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以来，中共以疫谋霸，多面树敌，战略环境极其不利；目前，正被迫对其国际战略进行调整，但其动作相互矛盾，散发的信号紊乱。
把一定程度的收缩作为中共国际战略调整的主线，应该是中共体制内的主流意见。例如资深外交官袁南生去年9月撰文就说，“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与多国对抗，不仅是国家的外交灾难，更是国家全局性的灾难”。又如，中南海智囊时殷弘教授去年底建言：必须在一段时期里，总体而言，不和美英以外的其馀发达国家及任何发展中大国对抗，目的就是为了战略集中，减少一二线对手。
在操作上，迄今表明中共收缩的一个最鲜明的例子，是今年2月21日，印度和中共分别证实两国军队已经从喜马拉雅山西部有争议的边境湖区完成了撤离工作。中共这个动作力度也不算小了，目的是为避免中印关系全面恶化，使印度大步走进反制中共的国际联盟（主要担心美日印澳“四方会谈”变成“印太版北约”）。
但是， 2月1日施行的授权海警使用武力中共《海警法》（1月22日才通过），又释放了相反的信号，使得日本、东盟一些国家反应强烈。尤其日本强烈回应：2月17日，日本海上保安厅长官奥岛高弘在记者会上，就在钓鱼岛周边日本认为是领海水域的警备中对方（中共）使用武器时的应对，称日本“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遵循法律原则，不排除使用武器”。中共《海警法》及其一些相关动作对东海、南海形势的重大冲击，显示中共仍是“战狼”一匹。
而在中共战略收缩的核心——对美政策上，中共自己更是左右互搏。
本来，川普政府时期的美中新冷战，使中共吃苦连连，有苦说不出，还得打起脸充胖子；拜登政府上台，给中共带来转机，中共迫切需要中美关系转圜。这种急迫，从暗中运作杨洁篪访美（未果）到亟盼拜登习近平通话（2月11日已进行），可见一斑。
但是，中共又要求拜登政府在美中关系上“拨乱反正”，俨然一副胜利者的姿势。
例如，2月21至22日的24小时内，中共外交系统罕有地三度对拜登喊话。首先，中共最高外交官员杨洁篪在官媒“人民日报”撰文暗批美单边主义、霸凌；其次，中共外长王毅在北京举行的“蓝厅论坛”（主题为“对话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上为中美复谈抛出四大前提：一、美国停止干涉香港、新疆、西藏问题（任凭中共为所欲为？）；二、放弃对中国产品加征不合理关税（无视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和中美贸易巨额逆差？）；三、放弃对中国企业实施各种单边制裁（任凭被中共政权力量支持的中国企业全球扩张、窃取科技和影响国安的各类信息？）；四、放弃对中国科研教育机构实施各种单边制裁（任凭中共渗透？）。再次，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在“蓝厅论坛”开幕仪式发表演说，强调美国必须清楚知道其对中政策的界线，且必须对双方的战略目的有清楚认知。
一方面，中共有求于美国，渴求中美关系转圜；另一方面，中共又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睥睨天下的立场，拿不出任何具有建设性的具体提议，只是文革口号式的空话、老话、套话，实在荒唐。
美中新冷战的直接因素之一，是中共军事的战略扩张。中美对抗“已经不局限于过去的重点西太平洋西部，而是扩展到了外层空间，到了大洋底部（水下），到了印度洋东部，甚至以不同的烈度弥散到全球。”（中南海智囊时殷弘语）迄今，在这个问题上，中共态度强硬，没见到丝毫让步，反而提出“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大大加快军备步伐。就此而言，只要中共不放弃军事扩张，中美新冷战就难以得到实质性的缓解，中共所渴求的中美关系转圜就是水中之月了。
中共体制内并不是没有明眼人。例如，中南海智囊时殷弘曾建言，中共需要采取主动以避免中美军事冲突，坚决、足够和较持久地实施战略／军事调整（在已有的战略军力所谓井喷式腾升之后，适当放慢战略军力建设的高速度），以此作为基本谈判条件，谋求减抑中美各自战略前沿碰撞的危险，促成新的战略稳定；并且，中美的对话和谈判必须具有三大特征，“第一讲求实际，第二足够聚焦，第三有具体的重要提议。”
但是，从目前中共的操作来看，时殷弘的建言也就说说而已。因为，中共没有美国那样的“旋转门”制度，无法让高级知识分子、专家随时能够出任政府要职，在相关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发挥实质性作用；而且，中共的决策和执行体制高度僵化，政治气氛紧张，体制内多是迎合、苟且之人，只要最高层的想法不改变，任何现行政策的重大调整都难进行。
于是，这样一种局面就形成了中共当局意识到战略环境的困难，有调整的意愿，但没有一张清晰的蓝图，也没有能够全盘运筹操作的人才；中共从上到下，又受制于“战狼定式”，缺乏转圜能力，除了个别领域因当局有明确指令而迅速调整外，其它领域都是惯性运作，脚踩两块西瓜皮，滑到哪是哪。
据此而言，中共的国际战略操作，不混乱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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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