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4月18日讯】1999年那年孔维京49岁。她在北京一家工商银行下面的储蓄所里做储蓄宣传、调研工作，职称是经济师。她是个胆小而内向的人，做梦都没有想过有一天她会成为总行行长都知道的人物，甚至惊动了前中共党魁江泽民。
这一切都是因为1999年4月25日那天，孔维京被时任总理朱镕基带进了中南海。她作为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受益的亿万人中的一员，在去中南海（国务院信访局）上访的时候，碰巧站在了中南海西门信访局大门正对面的人行道上，被走出来向群众了解情况的朱镕基随机点到。
那是一个铭刻历史的日子。那一天，“法轮功”这个只在中国老百姓之间口耳相传的佛家气功的名字一下子被推上了世界舞台；“法轮功学员”——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名不经传的普通中国人，也陆续被置于聚光灯下。
从胆小懦弱到挺身而出
孔维京从小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在公共场合从不敢说话；小时候别人骂她一句甚至一瞪眼，她就会吓哭。凡事她都躲远远的，在公共汽车上，看别人吵架，她心里都慌得砰砰跳。
所以，当维京第一次看到法轮功的主要着作《转法轮》的时候，她先被作者的坦率和胆量震住了。她心想：“这个气功师怎么这么坦诚、实在、正派，敢把这些‘封建迷信’如此直白地写出来，还讲‘真、善、忍’是宇宙的真理，这不和共产党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直接对立嘛，将来这共产党搞政治运动时，不就成了挨整对象吗？为什么这个人不顾个人安危写出来这些呢？不怕给自己招来麻烦吗？”
她说，别的气功师都是什么道理也不讲，就说“天机不可泄漏”，既可增加神秘感，又没有政治风险。她感到法轮功的师父完全是为学员负责，把高深的道理都讲出来了，这是无私和实力的体现。
维京的第二个感受是，“法轮功简单易学，至少让人学会做一个好人。”法轮功的师父讲了很多关于生命和宇宙的深奥道理，而且说要重德、要为善，最后达到完全为了他人的境界。虽然标准很高，但句句都说在她的心坎里。
“师父说，只要修心性，功就在长；还说，24小时法炼人……师父真是说到做到，我身上发生了很多奇迹。”维京回忆，她花两晚时间看完了书，结果，常年的胃痛就消失不见了。原来她胃里有个硬块，一疼起来就受不了。她这还没炼功，病就好了，再也不疼了，硬块也消失了；并且所有的病如肾盂肾炎、风湿病、坐骨神经痛等都好了，她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还没炼呢，还没见过师父呢，师父就把我的病根拿掉了。”
从此，盘踞在她脑中几十年的顽固的无神论观念就土崩瓦解了。她无病一身轻。从那以后至今二十六年来她告别了医药、告别了病痛。
维京的最大变化是在精神上。因为找到了人生真谛和方向，她变得无惧无忧，胆子也大了起来，她说就像一首歌里唱的“因为走上了神指的路”。
1999年4月24日晚上，当维京听到天津法轮功学员被抓的消息的时候，她没有片刻犹豫，她决定去信访局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她想到了“六四”时长安街上发生的一切。她决定穿上银行的工作制服、带上工作证，以证明自己的身分。第二天早晨，她就去了中南海信访局。
中国人讲“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又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维京觉得，师父给她这么多宝贵的东西，告诉她人生的目的，教她做人的道理，而且还不要一分钱，只要一颗真修向善的心，“在这么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受到污蔑时，能不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吗？”
被朱镕基随机点出 走进中南海
1999年4月初，时任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曾多次诽谤过法轮功的科痞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的一份期刊上再次刊登污蔑文章，当地法轮功学员前去澄清事实。4月23、24日天津公安殴打并抓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消息传出后，京津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前往国务院信访局上访。
4月25日早晨7点多，孔维京来到了府右街。除了一块儿来的一位北大退休教授和一个不识字的邻居老太太外，那天她还看到了一位知名演员正，大家都认出了她，纷纷和她打招呼；她还看到了一位外交部的高官、穿着军装的现役军人都站在人群中；她碰到了一个从北京远郊延庆来的七十多岁老大爷，一问之下知道，老人是连坐车带走路连夜赶来的；她还遇到了一个从房山来的年轻母亲，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女儿；站在她前面一排的是两个人民大学的大学生谈过话……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社会上的普通一员都在4月25日这个休息日里来到国务院信访局，要跟政府说出他们的肺腑之言。人们三三两两地安静地站在人行道上，没有占车道，也没有占盲道。
随着人数越来越多，维京看见警察分别从南北方向领着法轮功学员走过来，让分散站立的学员们连到一起。大约快8点的时候，站在里面第二排的孔维京刚要坐下炼功，忽然听见前面响起了一阵掌声。她赶快站起来，往前一看，就见总理朱镕基正从中南海西门内走出来。朱镕基身边带着几名工作人员，大步流星地穿过马路来到法轮功学员面前。
朱镕基一停住脚步就连声问：“你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你们有什么要求吗？”
大家纷纷回答道：“我们要炼功。”“我们要修炼。”
朱镕基紧接着问：“谁不让你们炼功？我有批示，中央有三不政策。”
人群中有人大声回应说：“我们没有看到。”“天津抓人了。”
朱镕基又连声问道：“是谁让你们来的？谁是你们的代表？你们有没有代表？让代表来和我谈。”
大家都说是“自己来的”。
朱镕基说：“你们这么多人怎么和你们谈？你们让代表来跟我谈。”
这时有人举起手说：“我可以代表自己。”大家也都纷纷举起了手，发出一连串的回答声：“我代表自己。”“我也代表自己。”……
朱镕基随手指了指，说：“你、你、你，你们可以进去和我谈谈吗？”维京一看他点了自己，就回答：“可以！”随后她走出人群，和另外两个人跟着朱镕基走进了中南海西门。
朱镕基的随行人员立即问他们三人：“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电话号码多少？”
维京回答说：“海淀区办事处东升路分理处。”她听到另外一人说是某大公司的会计，另一位是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的研究生。
朱镕基边走边交代手下的人说，让信访局的某某某局长和中办的某某某主任到这里来。随即他们三人被带进了西门内北侧的一个挂着“接待室”牌子的房子，朱镕基就离开了。
不久来了两位领导，拿出小本子开始了解情况。他们就把天津发生的情况说了一遍，提出三点诉求：一、立即释放天津被抓的45名学员；二、公开出版发行《转法轮》等大法着作；三、给法轮功一个公正合法的炼功环境。
为了让信访局的领导全面了解法轮功的修炼内容，孔维京提出再出去找些更多已出版发行的法轮功着作。经同意后，她就从中南海西门出来，走到马路对面的法轮功学员们面前，说明了情况，大家就纷纷把手中正在看的或者书包中带的法轮功书籍递了过来，她就带着6、7本书和一封“永远不参与政治──部分老学员的联名信”折返回去。
等她再回去的时候，她发现又多了一名法轮功学员，说是航天部二院的。在询问了情况后，两位领导说，情况会尽快反映上去，但是还要经过中央研究以后才能答覆大家。希望他们出去后转告外面的学员，让大家都先回去，不要长时间在这里聚集。并且说“北京是首都，你们都是北京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要注意维护北京的国际形象和世界影响”等话。
之后维京就和其他几个人出来了。向大家转达完情况后，她就又回到原先所站的人群中去了。又过了几个小时，她看见他们前面的马路沿下面出现了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在第一排的学员就站在枪口下，但是大家没有一个人惊慌，人群没有一丝波动。后来，不知什么时候那些端着枪的军警撤走了。维京和大家一样，一直等到了晚上9点多，听说三点诉求都解决了之后，她就回家了。
“整整十几个小时，无论是在府右街、文津街、西安门、北海还是长安街，上万名法轮功学员撤去后，没有留下一张纸片，连执勤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维京说，“后来中共说什么‘法轮功围攻中南海’‘中央领导人根本没出来’等等，都是为打压找藉口的弥天大谎，在真相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4·25”之后，孔维京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在工商银行挂了号。她听人说，江泽民直接点到总行的人，呵斥道：“你们工商银行还有人去！”
“4·25”之后不到两个月，中共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在那些黑暗日子里，维京和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一样，被监控、被抓、被停发退休金，家人也受到牵连和骚扰；为使家人不被株连，她不得已与相濡以沫的丈夫离了婚，离婚证上的日期就是第二年的7月20日。在之后的十多年中，一想起曾经温馨和睦的家她就会流眼泪。
尽管中共的镇压手段异常残暴，维京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她说，她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如果说‘4·25’之前我炼法轮功是为了自己祛病健身的话，那么在‘4·25’之后，我做的就不只是为个人的事情了。”她说，“尤其在现在社会道德刹不住闸地往下滑的时候，不讲人性不讲良心的事情层出不穷、触目惊心，法轮功学员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在救人，因为只有‘真、善、忍’才能给人类带来希望。”
今年的“4·25”又快到了，孔维京在回忆22年前的这桩往事时，也想起了当年带他们进入中南海、后来圆满解决上访事件的朱镕基。她希望朱镕基能在有生之年，将“4·25”的真相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