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执掌德国16年的默克尔与李克强共同主持第六轮中德政府磋商（视频）。中德政府磋商机制自2011年成立，被称为推动中德合作的“超级发动机”。不过，默克尔在她这最后一次主持的磋商会上，似乎想对中共进言，或为使自己的政治遗产更趋平衡，声称“开诚布公地讨论棘手的问题”，也是伙伴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默克尔以香港为例，谈到北京以所谓的国安法限制当地的政治自由。她对李克强表示，希望能够“尽快恢复德中人权对话”（1999年建立，每年一次，但在2019年因为中共称“缺乏对话氛围”而未能举行），“我们俩个人讨论这个话题显然是不够的，应该由双方的司法部长共同参与就这个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虽然默克尔为中共加强对德、对欧盟关系贡献颇大，但仍旧被打了脸。李克强使用公式语言，敦促柏林尊重北京的核心利益，平等对待，不干涉中（共）国内政。
这个打脸，揭示着多年来默克尔政府“以贸易促改变”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默克尔可谓是“双重失败”：第一重失败，默克尔在东德生活了三十多年，遗憾的是，对共产政权的本质仍未认清；第二重失败，默克尔的对华政策，没有改变中共，反而被中共玩于股掌之间，中共对德渗透之深与德对中共依赖之重，深刻影响着德国的战略选择。
现在，德国对华战略的分歧非常严重。各界都在瞩目默克尔之后的德国走向（默克尔总理任期今年期满，不寻求连任）。4月20日，经过深夜投票后，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宣布参加今年大选的总理候选人为默克尔的忠实支持者拉舍特（Armin Laschet）。拉舍特曾拒绝在德国排除华为5G，而华为公司的欧洲总部就建在拉舍特任州长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虽然，目前联盟党是德国第一大党，但其主要政治对手绿党，在民调中仅落后联盟党几个百分点，9月选举鹿死谁手，现在还很难说。
绿党候选人拜尔波克（Annalena Baerbock），外媒认为，她在对华、对俄外交政策上更加“鹰派”。有大陆媒体刊文称，如果拉舍特挂帅的竞选团队无法接近或达到以往的辉煌，就可能出现德国历史上首个以绿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届时中德关系或许将迎来“冬天”。
退一步讲，即使拉舍特能够出任德国总理，德国国内形势和世界局势的发展，也难以容许他继续维持默克尔的对华政策了。这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德国政界的一个共识，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外交政策发言人施密德（Nils Schmid）所说，“我们需要真正的对华外交政策，不只是一个商业导向政策。”
我们知道，德国对中共的认识是“三元论”，即中（共）国是德国和欧盟在经济科技与全球问题中的伙伴、竞争者，制度层面上的对手；但这个“三元论”既有内在矛盾，又遭中共战狼外交的重击，转变是迟早的事，问题只在于转变时间的快慢。
事实上，中德之间的战略分歧也不是不突出。这里举三个例子。其一，去年捷克参议院议长访问台湾，中共大发雷霆，中德外长会晤时，德国外长马斯（Heiko Maas）要求中共不要动辄摆出威胁的架子，“对于这样的行为进行恫吓，我们完全无法接受。在外交和安全领域，我们同欧盟伙伴国家团结一致”。
其二，去年9月，推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外交和贸易指导方针，寻求在安全领域增强其在亚洲的存在，重点是与日本加强防务合作，例如今年3月22日，双方签署《情报保护协定》（两个技术大国之间可交换军事、网络安全等机密以及反恐情报）；4月13日，两国首次举行外长和防长“2+2”会谈（视频），德国将于8月派出一所护卫舰巡航亚太，并与日本举行联合海上演习。
其三，中德经济、科技竞争加剧。对此，《华尔街日报》去年9月18日刊发题为“中德两国何以从昔日伙伴变为如今对手？”的文章，指几十年来德国与中国在经济上捆绑的非正式伙伴关系正在瓦解，随着中国这个亚洲巨头的强势回归，这对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在疫情后的复甦构成了威胁。
第二，欧盟对华战略正在进行深刻调整，德国必须稳妥处理其与欧盟其它国家的政策分歧，才能发挥自己的领导力。
二战以来的历史表明，虽然德国对欧盟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但是，德国只能是欧洲的德国，欧洲不会变成德国的欧洲。
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面对中共的全面渗透和威逼利诱，再加上协调一致决策机制所带来的难度，居然于今年3月22日，在“六四”之后首次对中共实施制裁，这不能不说是欧盟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体现的是欧洲的主流民意，和对走向美中两极对抗的国际战略格局的顺应。
经济捆绑是中共对付欧盟的主要手段。可即使就经济层面而言，欧盟对中共也难以再忍耐下去了。例如，4月25日，欧盟执行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在提交至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的一份有关中国的报告中，抨击中共转向独裁和违背经济上的承诺，对欧中关系越来越悲观。同时，欧盟委员会正研拟法案，希望制止外国国有企业借着大流行病导致的经济衰退，大肆并购欧洲企业，并得以对违规企业施以罚款或合并禁令。这是面对中共经济威胁，所作出的新一波应对行动。
德国是有个性（例如，无视欧盟反对，继续建设“北溪2号”以引进俄罗斯天然气），但是，如果欧盟主流是选择对抗中共的话，德国也很难独自实施绥靖政策。举例而言，德国是主导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达成，而一种强有力的观点（法国《观点》周刊最近发表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院Philippe Le Corre的分析文章）则是，“我们必须希望，中欧投资协定开启了一场相关辩论（有关中国与民主问题），而不是为其划上了一个句号。”
第三，德国不可能跳出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的大框架。
2020年中美开打新冷战，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却不断升温，甚至被称为“中德合作走上快车道”。同时，德美关系却在恶化。例如，2020年6月28日，德国外长马斯对德新社说，德美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虽然同美国的联盟关系在经济、国防和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已经恶化的美德关系再无法恢复到从前的状态。
对此，大陆媒体有文章称“默克尔强行挑战美国”，甚至提中德美三角关系。但是，这类观点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夸大其辞。就如同德国离不开欧盟一样，德国也离不开美国。德美之间有矛盾，再怎么吵架，也还是一家人，大西洋联盟是拆不开的，特别是当中共、俄罗斯还在旁边搞事的时候。
事实上，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美对华政策协调早就存在。跨大西洋涉华对话机制始于2001年，最初以非官方层面的接触为主。2005年5月，时任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访问华盛顿，其间与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举行会晤，这被认为是跨大西洋涉华对话机制正式启动的标志；同年11月，美欧再次举行关于中国和亚洲问题的战略对话。之后，由于美国外交重点转向，跨大西洋涉华对话机制逐渐被置于非官方层面且不是十分活跃。
川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对华政策进行着历史性转折，中共成为美国最有威胁的敌手。同时，欧盟也在调整对华政策，以2019年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中国：战略展望》为标志，美欧加快对表，不约而同地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体系或制度性对手，以及一些关键性安全领域（如信息安全、科技安全等）的首要或重要威胁，将价值观、“中国威胁”问题纳入跨大西洋安全议程。
2020年6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建议启动跨大西洋对华政策对话，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2020年10月，博雷利和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过电话会晤，讨论了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一系列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会晤期间，欧盟对外行动署和美国国务院就中国问题展开了双边对话。
今年3月24日，美国务卿布林肯到访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议并与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和博雷利先后举行了会谈。布林肯在与博雷利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重启美欧中国对话。
从以上事实可知，作为欧盟、西方世界的一个重要国家，德国不可能独立于美国、西方世界之外，自行其是。德美两国存在一些具体矛盾和利益冲突，但根子上还是连在一起的。中共如果想去瓦解德美联盟，那就是发高烧了。
综上所述，德国对中共的绥靖政策是有其限度的，默克尔时期真的就要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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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