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是怎样伪造中共历史的

通过伪造历史，从而美化自己，抹黑和打击对手，是中共党内各派进行权力斗争的惯用手段，而毛泽东则是精通和滥用这一手段的谎言大师，其编造的谎言范围之广数量之多，说谎水平之高，说谎手段之卑鄙，说谎时脸皮之厚，在中共党内可谓无人能出其右。

毛对中共历史大规模的系统的伪造始于他一手发动的“延安整风”，并由此形成了统治中共六十馀年的“党史伪造学派”。

经过多年的经营，到“延安整风”前夕，毛泽东已成功的攫取了中共的实际控制大权，但权欲薰心的毛并不满足于此，因为此时的他还不是党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他梦寐以求、处心竭力要达到的目标是如何进一步扩张自己的权力，确立并巩固自己在党内至高无上的独裁地位。

不过，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因为自中共1921年建党以来，一直受共产国际和苏共的控制，以王明、博古和张闻天等为代表的以共产国际和苏共为靠山的所谓“留苏派”长期占据了党的最高领导位置，并自居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在党内拥有广泛的影响。因此，毛泽东要进一步扩张自己已经取得的权力，确立并巩固自己在党内至高无上的独裁地位，就必须把以王明、博古和张闻天等为代表的“留苏派”打成所谓“错误路线”的代表，彻底搞臭搞垮，同时把自己树立为“一贯正确”的代表，用他自己在私下跟王明说的话讲，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写成毛泽东个人的历史”。但事情的难度就在于毛泽东并非“一贯正确”，以王明、博古和张闻天等为代表的“留苏派”也并非“一贯错误”。但这难不倒擅长说谎的毛泽东，他对付这个难题的妙招就是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重新改写中共的历史。

那么，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是怎样伪造中共历史的呢？

一 首先，毛泽东及其手下的御用文人把中共的历史改写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其他领导人代表的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毛泽东一贯正确，别的领导人则一贯错误。用按照毛泽东的旨意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话说，“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而事实上，尽管毛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但直到“遵义会议”他才进入中共的最高决策层，在这之前他并不是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成员，他在一些问题上虽然与当时的中共领导有分歧，但以他当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影响还构成不了一条独立的所谓“路线”。更重要的是，以中共自身的是非标准来衡量，毛决非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是什么“一贯正确”的代表，相反，在许多问题上，他都犯过错误，甚至是很大的错误。而其他领导也不像他诬陷的那样，都是错误，没有功绩和正确的方面。

打AB团即是毛泽东在中共历史上犯下的一个大错，它开创了将消灭肉体的血腥手段运用于党内斗争的先例。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随即便遭到了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毛借打所谓AB团为名，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场肃清异己的党内政治运动，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的党内同志。这场运动开始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仅在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就枪杀、逮捕了部长6人，嫌疑犯六七人和25%的工作人员。与此同时，肃反的势头又指向主力红军。在不到30天内，红一方面军有几十个团长被杀，4000馀名指战员被抓。有的中共老人回忆说，在当时政治保卫局所在地附近河滩上，尸横遍地，河上腥红。老红军萧克则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就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又接连犯了不少错误。其中之一就是两次在中共党内和红军内部制造分裂，使中共和红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

第一次是1935年6月在阿坝。张国涛领导的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和结束了“西征”的红一、三、五军团在当地会师时，红四方面军的成员共有十多万人，而红一、三、五军团只剩下两万来人。当时，毛泽东想吞并红四方面军，他指使张闻天在墙报上刊登了一篇指责红四方面军领导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文章，引起了红四方面军的强烈反映，差一点导致全面分裂。为此，双方领导和负责干部在一起开了十来天会，结果毛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把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让给了张国涛。

第二次是1935年9月在毛尔盖。毛泽东违反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关于红一方面军（一、三、五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决定，突然命令一、三军团在夜间秘密离开到那时为止一直和他们在一起的四方面军，离开驻地，并向北面移动。由于毛泽东的错误，部队起程时既没有充分的物质保障，也没有关于雪山和沼泽地带的气候、自然和其它方面的必要情报，结果，红一、三军团的战士大批死亡，实力因此受到很大损失，由出发时的一万七、八千人减少到只剩五千人。

二 为了把中共的历史写成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延安整风”中毛泽东还授意时任他的政治秘书的胡乔木等一班御用文人一手制造了“遵义会议”的神话，宣称这次会议是决定中国命运的第一个历史转折点，纠正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这完全是对历史的公然篡改。

真实的情况是，作为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只检讨了博古、周恩来、李德在领导长征中的军事路线错误。那时领导中央红军长征的是所谓“三人团”（总书记博古、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会上由博古作关于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作“反报告”，对“三人团”的军事路线错误提出系统批判，并接受会议委托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案》。会上改组了政治局常委，由张闻天取代博古任总书记；经张闻天、王稼祥提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取消博古、恩来、李德“三人团”；由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后成立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周恩来任组长。所以，遵义会议既没有纠正所谓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更没有确立所谓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三 为了给“开展党内路线斗争”、“统一全党认识”提供“基本武器”，实际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所谓“正确路线”的唯一代表，从一九四○年冬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毛泽东在胡乔木、王首道的帮助下，亲自主持蒐集中共秘密文件，精心挑选了五百一十九篇重要文献，编成并出版了着名的《六大以来》。

编选《六大以来》时，毛泽东效法斯大林编《联共党史》的方式，以己划线，设定党内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他自己代表一条正确路线，别的领导人则代表一条错误路线。选材的标准，就是证明毛泽东一贯正确，别的领导人一贯错误。为此，在编选过程中，毛作了不少手脚。凡是表明他有错误的文献，如反AB团的《前委通告第一号》（毛在文中提出“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根本改造赣西南党”），给中央的信等，均不收入，但却收进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反AB团和富田事变的责任从他的身上转移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再有，为了掩盖他自己的决策错误，把西路军覆灭的责任转嫁给张国焘，毛泽东导致西路军覆灭的有关文电，如下令“打通苏联通道”的《十月份作战纲领》，“组成西路军，创立河西根据地”的《作战新计划》，以及西安事变后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重要指示电，《六大以来》均未收入。

相对于对自身错误的掩盖，毛对所谓“反毛”的 “左”倾中央的错误则予以夸大，仅其反对“邓（小平）、毛（泽东）、谢（维峻）、古（柏）”的文献，《六大以来》就收进四篇之多。事实上对“邓、毛、谢、古”的党内斗争，受批判的人只是受到撤职处分，调走做别的工作。如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不久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后又出任《红星报》主编。而毛的反AB团和富田事变，则错杀了成千上万红军指挥员和战士。

为表明自己一贯正确，毛还对于收入《六大以来》的自己的文章，作了精心的修改，将一切有碍于自己形象的文字尽情作了删除。如剔除了表明自己支持1931— 1935 年党的政治路线的文字，对自己在三十年代前、中期发表的一些文章作了细心的剪裁。毛只选录了他在1934 年1 月全国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上的报告《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一小部分，易名为《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对他的收入《六大以来》的《论新阶段》一文更是大动手术，只截取了报告中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独立自主”的若干节，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文中原来吹捧“蒋委员长”的文字被大量删除了，而在这以后，毛则振振有词的攻击王明在《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中多次称呼“蒋委员长”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在《六大以来》中，一些文件的日期也被毛按照他的政治需要修改了。如《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的形成期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但在选入《六大以来》时却被提前到了三月，藉以说明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一开始就反毛，以此来掩盖在十一月以前其实他们同毛曾一起联手批判过另外一个中央领导人项英。

四 据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回忆，1944年4月1日下午4时，毛泽东私下和他进行了一次涉及“延安整风运动”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直言不讳的告诉王明他打算怎样歪曲真相，篡改事实，将王明的功劳居为己有，把自己塑造成中共党内一贯正确的代表，从而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写成他个人的历史。

毛泽东对王明说：“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列宁主义。早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初期，列宁和斯大林就帮助我们解决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制定了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便处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联共（布）和苏联政府曾给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以全面的援助。这一切都是历史事实。”

“可是，如果承认这些事实，那又怎么能够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写成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呢？怎么办？”毛泽东自问自答：“我决定进行整风运动，不承认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苏联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和中国革命史中的作用。我们可以说，列宁主义不适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关于中国革命的所有意见都是错误的，共产国际的意见都是错误的，苏联没有援助过中国共产党，即使有时多少给点援助，那也是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我们不承认瞿秋白在反对陈独秀主义中的功劳；相反，我们宣布他的行为是错误的。我们不承认你在反对立三路线斗争中的功劳；相反，我们认为你的路线比李立三的路线更左。我们不承认你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功劳，而宣布你提出了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同时我们会说，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始终遵循毛泽东主义。近二十四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全部成就，都是毛泽东领导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某些领导人在不同时期所犯的多次错误，都被毛泽东纠正了。

唉，整风运动进行这么久了，而我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仍然遇到干部的强烈反对。”

“对于你，是最难办的。你写了一本反对立三路线的书。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都通过了反对立三路线的决议。这一切，人们都记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问题，你写了很多文章、报告及其他文件。你在制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方面的功劳，不仅在共产国际和兄弟党中，甚至在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中，都有人知道。这一政策，我们党过去几年执行了，现在正在执行，并且要一直执行到抗日战争结束。因而一旦有人向干部说，王明没有反对过立路线，一旦有人向他们说，王明与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关或王明坚持错误的政策，那么，干部是很难接受这一切的。

不过，如果承认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和你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正确的，那么，在我们党二十四年的历史中，你就占了十五年；这样毛泽东主义又成了什么？又怎样能够把我们党的历史写成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呢？

那该怎么办呢？

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请你把你的功劳让给我。你同意吗？”

王明问，“既然你认为这是我的两大功劳，却又想让我把它们‘让’给你，那么请问：‘究竟怎样让法呢？’”

毛泽东回答说：“你对反对立路线斗争的领导不算数。让我们认为，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是我领导的。我们就说，当时由我担任政治委员的闽赣苏区的红军，不支持立三路线。所以说，我领导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

王明接着又问毛泽东：“那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功劳又怎样‘让’给你呢？”

毛回答说：“你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功劳，我们同样不去管他。这项政策，就算是我制定的。今后我们就确定下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始于1935年12月27日，即我在瓦窑堡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统一战线报告的那一天。”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对中共历史大规模的系统的伪造并非限于本文所论及的这部分内容，但仅仅这些也足以充分证明他是一个毫无羞耻的政治巨骗。正如深知毛泽东骗子本性的王明所说的那样，毛泽东在伪造历史时“既使用‘阴谋’手段，也使用‘阳谋’手段”，“早就有资格当专门进行各种伪造的的‘毛记’着名商行的老板了。”当年在延安的一些有正义感的中共干部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毛泽东是个大政治骗子。他在‘整风’过程中所说和所做的一切，就是一场骗局。”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