只会恶化。此外，无论中共还是越共，都不会按文明规则行事。它们唯一听得懂的语言就是致命武力。来自文明一方的任何善意，都会被视为软弱，反而会助长邪恶的蠢动。美国当年在大陆放下身段推动与中共和谈，反落得“纸老虎”的羞辱，就是前车之鉴。
实际情况确是如此。基辛格第一次密访北京时就跟中共交了底，只要北越同意停火，释放战俘，美国就开始从南越撤军。无论南、北越最终胜负如何，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保证不会再干预。[27]但周恩来的回答却相当强硬：美国除撤军外，还不能留下‘尾巴’，共方不能接受南越阮文绍政府及柬埔寨朗诺政府继续存在和压迫屠杀人民。他要求美国直接将两国亲美政府推翻。他威胁说，北越不惜再牺牲一百万人也要战斗到底。只要战争不结束，中共就一直支持印度支那人民。[28]
美国期待快速达成协议，果然被对手错误解读。尼克松访问北京后一个月，北越共党即发动越战以来最大的复活节攻势，大举侵入南越并占领大片土地。尼克松只得下令美军发动大规模空袭（LinebackerI），协助南越政府军反击，轰炸北越本土，迫使其放弃了推翻阮文绍政府的无理要求。
当年（1972）12月，北越再次单方面终断谈判，尼克松遂下令第二波更大的空袭（LinebackerII），同时在海防市港口布雷。这次空袭一改过往对北越目标缩手缩脚、避重就轻的绅士战法，前线指挥官获得充分授权，全面轰炸北越首都河内及周边所有战略目标，其规模和威力为开战以来所未有，展现了美国无以伦比的军事实力。结果仅仅十一天，就彻底摧毁了北越共党的抵抗意志。这次空袭也许是越战期间尼克松所作最正确的一个决定。一个月之后，巴黎和平协定签署，越战结束。由此可见，北越放弃抵抗的原因是美国的意志和武力，中共所起到的作用，很可能适得其反。
至于通过与中共接触促使其改变，基本就是笑话一桩。美国幻想改变中共，却先主动软化反共立场，但中共的邪恶本质和反美国策却从未改变。美国的初衷是利用中共，结果不但反被中共大大地利用，也被其大大地改变，几十年后几乎到国将不国的地步。此是后话。
对中共来说，尼克松的绥靖政策短期有雪中送炭之效，长期则在台湾问题上取得战略优势，轻而易举地把美国手脚套牢直至今日。越战
（二）尼克松为毛共非法政权解围续命
尼克松对中共绥靖的时机，正好是美国的围堵政策成效大显，中共在内忧外患中焦头烂额，苟延残喘的艰难时段。韩战以来，作为侵略者的共产中国一直为世界主流文明所排拒，在国际社会倍受孤立，就如同今天的朝鲜。1969年3月，中共挑起珍宝岛边界冲突，苏联一度威胁对中共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中共知悉后极为恐惧，毛泽东第一个逃离北京。由于美国的干预，苏联没有轻举妄动。中共虽躲过一劫，但苏联核威慑的阴影挥之不去。毛下令“要准备打仗”，并立足于早打，大打，打热核战。各地纷纷疏散人口，深掘防空洞穴，搞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那时的中共环顾四周，北有苏联大军压境，核弹悬头，周边与日、韩、台、印等国同时交恶，再加上长期被美国封锁，发现自己处于被所谓帝、修、反（文革时期语言，指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四面包围的险恶态势。因此，毛泽东于69年5月要外交部长陈毅等共军元帅研判国际形势，为化解危局提供建议。[29]
而几乎同时，美国频频向中共伸出橄榄枝。69年7月，尼克松政府放宽对共产中国的贸易及旅行限制。9月将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例行巡逻改为不定期巡逻。10月托巴基斯坦总统转告中共大使，美国将从台湾撤走两艘驱逐舰。12月，美国大使在华沙的一次时装展主动接近中共代表，传递尼克松总统希望恢复大使级会谈的口信等。
美国的一连串动作引起蒋中正的警觉，他准确地预见到：“美既决联匪制俄自不能不放弃我中华民国与越南以谋匪也。”[30]他于70年3月写信给尼克松，提醒美国汲取以往与中共和谈的教训，再不要损害中华民国的利益。尼克松在回信中保证，美国保卫台湾的意志没有改变，并真诚希望与中共的谈判不会影响中美两国政府多年的友谊与合作。[31]但事后证明，尼克松此信只是对中华民国言不由衷的敷衍，他那时已决定放弃对中华民国的支持了。
而中共方面对美国的示好一开始半信半疑。依据其一贯的僵化思维，中共外交部初以为是美国的反革命两手，缓和是假，亡我之心不变。但毕竟苏联的威胁更现实，更直接，也更致命，因此陈毅等经过几个月的研讨，得出离经叛道式的结论，即利用美国压制苏联，有利于避免或推迟战争。它们建议跳过大使级谈判，直接与美国举行部长或以上级别会谈，而不以接受中共主张（如台湾问题）为前提。这项建议比美国提出的恢复大使级谈判还早了两个月。
但毛泽东比陈毅等更急不可耐。它于70年圣诞节接受斯诺采访，直接口头邀请尼克松总统来访。71年4月，毛又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来大陆。同年6月，美国总统收到了号称二战以来最重要的一封国际信件——来自中共总理周恩来的亲笔函，内中正式邀请尼克松访问北京，与毛泽东面谈。周恩来的信自然让尼克松兴奋不已，因为美国此前诸多和解姿态都没得到中共的积极回应。
美国和中共走到一起，互打国际牌，针对的首要都是苏联。美国想在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中取得优势，而中共与美国联手为的是减除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尤其是核威胁。正如陈毅等的分析，只要中共与美国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对苏联的战略阻吓，更何况毛尼峰会了。中共实际上与尼克松一样，强烈期待这次访问能如愿举行，以强化联美制苏的政治效应。但美国对中共之迫切估计不足。
基辛格到北京后才发现，中共为敌对势力的可能入侵深感焦虑。周恩来告诉基辛格，中共已作最坏打算，各地都在挖防空洞备战。他表示中共会以人民战争打败侵略者，同时似乎又在试探美国的意图，因为中共一直怀疑美、苏、日、印有朝一日会联合起来瓜分共产中国。[32]但中共对苏联的畏惧尤其溢于言表，周恩来反覆提出尼克松与毛的峰会，最好安排在美苏峰会之后。它说，我们虽然无所畏惧，但也不想招惹不必要的麻烦，[33]反映出中共既想亲近美国，又怕惹恼苏联的弱势心理。
基辛格此时颇为“善解人意”，把中共当成盟友一样看待。他向周恩来保证：美国与苏联谈判中涉及到中共的任何重大问题，都会事先知会中共；美国会充分考虑中共的意见；美国会征询并在谈判中照顾到中共的立场；美国永远不会与其它大国合谋瓜分中（共）国，[34]并建议中共将防范美国的部队部署到更需要的地方。[35]基辛格后来甚至提出美国愿意为中共提供核保护伞。基辛格就像当年的马歇尔，急中共之所急，想中共所未想！
总之，尼克松人还未到，美国已经给中共吃了定心丸，令中共坐立不安的外交危局化解大半。只是由于美国近乎讨好的主动和过分的热情，中共联美制苏的战略成效立显，而且“得来全不费功夫”！这还不算，中共在台湾问题上还另有额外的惊喜（见后文）。
然而，那时中共忧虑的还不只是苏联；中共国内局势也混乱不堪。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五年，实为一场自我毁灭的空前内乱。全国武斗派仗不止，生产瘫痪，经济倒退，文教停滞，政治迫害遍及全国，无数知识精英死于非命。毛泽东的倒行逆施，甚至引发中共最高层的分裂。
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问北京时，林彪之子林立果的“五七一”灭毛政变正在紧锣密鼓之中。细心的基辛格都嗅出某种异常。他当时给毛林周都带了礼物，但周却只替毛和他自己致谢而没有提到林彪。周还不顾基辛格的提醒，喋喋不休地介绍与会谈无关的文化大革命，暗示几十年的革命成果会被断送。基辛格当然不可能知道，仅两个月后，毛的副统帅和法定接班人林彪元帅携妻儿逃离大陆，在蒙古坠机身亡，这也许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成果”。
林彪事变爆出共党光鲜外表下的黑幕，更是毛泽东本人的丑闻和危机。毛自己提拔和重用的“亲密战友”，短短两年就公开与其决裂，甚至不惜与其同归于尽，毛泽东无论如何也无法自圆其说。《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对毛泽东及文革的批判，掷地有声，震聋发聩，几乎“句句是真理”，引起全国上下的强烈共鸣。毛泽东一生整人无数，从未失手，没想到在看似弱不禁风的林彪面前，遭遇了最大的滑铁卢，毛英明至尊的形象破损，四个伟大的神话破灭。受此重击，毛泽东健康急剧恶化，卧床不起，几度昏厥，险些丧命，周恩来闻之魂飞天外，屎尿失禁。[36]
但想到要会见即将来访的尼克松，毛泽东又亢奋起来，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尼克松给了它修补自身形象的机会。毕竟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帝头子万里来朝，主动示好，再也不能无视共产中国的存在。毛泽东66年发动文革时曾口放豪言，“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它一下，也没有啥。”它指的是共军为了挽救金氏政权，在朝鲜与美军较量。毛泽东一年前还因为美国入侵柬埔寨而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可尼克松却自行放弃了对中共的围堵，亲自上门求和。表面上看毛泽东不战而屈人之兵，凸显毛泽东依旧伟大。毛又紧接着提出划分三个世界，自封第三世界的领袖，总算给光芒不再的毛泽东思想挽回一点面子。尼克松无意中帮毛度过危机，甚至有可能给它续了命。
（三）尼克松背信弃义，出卖反共盟友
如前所述，美国对中共的动机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判，既低估了中共对自身安全的极度担忧，也忽视了中共与美国，特别是美国高层接触的深度渴求。因此，本来可以对等互利的解冻，变成美国对中共有求必应，甚至无求亦予的蚀本交易。都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可中共在台湾问题上不但得到了，而且还大的出奇。尼克松与中共发展关系，台湾本不应该成为问题，因为从美国的角度看，正视中共的存在并不需要否定台湾的现实。如果与中共关系正常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维持与中华民国的国家关系又何尝不是？实施尼克松主义不应也不必以牺牲中华民国的利益为代价，两者兼顾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实行起来并不困难。是中共迫使美国二选一，而尼克松居然接受和顺从，这才是台湾成为问题的实质。
中共方面尽管事先通过在中情局卧底多年的共谍金无怠，掌握了美国有意解冻修好的情报，但它们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底线并不摸底。中共当然想撤军、废约、建交一步到位，但也知道那是不现实的。毛泽东对斯诺明确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37]毛之所以态度相当软化是因为中共当时有求于美国。
中共既然无条件欢迎尼克松来访，也就不指望双方在重大问题上都能达成一致。基辛格本人就收到过报告，周恩来在接见一个法国代表团时说，中国绝不接受两个中国，但可以“和这个事实状况共存”。[38]实际上中共已作好台湾问题上谈不拢的准备，因为它们并不打算让台湾问题妨碍联美制苏的大战略。
也许是中共不奢望美国轻易放弃中华民国盟友，周恩来在给美国的几次口头和书面回覆中，都只提出美国从台湾撤军，而没有像以往那样要求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共。比如，周恩来在1971年5月29日给尼克松的亲笔信中写道：“毛泽东主席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并且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好与总统阁下进行直接交谈，自由地提出各自关心的主要问题。不言而喻，首先要解决中美之间的关键问题，也就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的具体办法问题。”[39]鉴于事关重大，相信这封信是经过毛泽东本人过目并批准才发出的。可见毛周在台湾问题上都有所节制，期望值并不高，因为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美国手里。
中华民国反对美国承认中共，却不会反对美国以事实为据而双重承认。在接纳中共加入联合国一事上，蒋中正就曾展现务实态度，而并非绝对的“汉贼不两立”。蒋中正最初曾同意在保留安理会席次的情况下，与中共并存于联合国。后来在安理会席次必然被中共占有后，也默认了中华民国只作为一般会员留驻联合国。再后来，他甚至也可以忍受沙特“一中一台”的新提案（即保留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次，直至台湾人民在联合国主持下决定是否独立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联邦）。[40]
总之，如果尼克松真如他在宣布访问北京时所说，美国寻求与共产中国的关系，不会以牺牲老朋友的利益为代价，特别是在中华民国展现务实态度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参照两德、两韩模式处理与共产中国的关系。国务卿罗杰斯就建议尼克松，美国应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为各自管辖区的合法政府（dejuregovernment），在寻求与前者更多接触时，保持与后者的国家关系和协防条约。[41]如果美国坚持原则，中共再不情愿，也只能面对两个中国并存的现实。毕竟从中共的角度看，美国总统来访和致力改善两国关系，就已经是癞蛤蟆原本做梦也吃不到的两大块天鹅肉了。
但是，尼克松死心踏地与中共修好，认同中共所说台湾问题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把台湾视为包袱，以出卖台湾向中共递交投名状。他清楚美国当时的主流民意仍然反共，公然背叛反共盟友在国会与民间都没有市场。因此他采取黑箱作业，所有有关与中共和解的计划和行动，都只跟基辛格一人商议，连国务卿罗杰斯，助卿格林等都被蒙在鼓里。[42]
解密以后的文件显示，尼克松在处理台湾问题上事先未经过全面战略权衡，基辛格也缺乏周密有效的谈判策略。否则，考虑到美国从南越撤军必然导致共产势力的扩展，处于第一岛链中心的中华民国的作用和价值就更加关键，美国驻台力量至少不应消弱。美国也完全可以利用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观望态度，在谈判中掌握主动，迫使中共让步，实现美国及自由世界利益最大化。可悲的是，尼克松对自己拉拢共匪的方针已迫不及待，走火入魔，他唯一担心的是叮嘱基辛格谈判时“不要看起来像在出卖台湾。”[43]
具体来说，尼克松政府在两方面出卖了反共盟友中华民国的利益。
首先，美国在保留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席位上半心半意，出工不出力。
尼克松之前的历届美国政府，都不承认中共非法政权。美国根据联合国宪章有关重大问题的条款，得以成功地阻止中共入联。1971年，阿尔巴尼亚等再次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力”议案，即中华民国所称“排我纳匪案”。但这一年预计多数会员国会支持该案。因此，美国提出一个新的“重要议题”案，即认定剥夺会员国会籍属于重大问题，需超过三分之二多数同意。美国还准备提出“双重代表”案。
在获得中华民国谅解后，国务卿罗杰斯于8月2日发表声明，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及安理会，但反对任何驱逐中华民国的行动。他指出，在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时，联合国应当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是存在的，并应当在规定中国代表权的方式中反映出这一不容争议的现实。但是，罗杰斯当时尚不了解尼克松的真实想法。
尼克松早已决定抛弃台湾，不想在“两个中国”问题上与中共争辩，但又不便做得太露骨，最好是台湾主动放弃。他之前曾对向他请示的驻华大使马康卫说，如果我是他们，就让联合国见鬼去吧！留在那里又有何用？那不过是个争来吵去的论坛。告诉他们不必在乎联合国云云。直到马康卫提醒他，台湾一旦失去联合国，将在世界上陷于孤立境地，尼克松才似有所悟。[44]但台湾的前途在他心目中已无关紧要。
其实，以美国对盟友巨大的影响力，为保留中华民国会籍而提出的“重要议题”案应该是有把握通过的。果如是，“排我纳匪案”即便通过，中华民国仍有极大可能留在联合国。
但尼克松为讨好中共，并不打算真心帮助中华民国。美国既没有积极与盟友沟通协调，也不准备从法理上讨论两个中国的必要性。而且在决定台湾去留的联大投票前，基辛格公开高调访问北京，释放美国亲共弃台的信号。结果很多属于自由世界的会员国投了反对或弃权票，美国的“重要议题”案以四票之差失利。而在“排我纳匪案”已确定必然通过的情况下，中华民国为维护国家尊严，在该案付诸表决前，才“汉贼不两立”，主动退出由她参与创建的联合国。
联合国将创始国中华民国赶走，迎接一个冒牌的共产中国入联，实为这个国际组织的耻辱。中共挑战国际秩序，赤化国际组织就始于那一天。讽刺的是，尼克松帮助共产中国走出孤立，却导致盟友中华民国逐渐失去在国际社会立足的空间直至今天。
第二，美国接受中共“一个中国”的主张。
促成共匪叛乱集团入联并窃居安理会席位，只是美国卖台的第一步，也是中共的意外收获；毛周都没有料到当年能顺利入联。不过，“排我纳匪案”并未涉及台湾的政治地位和归属。中共虽然取得“唯一合法代表”的名头，却难以否认中华民国的存在，也无法剥夺中华民国的法统。中华民国就像一面镜子，照射出共产中国非法政权的真实属性。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硬要国际上承认台湾是共产中国的一部分。中共尤其需要美国的背书。
如前所述，中共在给美国的正式回覆中都没有提及有关一个中国的要求，而是把台湾问题归结为美国撤军。基辛格在第一次访问北京时，周恩来才当面提出台湾是中共国一部分。当基辛格指出这属于额外要求时，周恩来表示，“那是因为交换意见必须把全部观点都说出来”。可见直到那时，中共对能否从美国那里讨到便宜还信心不足。没想到基辛格紧接着回答：“当然，我这样说并没有批评的意思，而只是想把问题分成两部分，先谈撤军，后谈政治沿革”。[45]周恩来闻言大大松了一口气，在第二天的谈判中明显强硬，一口气提出关系正常化的五个条件，而基辛格竟欣然全盘接受。他完全忘记了尼克松曾指示他“非必要时避免显露放弃支持台湾的意愿”，但也许他知道尼克松只是说说而已。
周恩来的五个条件是：承认中共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共国的一部分；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地位未定。
基辛格表示，后三条他当场就可以答应；尼克松与毛见面时也会重申，而第二条也就自动解决了。正式承认中共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即建交）则需要在尼克松连任后实现，因而也只是时间问题。[46]
至于驻台美军问题，基辛格向周恩来解释，三分之二在台兵力是为支援越战。一旦战事结束即可撤出。馀下的三分之一也将随着与中共关系改善而撤离。尼克松与周见面时又私下承诺，无论与共方谈判进行的如何，他都将在任内撤出全部驻台美军，但乞求周恩来在《上海公报》的措辞上给他留有馀地。尼克松表示他一定会做得比公开说的要多，但回美后必须向国会和公众表明没有秘密协定。[47]
不幸的是，历史反覆证明，文明与邪恶交往，在原则上让步往往都是单方面的。基辛格在与周恩来的首次会谈中曾说：“我们双方都恪守我们各自的原则，如果我们放弃原则，就不可能充任负责任的国际角色，也无法构建持久和平”。但《上海公报》表明，坚守立场的是共匪，作出重大让步的是美国。
当时随访的国务卿罗杰斯被排除在公报起草小组之外，直到发表前一天才看到定稿。当他发现公报故意略去有关《中（华民国）美共同防御条约》内容，曾表达强烈不满，迫使基辛格重新和周恩来谈判。结果还是美国妥协，将原有的美韩、美日军事同盟的内容一并去除。
为了掩盖出卖台湾的实质和安抚国内舆论，基辛格在一个中国的表述上也颇费了些脑筋，也就是后来出现在《上海公报》里的那句话：“美国认知（acknowledge，意即“知道了，不含认同之意”），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句话也是对中共让步的结果。
国务卿罗杰斯中意的版本是：“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注意到双方的这一立场”。[48]
虽然两个版本都故意没有指明“中国”的身分，但基氏的措辞显然更有利于中共。比如，中共故意把“认知”翻译成“承认”，误导大陆读者美国认可中共的观点，而如果采用罗氏的“注意到”，中共则无法扭曲原意。而美国的“无异议”之说也让中共迳自解释为美国同意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此外，罗氏也删去“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中的“所有”二字，给台湾人留下了空间。
中共什么都没做，也什么都没失去，就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成为大大的赢家。
美国什么都舍得出让，却什么都没得到，除了在中共宴席上赚个酒足饭饱，输得精光，包括原则、正义、信誉以及未来的国运。
（四）尼克松、基辛格是中共暴政的“恩人”
美国接受中共的五个条件，用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附和中共强词夺理的一中原则，对中共外交自那时起一直陷于被动，造成美国的外交政策由中共制定的荒唐局面。美国等于自愿让中共捆住手脚，只能在中共限定的框框里打转而难以突破。共匪方面犹如空手套白狼，坐享无本之利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之久。美国背信弃义，自愿遵循中共强加的在暴政与自由间二选一的无赖逻辑，放弃享有相似价值观的中华民国盟友，自我消弱第一岛链上的反共同盟，不但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隐患，也给美国国家声誉留下莫大污点。
美国丧失原则，承诺不支持一中一台及台湾地位未定，无异于将台湾人民的命运交予中共暴政，与美国捍卫自由，维护正义的理念相悖。尼克松在谈到与北越共党谈判时曾说过，一个背叛盟友，让朋友失望的国家无法保持伟大。南越人民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不容谈判。可他为讨好中共，反共盟友和台湾人民的自由皆可抛弃。
尼克松跟马歇尔一样，都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人，其实并不属于真正的中国人。尼氏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好感，影响和软化了他们对中共暴政的价值判断。尼氏在跟驻华大使马康卫的一次谈话中表示，如果中国大陆的七亿五千万人民置身于一个优良制度之下，他们将引领世界。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一类人。[49]可见尼克松把共匪看成了中国人的一部分。解密后的尼克松、基辛格二人的会谈记录显示，他们对共匪暴君似一见如故，推心置腹，和盘托出，毫无设防，简直看不出他们是在跟自由世界的敌人谈判，倒更像是在与久别重逢的朋友交心。美国对中共暴政之通融与慷慨，甚至胜于对真正的友邦。对内外交困的中共来说，尼克松、基辛格就如同“恩人”，难怪毛泽东不但声言要投尼克松一票，而且尼克松因水门丑闻下台后，还派专机接他来北京再次会面。尼氏受宠若惊，欣然前往，实为其个人及美国的又一丑行和污点。
其实，美国是最没有理由背弃台湾的。两个中国的局面，恰恰是美国自己先前的战略失误直接造成的。若非马歇尔飞来横祸，国民政府剿共建国之大业恐不致功败垂成。本身就有愧于中华民国，美国在与中共建立关系的同时，本应基于中华民国在法理上无可争辩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理直气壮地维持中美之间的国家关系，更何况中华民国还是美国与自由世界的反共盟友，而中共则是中美两国及自由世界的共同敌人。
然而，历史竟然如此无情。命运多舛的中华民国在被杜鲁门与马歇尔抛弃之后，又惨遭尼克松与基辛格出卖。蒋中正在日记中感叹道：“自二十五岁以来，经过无数忧患与耻辱，尤以对外之磨折扭绞，非使我国脉民命彻底消除而不止的美国政府，虚伪欺诈之玩耍，令人无法忍辱，巳达极点。此乃自民国卅一以来，史迪威、马下儿（马歇尔）以至今日尼克生等，是极尽人世所最难堪之一次也”。
与共匪丧失原则和立场的交往和接触本身，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都是被邪恶同化的过程。七十年代末，美国困在一个中国的陷阱越陷越深，卡特政府终于背弃传统盟邦中华民国与共匪建交，承认中共暴政为全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单方面废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撤出驻军及军事设施，限制对台军售等等，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自身及自由世界的长远利益拱手相让。
美国被虚幻的“一个中国”套牢后的种种恶果，随着时代的演进，尤其是中华民国民主转型和中共暴政僵尸撅起，越发显露出来。
1996年，中华民国实行总统直选，成功转型为民主国家。然而，中共暴政视自由台湾为其合法性最大的威胁，发起对中华民国的全方位围剿，企图赤化并最终吞并台湾。台湾人民虽然成为国家的主人，却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眼看自己的国家在人权恶棍的层层围堵下沦为国际贱民。中共的所谓”一中原则”(包括后来的“一国两制”)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名，对抗国际社会人权高于主权的共识，强卖共产邪党是非颠倒的歪理邪说，胁迫西方接受中共极权奥维尔式的胡言乱语。共匪独裁政权在大陆地区不公不义还不满足，竟从新制定国际规则，规范自由世界主流文明的言行，而国际社会听之任之，甚至随波逐流久矣。正邪之颠倒，世道之恶变令人瞠目结舌。
更为严峻的是，中共暴政在台海及南海向自由世界反攻倒算，铤而走险的机率大增。共匪虽然从未放弃武力犯台，但在与美国建交初期，其实力微不足道，不过是异想天开。然而，在美国绥靖政策的庇护和纵容下，共匪的军力恶性膨胀。而美国受一中政策的约束，特别是817公报对台军售自我设限，两岸军力严重失衡已多年，在加上美国对协防台湾采取战略模糊方针，也间接助长了共匪的野心。如今共匪不但威胁自由台湾的国家安全，而且开始在南海、西太平洋及太空领域频频向美军挑衅亮剑，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时过境迁，美国却再尝同一苦果。又一次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尼克松打开通往中共的大门无疑是他个人的成功，让他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连任，代价则是为所谓共同利益而放弃美国所代表的自由、人权、民主、正义等核心价值观。而由他主导的对中共的无条件绥靖，作为政治遗产留传下来。尼克松之后的所有美国总统，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延续了对中共暴政的绥靖政策，几乎使之制度化和模式化。蒋中正在《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告全国同胞书》中曾预言，中国问题如何解决，将决定世界的安危与人类的祸福。由尼克松开启的长达数十年的亲共历程，充分验证了蒋公之先见之明，因为美国虽然搞垮了苏共，却又亲手培植了一个比苏共更凶残，野心也更大的中共邪恶势力，使美国步入衰败，世界秩序亦为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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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