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碑帖：唐楷千秋至宝 孔子庙堂碑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4月16日讯】《孔子庙堂碑》是楷书名碑之一，是初唐四大名家虞世南（虞永兴）六十九岁时的成熟之作。贞观二年，碑成之日，风靡天下，求拓本之人摩肩擦踵，因而碑成不久就拓坏了，“当时车马填集碑下，毡拓无虚日，故未久而壊”（孙承泽《庚子销夏记》）。

《孔子庙堂碑》唐拓本在宋代时已经难得，甚于千两黄金，宋代名书家黄庭坚（山谷）是少数曾见过的人之一，他说过：“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哪购得？”宋人荣咨道曾以三百万钱购唐拓本，为此碑添了一笔希世史话。（清人孙承泽《庚子销夏记》）此碑展现唐代正书楷法的晋唐风流，珍传的“千秋至宝”。清嘉庆干隆间的书法家、金石家，翁方纲《孔子庙堂碑考》叙述此碑特色：“以圆笔为主，保存了魏晋人笔意，整体自然洒脱，字体大小错落有致，变化莫测，潇洒灵动。被视为楷法极则。”

《孔子庙堂碑》展现了唐楷正书的一种时代风格面貌，同时为唐太宗尊孔子为先圣，并大兴儒学的历史时空作了注记。据《新唐书》记载，在唐太宗之前，国学中释奠周公，以先师孔子配祀。贞观二年，臣下上奏，国学的祭典当祀夫子，唐太宗纳谏，尊孔子为先圣，大兴儒学。唐太宗命令虞世南撰文并书《孔子庙堂碑》碑文；贞观七年十月，碑石勒成，立在长安新孔庙中，碑高280厘米，宽110厘米，楷书35行，每行64字。虞世南将墨本进呈太宗。

唐太宗奉儒学的道德思想为治世圭臬。《旧唐书》记载，唐太宗“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国学中学生能通一大经以上的都能被任为小吏，从而“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人才济济，升堂讲学的达八千馀人，想想古今中外，能有多少这样的“大学”！当时许多外邦慕名而来，如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都遣子弟入了大唐的国学。[1]

虞世南（西元558—638年）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贞观七年，虞世南受封永兴县子爵，故后人敬称他虞永兴。《新唐书．虞世南传》记载唐太宗赞美虞世南有出世之才，一人兼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充分展现太宗对虞世南的器重和欣赏。

虞世南温文儒雅，沉静寡欲，平和中正，“貌儒谨，外若不胜衣，而中抗烈，论议持正”。他外似弱不禁风，风骨高洁抗烈，他的孝悌德行也是出了名的。父亲死时，他尚年幼，因哀伤过度而憔悴不堪，除丧后，犹然布衣蔬食。

在隋大业初年，他累授秘书郎，迁为起居舍人。他的哥哥虞世基在当朝贵盛，世南虽和哥哥家同居一处，并没有受到华衣美食的引诱，依然朴素勤俭自持。隋灭时，宇文化及要杀掉权贵大臣，虞世基为内史侍郎，在劫难逃。世南抱着哥哥嚎啕哭泣，请求代哥哥受刑，哀伤得不成人形。

虞世南求学专心致志，在学识和文词上都是出世之才。他与兄世基“同受学于吴顾野王馀十年”，他精神意念全盘投入学习之中，“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栉”。世南善写文章，宛然得到南朝诗文大家徐陵的传承，文辞婉曲富丽。

因为虞世南很博学，观史析理明澈，且论议持正，衷心出明谏，所以唐太宗常常找虞世南商略古今。《旧唐书》记载，太宗说“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 可见唐太宗对虞世南的倚重与肯定。

虞世南的书法老师是同郡的沙门智永，智永是王羲之书艺的传人，虞世南勤学深究，“妙得其体”，在当时就出了名，《旧唐书》载：“世南师焉，妙得其体，由是声名籍甚”。宋人朱长文《续书断》说：“世南从（智永）学焉，尽得其法，而有以过之， 其隸、行皆入妙品。”昔日王羲之书法有“入木三分”的体现，虞世南的笔力又如何呢？《书史会要》有一则故事，可供后人一窥究竟。

唐太宗爱极王羲之的书法，乃从虞世南学习。不过太宗写“戈”脚老是学不像。有一次写到“戬”字，突发奇想仅写了左半，再令世南补上“戈”，然后拿给魏征看。魏征一看便说：“今窥圣上的书作，就是戬字的戈法逼真。”太宗听后，叹其真见，此后学书更加努力不懈。

虞世南和另一位初唐名书家欧阳询常被相提并论。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有正书第一碑的美称，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也有唐代楷法极则的赞誉。两位大师书风差异鲜明，如何欣赏呢？刘熙载《艺概．书概》给了一个大体的指引：“唐代欧阳询、虞世南两家书各占一体，欧、虞并称，也有会通之处，其书方圆刚柔交相为用，善学虞者和而不流，善学欧者威而不猛”。

明人汤臨初为虞世南加冠：“唐诸书家，当以虞永兴称首 ……永兴（孔子）庙堂真书，圆秀浑成，深得右军三昧”（《书指》）虞世南学书于智永，传承王羲之（右军）书法一脉，珠圆玉润，焕发君子玉质。明人冯班也说本碑“和缓宽裕，如見大人君子，全得右军体”（《钝吟书要》） 。

大体来说，一方书碑刚柔并济为佳，神采照映为上。明清收藏家孙承泽说《孔子庙堂碑》“珠圆玉润，神采照映，信为千秋至宝”。此碑得右军（王羲之）之体，字体变化自在，书风自然洒脱，展现了艺术高度和精神的超然，欣赏虞世南的书法，不能不兼顾艺术与心神两个世界的交融，这也是此碑“被视为楷法极则”画龙点睛的神采。

《孔子庙堂碑》圆秀浑成、和缓宽绰的风格如何表现呢？一在用笔，二在结字布置。“虞世南用笔第一，正锋善圆，结构善逸书”（明代赵宦光《寒山帚谈》）。

刘熙载《艺概．书概》的观点也提供我们品赏的参考，他说虞书“不外耀锋芒而内涵筋骨”、“有篆之玉箸意”。“不外耀锋芒”说的是运笔藏锋不外露，“内涵筋骨”是笔秉正锋一贯而行，表现出篆书玉筋般外圆内直的质地（篆书又称玉箸篆、玉筋篆）。这与《宣和书谱》评虞书“内含刚柔”、“君子藏器”，正相呼应。

再说结字，冯班《钝吟书要》说：“虞世南能整齐不倾倒。欧阳询四面停匀，八方平正。此是二家书法妙处”。《孔子庙堂碑》的结字，分间布白非常宽绰疏朗，自然潇洒中整齐不倾倒，态势安稳。结字布置看似宽疏含蓄，但是字的点画变化、字形向背，上下承盖，左右高低，承让呼应，转角弯折，笔划粗细等等都有细致入微、流畅无阻的表现。综合来说，此碑结字得人品真态，有映带宽绰之美；疏朗中和藏逸韵，自然洒脱映神采。

在此之外，历代许多行家对虞世南书法，都看到了“书参于道”的妙契。书评家们说虞之书若自然无为，有仙风道骨。如何展现呢？

我们可以看到本碑点画精炼，巧合成字，不迫不僵，情态自在，宛若自然无为。虞世南的书论《笔髓论》说“学者心悟于至道，则书契于无为”，“书参于道”正是虞书理论的具体实践。

许多书评家都说虞世南之书展现仙风道骨之气，例如清人杨守敬《书学迩言》云“虞永兴之庙堂碑，风神凝远”， 包世臣《艺舟双楫》说“永兴如白鶴翔云，人仰丹顶”。具体如何展现呢？

董其昌形容得具体些：“永兴自谓于道宇有悟，发笔处出锋如抽刀断水是也，大约长捺如辵旁皆前轻后重，放笔圆活，望之如绛云在霄舒卷”，点出其书法和自然境界的契妙处。《法书要录》说虞笔下“如层台缓歩，髙谢风尘”，可以说其笔势在和缓中有渐次见变化，疏朗宽绰的结字布白潇洒舒卷，逸韵不同凡俗。

《宣和书谱》评虞世南之书：“立意沉粹若登太华，百盘九折，委曲而入杳冥”，这种变幻高深悠远的仙韵，来自心之意、心之神，心平气和，刚柔并济，灵动入化，无为而至。虞世南《笔髓论》解释写字重在“契妙”，“心正气和，则契于妙”、“书道元妙，必资于神遇，不可以力求也”，说的就是这般自然无为的境界吧。

虞世南之书法自然潇洒，妙契自然。这种无为得神遇的境界，不仅在笔端的技艺，更是人品精神境界的自然昇华。《孔子庙堂碑》将魏晋萧散之逸，融入唐代平正法度之中，疏朗宽绰藏逸韵，自然洒脱映神采。有道是出世之才的千秋至宝，实至名归。

欣赏《孔子庙堂碑》时不能不关注版本。原碑坏失于唐，宋代时，此碑的唐拓本已是千金难买。后世有二块翻刻石，俗称《西庙堂碑》和《东庙堂碑》。《西庙堂碑》是五代时王彦超于西安翻刻之碑，故而拓本称为陕西本，简称陕本，或称西安本。另外《东庙堂碑》在元代至正年间于山东城武定陶河岸决堤时出土，此碑为何人何时所翻刻资料阙如，拓本称定武本。据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孔子庙堂碑考》考证，传世的定武本所据原本比陕本为早。据翁方纲考证，陕本失去虞书真处颇多，有四大失在于攲侧、弯圆、尖纤和笨顿。

清金石学家杨守敬《书学迩言》说：“五代陕刻本失之钝拙，元代城武本失之轻弱，惟临川李氏所得元康里氏藏本，经翁覃溪等监刻者，不失矩度。近日李氏又以原本石印，益臻美善矣！ ”

清人李宗瀚藏《孔子庙堂碑》唐拓残本，得自元代康里氏藏本，是现存唐拓孤本，现藏日本三井美术馆。其中真唐石拓字有一千四百馀字，超过半数，剩馀的不足多用陕本凑补而得。

[1] 《旧唐书．儒学传》记载：“贞观二年，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合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馀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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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张信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