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播出的中共百集洗脑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第二十一集《愚公移山》，讲述了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召开的七大，这是中共在苏联召开六大17年后又一次召开的全国党代表大会，而之所以延迟这么久召开，中共以“战争环境和其他条件不成熟”一带而过，从而掩盖了其在国统区作乱、因被国民党围剿而逃跑，进而在延安推动西安军事叛变、祸害当地百姓以及通过整风运动树立毛权威等一个个真实的历史。
洗脑片之所以以愚公移山这个古老的故事作为标题，就是因为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这个故事，并称现在中国人民头上也有两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共要带领中国人一起挖平。如果说当时中共的言辞蛊惑了很多人，那么在中共统治几十年后，中国人，包括中共高官内心都不得不承认，压在中国人头上的真正大山正是中共，而除掉中共乃是当务之急
搞笑的是，洗脑片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七大提出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共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同时要以毛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彼时已是1945年，日本败象明显，而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乃是在蒋介石领导下浴血奋战的国民革命军。中共七大提出的政治路线赤裸裸地将中共要夺取胜利果实的野心暴露出来。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空喊着要“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伪党，却始终不敢承认在中共七大召开前、召开中和其后，其秘密与日军暗中勾结的黑幕，不敢公开毛在中共建政后多次感谢日军侵华的黑幕，不敢公开中共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真正原因。
笔者在早前的文章中业已指出，中共从其成立那天起，就不断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其依附苏联，处处听从其指示，后来更是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在这一口号下决定发动更大的武装暴动，以与苏联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里应外合”。到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明面上喊着抗日，实则经常配合日军攻打国民党军队，还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开始了与日军勾结的历史。
中共与日军的勾结始于1941年。1941年4月，当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中立协定，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国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和主权。”同时，斯大林命令中共和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签约，商谈夹击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和措施。
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后，中共保卫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并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扬帆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具体执行。当时，还有中共中央电令直接到达。
因为事关重大，饶、扬、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当即决定潘汉年返回延安，当面请示毛，并要求中央给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汉年于1943年携带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军，开始着手和冈村宁次以及在南京的汪伪政权谈判缔约。
当饶、扬、潘到达南京后，首先去找了汪精卫，却遭到了汪的拒绝。深谙共产党邪恶本性的汪精卫说：“在上海、广东、武汉，我和共产党头目们打了好几十年交道了，共产党这个葫芦里所卖的药是何其剧毒，我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个贼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况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我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先生不都是中共十二人成立大会上的成员吗！”
中共代表被汪精卫拒绝后，遂直接与冈村宁次接触。经多次谈判后，饶漱石和扬帆返回苏北驻地，留下以潘汉年为首的工作组，继续完成和日军谈判缔约的工作。
对中共与日军勾结的历史，海外学者辛灏年先生在其《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提供了两份证据，一个来自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一个来自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的日记。
据《南京志史》披露，1945年6月，设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报家门：我是新四军联络部长扬帆。卫兵们大惊失色，紧急通报上去，军部的长官连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战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从此开始。
事情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冈村宁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资讯……新四军接报，因事关重大，即由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方面反应奇快，密电答覆：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
6月初，日军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驰电批覆，新四军联络部长扬帆便启程赴南京。此时，中共七大正在召开。
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扬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这化敌为友的第一次正式谈判自然未获实质性成果，但已协商好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
而中共一系列卖国勾当无意间却被弗拉基米若夫发现。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的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中共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在中共领导人知晓弗拉基米若夫已经知道其秘密后，还特意向他解释，但这位记者显然没有被其谎言所欺骗，他气愤地指责道：“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 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啊！我们往往是过分地把它简单化了！”
弗拉基米若夫所言还真是一针见血，中共何时将人民放在眼中了呢？！中共领导人为了手中的权力，哪里在乎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而为了一己私利，毛和中共在建政后几次感谢“日本皇军的入侵”、甚至不要战争赔款就丝毫不奇怪了。至于日本右翼势力一再否认侵华战争，与中共的这种态度不无关联。
据中共官方记载，毛至少6次表示感谢日本侵华，其中有几次如下：1956年，毛与访华的前日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日本皇军）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呀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的团结起来，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1960年6月21日，毛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与左派文学家野间宏等人时说过：“ 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1961年1月24日，毛与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会谈时、1964年7月10日会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丶黑田寿男丶细迫兼光等时，以及1970年12月，毛与美国记者斯诺会见时都表达了感谢日本侵华之意。
此外，根据海外英文网站的表述，在1972年9月27日晚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见时，毛亦再次感谢日本侵华。
与感谢日本不同的是，毛对于了解中共与日军秘密勾结内幕的党内“同志”是毫不留情。他先是把高岗以及与其从无瓜葛的华东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打成高饶反党联盟，监禁起来，饶后死于狱中；继而又将华东人民政府公安部长、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和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潘汉年打成反革命，内部传达为“汉奸”，逮捕后被长期监禁。文革中，扬帆患上重病，一只眼睛失明，后来因长期遭受精神和肉体折磨，出现精神不正常情况。而潘汉年1977年则在劳改中死于肝癌。
饶、扬、潘的下场其实早在他们替中共卖命那天起就已经注定，而像他们误入歧途结局悲惨的人，几十年来实在是无可计数。的确，一个卖国、戕害人民甚至对给自己卖命之人都毫不留情的党，在人类历史上存在就是人类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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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