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6月02日讯】在香港，人称“霸气哥”的前网台主持曾建峰，去年5月1日一个人站在沙田新城市广场商场，被警方指控涉嫌违反“禁聚令”收到两张控票，其中一个案件于上周一（5月24日）被沙田法院宣判罪名不成立。
曾建峰在上周四（27日）接受大纪元《珍言真语》栏目记者梁珍采访时表示，一个人也能被指控违反“禁聚令”，这种荒谬的事情只会发生在一个荒谬的、不正常的社会。
他指出，香港现在就是一个大监狱，而政权是很愚蠢的，自以为消灭人的肉体，禁止“六四”维园集会，这件事就不会存在。当然不是。就算肉体被消灭了，精神却是超越了时代的，可以感动更加多人。他表示，虽然知道香港的自由空间最后都会一点一点地丧失，但是他们坚持留在香港，就是要以空间换时间，让自由消失得慢一些，把时间留给海外的朋友。
就算是坐牢，也会变成一种抗争手段，坐牢期间就在不断地提醒外界，这个世界还存在不公义。他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世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坚持正义的人最终会重获清白。
法官批评警方控罪荒谬
去年5月1日，网民号召到沙田新城市广场“和你唱”，其间六名人士被警方控罪违反“禁聚令”，人称“霸气哥”的曾建峰当天更是被两度票控。
曾建峰表示，他在去年5月1日的遭遇就正好解释了香港警方的执法手段就是滥捕、滥告。
上周一（24日）在沙田法院，控方在结案陈词中指曾建峰与其他聚集人士有共同目的，已触犯法例。对此，法官彭亮廷形容这种说辞是“荒谬”、“荒诞”。法官指出，如果控方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整座购物中心内当时所有正在购物和逛街的人都违反了“禁聚令”。
而且，从现场片段可见，案发时被告手里并没有大喇叭、扬声器，也没有标语和旗帜，身边除了警员和记者之外，没有其他人士。虽然被告当时有向着4楼叫喊，但现场环境嘈吵，作供警察也不能确定被告是否在叫政治口号，未能证明被告与其他示威者有共同目的。
法官在裁决时指出，控方忽略了刑事法中的“行为”元素，只侧重于追究被告出现在商场的意图及动机，但刑事法中从来没有一项罪行是只讲“意图”而不讲“行为”，“否则的话，会变成思想也都犯罪”。因为第599G章《预防及控制疾病（禁群组聚集）规例》并没有具体写清楚什么是“聚集”，因此法官特别参考了台湾教育部和牛津字典的解释，指出“聚集”的意思是“集合、集结、聚积、走在一起”，但被告当时只有一个人，“独自一人如何‘走在一起’？”
彭亮廷法官还说，根据第599G章，警方只有在每个群组少于1.5米距离、每个群组有多于4人聚集时，才可以做出驱散，当时被告的1.5米范围内并无其他人，故控罪并不成立。法官表示，不明白控方及律政司为何坚持使用限聚令票控被告，而非公众妨扰、阻差办公等更切合的控罪，并指出做法“甚为牵强”。
曾建峰表示：“法官引经据典，我坐在那里听那个判词，法官好像正在上一堂中文课。法官本身要特别做这个澄清已经是很荒谬的了，这已经说明了香港的现状是多么的不正常。”
曾建峰提到，去年5月1日另外几位同样被警方以违反“禁聚令”控罪的人士，“包括社民联的两宗（案子），他是真正打着旗子示威的，但是他们是四个人一组，隔开了1.5米，其实离开很远了，但是都被他们告，而且是告成了。审理他们的那个姓郑的法官，做出的判词与彭亮廷法官的判词是完全相反的。姓郑的法官说：无论你几个人，就是每组人你以为没有违反这个四个人的上限，但是你在那个现场出现，是不需要考虑你们的距离，就是说你们都是有共同的目的。”
曾建峰还说：“更加荒谬的是，其实无论警方或者是控方，就是彭亮廷法官说的没错，错误引用那个法律的条例，其实所谓‘共同的目的’。他们整天都想藉着这个所谓的‘共同的目的’去执行聚会令，但是荒谬之处就是，你回头看一看那条防疫条例都没有讲过任何有关共同的目的。
这个‘共同的目’的概念是来自非法集结罪，他们引用非法集结的概念就放入限制令里。所以彭亮廷法官这次就以正视听，很清楚地讲到599G第10条第2行，的确有解释到什么叫做‘受禁止群组聚集’。如果两个群体的人，各自都没有违反人数上限，而他们有足够的距离，就是说多于1.5米，那就不是‘受禁止群组聚集’。”
而去年5月1日那天，政府没有下令封闭那个商场，商场里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去shopping，逛街、购物，现场有一家老小的，还有老弱妇孺在那里，警方那么高调派防暴警察进入商场执法，这种手段很容易令现场出现大混乱，然后在执法上面，也可以造成许多不公平。
“我这件事情不就正好解释了什么是滥捕、滥告？！同一天发两张限聚令的告票给一个人，正好解释了警察这种执法手段就是滥捕、滥告，至少是滥告。”
一定要坚持彰显正义
在过去一年里，曾建峰认为自己看到了“极荒谬”的事情，例如梁珍因为被暴徒袭击这件事而成为新闻主角；而7·21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的案件中，最早被人控告的不是白衣人，却是调查7·21真相的电视编导蔡玉玲；他认为发生这一切正好说明当前的香港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不是好事。
香港当局“这么荒诞、不择手段去对付一些它认为不听话的人。其实恐惧一定会有的。但是你不要去害怕，你就做你平常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是用理据去质疑，即使我们期间也会面对一些不公平的对待”。
他也认同梁珍所说的：只要可以彰显正义的事情，哪怕一点点也要坚持，坚持下去就会看到事情会有改变，所以不要放弃希望。“公道自在人心，就算在这个地方得不到公平、公道，但是世人的眼睛是雪亮的，最后始终会得到一个清白。”
曾建峰对于自己的案子能够遇到正常的法官而感到幸运，同时认为更重要的是，他的案子可以给后边其他人的案件带来一些指示和参考意见。“至少在限聚令一条上面，这次的裁判官就讲得很清晰，他界定了聚集的定义，他很具体地在判词上语重心长地解释，要判断是否聚集，不少于1.5米这个距离就很重要。所以这个案件他澄清了很多东西。裁判官彭亮廷也很强调，他没有偏帮任何一方。”
“我只是期待法庭上受过专业法律知识训练过的法官，至少是做到裁判官层次的，他们对法律的观点应该是有一点专业的理解，而不是到最后变成跟前线警方一样的水平，或者是跟一些普罗街坊的看法是一样的，那就太令我失望了。现实中有太多的案例，那些判词看得我怒火中烧。你真的会生气，就是一些很基本的法律观点，他们都完全模糊了，蒙了自己的眼睛，根本不看自己的专业。”
至于他的另外一个案子将在6月20日开审。他预计有三个可能性：第一个，律政司可能会撤诉，不控告了；第二可能会拿前一桩案件上诉；再有一个可能，就是警方改变控罪，可能是阻人办公、行为不检、非法扰乱秩序，“这些都是轻罪，但是比限聚令更加模糊，入罪的门槛更低，更加有可能被滥用，纯粹依靠警察的主观感觉而定。
因为掌权的人通常都会有滥权的倾向，古今中外的警察多数都是滥权的，所以我们这些无权者更需要去捍卫自己的权利，需要继续去抗争。如果你放弃了，那你无论去到那里都是放弃的，即使留在香港心态也是放弃的。如果你是积极的话，你去到海外都还有事情可以做的。”
5月26日的月亮是一个超级血月，这令曾建峰想起过去跟他一起做节目、一起喝酒聊天的杰斯和黄国桐，而黄国桐本身是律师。“当记者遇袭，记者成为新闻主角，当律师成为案件的主角的时候，香港是多么悲哀，多么荒诞和荒谬的社会。”曾建峰感叹道，由于差不多所有主持都被捕，或者被控了，现在很多节目都很难继续做下去。
“虽然内心对这样一个荒谬的社会已经慢慢习惯了，但却不代表你要屈服，这一点很重要，你的心情不要被它影响，精神不会被打倒。”
大陆的维权律师高智晟，曾经在书中记录了自己被绑架后，遭受了种种酷刑折磨。高律师说，他受迫害的时候，身体受酷刑折磨到极点的时候，但他的精神还没被打倒，他发觉他的精神可以超越身体。
曾建峰认为高律师讲的这些话是很重要的。“他的精神超越了他的肉体。即使他的肉体到最后可能都不存在了，但是他的抗争精神是无限的，已经超越了他的肉体，也超越了时代的，感动到更多人的。在这一点上，政权（政府）就显得很愚蠢，以为消灭了人的肉体，禁止‘六四’维园集会，这件事就不会存在，可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
虽然现在的香港变成了一个大监狱，自由的空间正在一点一点消失，但是很多香港人为什么还要留在香港？是希望透过抗争，可以减缓自由空间消失的速度。因为当判刑是不公义的，监狱也是不公义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坐牢也会变成一种抗争，“即使你的肉体不在自由社会，（坐牢）失去了自由，但是呢，其实你是不断地提醒外界、整个世界：这个不公义依然存在。就是利用坐牢去传达这个信息。”
他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世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坚持正义的人最终会重获清白。
梁珍也提到，精神的力量其实是很大的，千万不要小看人的精神的力量，精神和物质是一体的，当你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时候，人的精神没被打垮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可以有更大的承受力，比如在“反送中”抗争运动期间，记者们在前线做采访可以一天只睡一个小时，却都不觉得累。比如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利用整个国家机器的打压，二十多年过去也没有被打垮，因为法轮功学员知道自己坚持做好人没有错，发传单、讲真相是人的基本权利，是无罪的。
由于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真相，即使面对迫害他们的警察，也不断向警察讲真相，告诉他们迫害善良是错的，有些警察因此明白真相就辞去了工作，甚至一些公安开始保留和收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证据，选择站到正义这一边。
港府信誉低 港人拒打疫苗
港府最近推行持双程证来香港探亲旅游的人，都可以免费接种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疫苗，曾建峰直言林郑当局很明显是在“谷数”（尽力提高接种疫苗的人数）。他说，林郑当局所谓的防疫，不可避免地都是涉及政治，藉口防疫来实施镇压，他去年被警方控罪违反限聚令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第二，涉及到所谓的“特首前哨战”，由于梁振英和叶刘淑仪对特首的位子虎视眈眈，偏偏林郑在抗疫打疫苗问题上做得不合格，用林郑自己的话讲，“成批货积压”，无论是科兴或复必泰接种率都很低，她要把这些疫苗推销出去，才会想到把持双程证的人和难民也算上，她的定义是，这些人都是准香港人。
问题是此例一开，以后香港的福利大门就会越来越大。“不择手段，为了政治。所有的事情都是政治。其实香港人不打疫苗，也是因为政治，其实是一种信心的危机。”
曾建峰指出：道理很简单，第一，市民是不会信任这个政府，因为疫情期间，大家看到很多事情的背后都有hidden agenda，有另外目的的。在防疫上（政府）是遮遮掩掩的。比如打疫苗，避开科兴不提，就算是复必泰都有一些事故发生，牵扯到有人命。
但是，当然在政府专家的口中，这些人死亡都跟接种疫苗没有直接关系，每一个个案都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它很不巧地又设了一个所谓的赔偿基金，那其实是不是暗示了打疫苗是有可能会受伤，甚至死亡呢？是吧。它就设了这个款项出来，赔偿的金额是几百万的，就是250万到300万。但是最后没有任何一个死亡个案是拿得到赔偿金的。
而且现在大家也看到，出事死亡的不仅仅是年长的常年老病号，连中年人，甚至是外佣都有人死亡，但是政府都可以轻松地用与打疫苗“没有直接关系”为理由，推得一干二净。
但是市民心里能否完全接受政府的这种解释呢？政府不去坦白交代死亡案例和严重副作用的案例，会严重打击市民的对疫苗的信心，正因为政府的这些数据遮遮掩掩，怎么可以强迫市民盲目地有信心呢？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只要你不是拿枪指着我，强迫我去打疫苗的，我还有选择权利的。因为我不相信这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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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