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是中国着名民法学者，中国民商法学的奠基人之一，参与了《民法通则》、《公司法》、《物权法》等法律的起草、制定，有中国“民法泰斗”之称。
1983年至1990年，江平成为中共司法部所属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1988年，当选中共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0年2月15日，因支持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被司法部党组免职。尽管如此，江平在中国政法大学仍享有很高的威望，被称为“永远的校长”。
江平一生最刻骨铭心的经历
江平回首往事时写道：“有人问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一生最刻骨铭心的是划右派的经历！’1960年秋，我在北京门头沟大台煤矿劳动改造的时候，被火车轧断了一条腿。当火车轧断小腿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极限伤痛，终究是一时的，而划右派后‘撕心裂肺’的那种极限的精神伤痛，却是前后折磨了我22年！”
“从1957年到1978年，我该失去的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也失去了，最低谷时，除了这条命，其他所有的都失去了。”从1957年到1979年，江平与法律专业隔绝22年，这是他生平最苦闷的22年。“我在能够为中国法治事业做贡献的时候，已经50岁了，人生最黄金的时代，恰恰应该是在30岁到50岁这20年，我丧失了人生最宝贵的时间。”
意气风发的“天之骄子”
江平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基本上一帆风顺。1930年，江平出生在大连一个银行职员家庭，7岁迁居上海，9岁到北平，初中就读北平艺文中学，高中就读崇德中学（今北京三十一中）。1948年到1949年，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
1951年8月，作为“中共国”第一批留苏学生，江平就读于苏联喀山大学法律系；之后，转入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法律系学习。在苏联期间，江平曾参加中国学生会的工作，与当时担任学生团委工作的戈尔巴乔夫共过事。1956年底，江平以全优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回国任教于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
真心帮党整风的年轻专家
江平回忆说：他刚从苏联留学归来，心情激动地喊道：“啊，祖国，我回来了！”但祖国欢迎他的是“一顶冷冰冰沉甸甸的‘右派’帽子”。
1957年的春天，中共开展“整风运动”，一再号召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江平说：“我1951年出国，对国内的政治气候很陌生。开始嘛，（领导）鼓励帮党整风，提意见，可是我发现大家都不太说话。这时有人就鼓励我说，你们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年轻专家，应该带头啊。”
江平以为，这是帮助党做好工作的一个好机会，于是，找19位青年教师，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五点意见：（1）认为学校整风不力，应当在党委领导下成立“整风促进委员会”，帮助党整风；（2）认为学校的问题揭的还不够，中层干部都不出来揭发，要求中层干部带头帮党整风；（3）认为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但真相究竟如何，没有下落，应当就一些重大问题成立专门的调查小组，弄清真相，公布于众；（4）老教师中有一些在肃反中，由于肃反扩大化背了黑锅，应当予以澄清、道歉；（5）现今的工会选举不民主，是自上而下的指定，应当实现工会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
第二天清晨，江平等人将大字报贴在3号楼门前。因为这是青年教师写的第一张大字报，有20人签名，引来很多人观看。当时，北京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刘镜西看完后，夸奖说，写得不错。江平心里美滋滋的，另约了两个人，把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以反映意见的方式，正式向学院党委作了反映，得到学院党委领导的表扬。
一夜间成为“人民的敌人”
然而，1957年6月8日，风向突变。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向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发动猛烈反攻。毛提出的帮党“整风”一下子变成“反右运动”，请大家给党提意见，变成了“引蛇出洞”。
7月的一天早晨，江平起床后，到校园各处走走、转转，转来转去，转到一堵墙跟前，发现上面有一张大字报，竟然是专门揭发他的右派分子真面目和严重罪行的。不久前，他写的那张被称赞的大字报，转眼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江平的心一下子掉到冰窟窿里了。
江平刚从苏联回国不久，有人请他谈一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的看法。江平说，斯大林的问题，不能仅仅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上看，苏联的制度也存在缺陷。这番话，也被翻出来了，说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有缺陷，是大逆不道。
满腔热情提前回国的江平，报效祖国还不满一年，就被打成恶毒攻击党的“右派分子”，变成“人民的敌人”。这一年，他27岁！
不久，他在苏联相识、结婚不满一个月、正在积极要求入党的妻子，迫于政治压力，跟他离婚。这让他非常痛苦。“成灰，成灰，伤心往事莫追”。第一次婚姻带给江平的创痛，他只能用这样的词句来表达。
之后，他被发配到北京西山劳动改造。在一次抬钢管过铁轨时，由于身心疲惫，被风驰电掣的火车带倒，直至拖出几十米远，性命虽然保住了，但无情的车轮，碾碎了他的一条腿。
打成右派——政治上的打击，离婚——感情上的打击，断腿——肉体上的打击，三重打击一个紧接一个，全都压在他的头上，使他跌入人生的最低谷。
长达22年的右派生涯
被打成右派后的江平，婚姻、家庭、名誉、地位，一下子全没了。他在心里默默告诫自己，无论多苦多难，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活着，可能还有希望。就这一个信念，支撑他在人生的最低谷，没有倒下去。
此后的岁月里，江平一直在苦难中求生存：1959年，他以“摘帽右派”的身分，回到北京政法学院外语教研室。由于政治上被打入另册，他只能教俄语，不能从事法律专业教学，也不能发表法学专业着述。1964到1965年“四清”运动时，他曾被安排农村参加运动，与农民同吃中住同劳动。当时，他虽然装了假肢，但是，弯腰很难，更不能蹲，就只能趴在地上锄草。
1966年文革爆发后，江平经历了隔离、审查和批斗。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像江平这样有留学苏联背景的人，随时可能会被红卫兵斥为“苏修特务”，然后抄家、揪斗。江平在苏联五年，省吃俭用，买了五大箱俄文书，费尽周折带回国。此时，他担心这些书放在家里，可能会成为说他里通外国的“铁证”，不得不忍痛割爱，以两分钱一斤的价格，全都卖给废品收购站。
1971年，经历文革几年折腾之后，北京政法学院在安徽宿县五铺公社办了一个“五七”干校。江平被下放到安徽，参加劳动改造。1972年4月，随着毛泽东“砸烂公检法”的最高指示传达下来，北京政法学院“五七”干校就地解散，所有教职工就地分配。江平被分配到安徽宿县师范学校。当他前往报到的时候，因为他是“摘幅右派”，遭到对方白眼，被拒收。
没办法，江平只好回北京找工作。他的多数同事很快都找到了接收单位，他却一次又一次吃闭门羹，原因很简单，“政审不合格”。江平感慨地说：“什么第一批派出去的留学生啊，成绩全优啊，这些一点用处都没有。”最后，北京远郊延庆县的教育部门总算接受了他。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培训全县的英语教师，一年后到延庆中学当了一名政治教师。
1977年，反右运动20周年之际，江平虽已摘掉右派帽子，但还是“摘帽右派”，政治上处处受限，悲情难禁的江平，写了一首诗：“莫道系铃已解铃，风吹时闻旧时腥。长握笔管悲难禁，强闭喉舌心欲鸣。鬼域犹得诉罗殿，圣朝无处哭昭陵。为何三纪用兵者，却怕书生纸上兵？”“强闭喉舌”和“欲诉无门”，正是这20年江平苦闷压抑心理的真实写照。
1978年的秋天，江平从延庆中学回到刚刚复校、还没有招收学生的北京政法学院。1979年，江平接到通知：正式为1957年划定的右派身分“彻底平反”，恢复团员身分，恢复助教身分，这一年，他49岁。
多年后，江平回首往事时说：“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经历坎坷）并不是个别人的。我们唯一能够得出的人生感悟是，这是制度使然，而不是个人的悲剧。因为像我这样命运的人，恐怕是几十万，我们应该从国家的制度上去反思。”
结语
江平的人生梦想是“法治天下”。江平21岁到苏联学习法律；26岁学成回国从事法律教学；27岁被打成右派，持续22年成为“人民的敌人”；50岁重登讲台开始讲授法律；到今年，江平已92岁，中共的“法治”是个什么状态？
着名人权律师高智晟，被中共“强制失踪”3年多。2021年4月19日，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到美国旧金山中领馆抗议，要求中共交代高智晟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但是，中共根本不予理睬，完全是一幅“死猪不怕开水烫，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
坚持“党领导一切”的中共，必然是高于法，大于法的。只要中共存在一天，中国就不可能有法治。历史和现实的无数教训告诫我们：对中共“依法治国”不要有一丝一毫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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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