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传】金莲川群英荟萃 挥师征大理

如果说“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在漠北潜邸时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通过与诸多名儒的交谈及通过他们的讲授和答疑了解了儒家文化、了解了如何做一名帝王、了解了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并初步有了“以儒治天下”的想法，那么，在金莲川时期，其身边形成的“金莲川幕府”使他未来在实践中进一步强化了“行汉法”的主张。史书说，忽必烈“圣度优宏，开白炳烺，好儒术，喜衣冠，崇礼让”。

金莲川幕府

从漠北来到金莲川的忽必烈，身边除了在漠北时的蒙古支持者与征召的汉族幕僚和儒士外，还有后来征召的各族能士以及在忽必烈身边效力的宿卫，这些名儒能士会聚在金莲川，形成了“金莲川幕府”。他们出入藩府奔波世俗，就像那一朵朵的金莲花，彼此相连盛开绽放心中的才华，为成就一代帝王的伟业，发挥着各自的力量。因此，对于这个群体，我们还是有必要介绍一下。

这些人大致分为几类：蒙古军事团体、术数家群体、名儒群体、宗侣群体和王府宿卫群体。他们中大部分人都认同儒家思想，他们给忽必烈建言的治国理政之道也是来自于此。其中的一些人物已经在第二章介绍过，现介绍其他主要人物。

他们是以大将霸突鲁为首的蒙古贵族。成吉思汗时期，成吉思汗三个弟弟合撒儿、合赤温、铁木哥斡赤斤所属王族，因领地在蒙古高原东边的兴安岭一带，所以被称为“左翼诸王”或“东方三王族”。与之相对的“右翼诸王”或“西方三王族”则是指成吉思汗的三个嫡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所属王族，因为他们的领地在蒙古高原以西。

在东方三王族之下，还有一群具有势力、被称为“五投下”的五个军事集团，其中便包括成吉思汗的股肱之臣木华黎的家族札剌儿氏、成吉思汗的正妻孛儿帖家族弘吉剌氏。霸突鲁是木华黎的孙子，忽必烈的正妃察必亦来自弘吉剌氏。这五个军事团体支持忽必烈，为忽必烈效力，他们的首领在军事和政务上为忽必烈提供了强大的助力，是忽必烈登上大汗位和一统天下的重要支持者。

代表人物是释子聪（刘秉忠），对此，本系列第二章已经介绍过一些，在此以及后来篇章中还要提及。

在蒙哥即位后不久，释子聪被忽必烈召回和林，他就治国之道上书数千言，主要内容是：成吉思汗“以马上取天下”，但“不可以马上治”，忽必烈应效仿当年周公辅佐成王，辅佐蒙哥大汗治理天下。治国，内外要有序，在内要委任宰相，率领百官以理内政；对外需委任大将，统领三军以安国土，内外相济。不过天下之大，内外国事之多，非少数人所能顾及周到，所以应当选择开国功臣的子孙，分派到京府州县去监督旧官遵守王法。还要差官去检查，治理好的升官、不好的贬官。要慎择县官。

对于税赋，要重新按户口确定，要对百官实行监督，对百姓实行教化。提出“天子应以国为家、以民为子。国与民如鱼与水一般”。

应遵照旧制，各地办学校，实行科举选士制度，开国功臣的子孙应入学校受教育，从中选拔有才能者加以任用。孔子为“百王之师”，宜令各地立庙祭祀，访察当地名儒，请他们按照传统礼仪祭祀上下神灵。“今天下广远，虽是成吉思大汗的威福造成的，也是天地神明的保佑。”

现在通行的辽历不准确，需改制新历并颁行。建议着手撰修《金史》，使一代君臣事业传之后世。

要广开言路，不以人废言，也不以言废人，要使皇帝左右谏臣敢于直言，细致筹划。明君要分辨君子和小人，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禁止私设牢狱，禁止鞭背之刑。若纪纲正于上、法度行于下，天下可不劳而治。官不在多，唯在得廉洁能干之人。

忽必烈对释子聪的上述建言十分赞赏，后来相继加以采纳。如恢复州郡祭孔大典，遵循前朝仪轨；派人寻访名家名儒，大开言路，遵循旧礼，尊祭上下神祇，以和畅天地之气、以顺天时之行等。

这一群体的其他人如王恂和张文谦等也都是由释子聪推荐的，精通术数的他们同样都深通儒家大义。

王恂（xún），中山唐县人，他的父亲王良，对于天文律历无不精通。王恂禀性聪悟，三岁就能识字，母亲刘氏教他读《千字文》，他过目成诵。六岁开始上学，十三岁学习《九章算术》，造诣颇深。1249年，释子聪北上，途经中山，见到王恂后甚为赏识。释子聪南还后，王恂即拜其为师。

1253年，释子聪将他推荐给忽必烈，忽必烈召见他后，让他作后来的太子真金的伴读。他不仅给真金讲授算术，而且教他治国之道，说“算数只六艺之一，而定国家、安人民才是头等大事”。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认为本朝所沿用的历法不精确，就命王恂修正。王恂又举荐了许衡，他们与杨恭懿、郭守敬等参考四十馀家的历书，日夜观测天象，做精密推算，创立了新历法，即《授时历》。

张文谦，邢州沙河人。自幼聪敏，记忆力强，与释子聪是同学，亦“洞究术数”。在释子聪的推荐下，忽必烈于1247年召见了他，命他掌管王府书记，他渐渐为忽必烈所信任。邢州问题就是他与释子聪共同建议忽必烈任用良吏，才得以解决的。也就是从这件事后，忽必烈更加重用儒生，让他们参与政务。

代表人物主要是窦默、姚枢、许衡、王鄂、赵璧、郝经等，其他人物还有徐世隆、李治、刘肃、元好问等。窦默、姚枢、王鄂、赵璧此前业已初步介绍过，可以说，忽必烈对他们格外信赖。

再看王鹗推荐的金朝学者徐世隆、李治。徐世隆，陈州西华（今河南西华县）人。二十岁中金正大四年进士，朝廷任命他做县令。其父告诫他说：“你还年少，所学不多，不忙去为官，应再多读书，增加知识，三十岁为官不晚。”因此，徐世隆辞官继续努力学习。

1232年父亲去世，第二年他同母亲北渡黄河，严实招他到东平为书记官。徐世隆劝严实收养贫困书生，因而许多名士都投奔而来。史载，他身材魁伟，胸襟广阔，乐观慈祥，熟悉前代历朝制度，尤其精通法律，善于断决冤案。

蒙哥即位后，召他去做管理燕京路的课税官，被他拒绝。1252年，忽必烈在日月山召见徐世隆，询问有关征讨云南的事。徐世隆说：“孟子说过‘不杀人的君王能统一天下’。君王不杀人能统一天下，何况小小西南一隅之地。”

李治，真定栾城人。金朝时考中进士，调任高陵县主簿，未到任又改任知钧州，在钧州被蒙军攻陷后，北渡黄河，流落于忻、崞之间。忽必烈听说他贤能的大名后，就将他召至藩邸。

忽必烈先是询问他对一些历史人物的看法，如唐朝的魏征与宋朝的曹彬。李冶说：“魏征忠心直言，知无不言，唐朝的谏臣数他第一。曹彬伐江南不妄杀一人，可与方叔、召虎相比，汉代之韩信、彭越、卫青、霍去病等则不在话下。”

对于如何求得人才，李冶建言：“天下本不乏贤才，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他指出忽必烈已经聘用了诸多儒生，但“四海之广，又岂只此数人，大王诚心广求，将集聚于朝廷”。

忽必烈又问何以治天下，李冶的回答是，“有制度则治，讲求实际则治，重用君子黜退小人则治”，“治国之道在于建立法律制度和整顿纲纪两条，纲纪维系君臣关系，法律分别赏罚。上至大小官吏下至平民百姓，皆为所欲为、以私害公，这就是无法度；有功者不仅不赏反而受辱，有罪者不仅未罚反而受宠，是无法度。法度纲纪被破坏，天下不乱就是万幸了。”

忽必烈还询问地震的原因，李冶认为“或是由于有奸邪在君王身边，或是宫中妇女专权，或是有谗言邪恶或刑罚不当，或是突然要进行征伐，五者必居其一。上天爱君王如爱其子，所以以地震来示警”。因此，身为君王，“如果能辨奸邪、不使妇女专权、摒弃谗言邪恶、减轻刑罚、不随意用兵，上顺天心，下合民意，则可转祸为福。”忽必烈甚是称赞并予以采纳。

在忽必烈身边，另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是郝经。郝经祖籍潞州，后迁居泽州。金末，举家迁于河南鲁山避难。这时他才九岁，人称“奇才”。金亡后，郝经全家又迁居顺天。郝经因家贫，白天打柴买米度日，夜间苦读。如此过了五年，当地守将张柔、贾辅听说后，将他请去并奉为上宾。张、贾二家藏书万卷，郝经有幸博览，经史子集无不精通。其祖父的弟子元裕对他说：“你和你的祖父很像，才器非凡，望倍加努力。”

忽必烈在金莲川建立王府后，召郝经去谘询治国安民之道。立志“以复兴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的郝经旁征博引呈献数十条拯救时弊的良策，忽必烈大喜，将他留在王府中。

主要人物是僧人海云、太一道教大师萧公弼和吐蕃萨加派僧人八思巴。他们对忽必烈的个人信仰、日后元朝的宗教政策以及治理吐蕃具有重大影响。

比如在1258年主持的佛道辩论中，忽必烈虽然站在佛教徒一边，但深受身为基督徒的母亲的影响，他对道教首领们也没有采取过激措施。他平息了佛、道教徒之间的冲突，在蒙古贵族和汉族儒士之间都赢得了赞誉。

这一群体成员都是由王府的怯薛军护卫组成，他们来自蒙古、色目、汉人等不同民族，都对忽必烈忠心耿耿。代表人物如廉希宪、阔阔、贺仁、董文用、董文忠等。

廉希宪是布鲁海牙之子，自幼就身材魁伟，举止与一般儿童不同。十九岁时入王府侍奉忽必烈，深得忽必烈喜爱。他特别好读经史，手不释卷。有一天正读《孟子》，忽必烈突然召见，他匆忙将书揣入怀中。忽必烈问《孟子》书中所言何事，廉希宪说讲的是性善、义利、仁暴等。忽必烈说他有学问，称他为“廉孟子”，并以此知名于世。廉希宪还善射，众人赞他“文武全才”。

1254年，忽必烈获得京兆作为其封地，遂任命廉希宪为京兆宣抚使。京兆控制陇蜀，诸王族的封地分布于左右，境内羌戎杂居，号称难治之地。廉希宪就职后，深入体察民间疾苦，并向名儒如许衡、姚枢等人请教治世之道。他还请忽必烈任用许衡来管理京兆学校，以教育人才作为根本大计，并将儒士另立户籍。

1259年，忽必烈准备攻取鄂州，廉希宪率领儒生百馀人拜伏在军门外，呈请忽必烈在王师渡江以后，“凡军中所俘士人由官府出钱赎身，遣归原籍，以表示殿下广施恩典。”忽必烈采纳了这个建议，因此被放还的儒生达500馀人。

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成员中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等，但谋士主要以汉人幕僚为主，这无疑是他主动接受并推崇儒学、吸收汉人制度的开端。这也为元帝国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方略和官员准备。在元帝国建立初期，幕府成员不仅成为朝廷主要干臣，而且对于推行他们绘制的政治蓝图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幅政治蓝图的核心是：以汉法治汉地，原有蒙古制度参考汉地等先进方式予以变通，以适应君临南北的形势需要。

史书对忽必烈推崇儒学、任用汉人的评价是：“其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而在军事方面，忽必烈更依赖蒙古人的支持以及蒙古统帅的建议及辅佐，尤其是左路诸王和“五投下”成员。

征服大理 禁止屠城

关于忽必烈早期是否参加了灭夏灭金和伐宋的战争，史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小在马背上成长起来的忽必烈，应不缺乏军事才能，包括军事指挥才能。

1252年六月，蒙哥汗任命忽必烈为征伐云南的军队统帅，这是忽必烈总领漠南后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也是史书上记载的他第一次独立指挥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一年忽必烈三十七岁。远征云南的目的是从西南包抄夹攻南宋控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切断南宋战马的来源。南宋战马长期依赖于西南少数民族的供应，大理是主要供应地区。此时，盘踞在西南的是少数民族为主的南诏国，或称大理国，并不属于中国，由于其国君段兴智孱弱，大臣高氏兄弟专权。

随同忽必烈出征的金莲川幕府成员中有释子聪、姚枢、张文谦、廉希宪、贺仁、董文用、董文忠等。出征前一晚，姚枢在夜宴上给忽必烈讲述了宋朝大将曹彬取南唐未杀一人的故事。第二天，忽必烈在马鞍上对姚枢大呼道：“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姚枢马上回道：“圣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国之福也。”

出征的大军有十万之众，第二年四月大军到达六盘山，在此度夏修整准备。秋天，大军经过临洮进入藏族地区，到达忒剌（今四川松潘）地方。忽必烈下令兵分三路，大将兀良合台率领的蒙古千户军为西路军，一路经色达、甘孜、新龙等地，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进入云南境内，众多当地部落望风而降，其先锋直指大理北境重镇丽江，随后到达龙首关。兀良合台是成吉思汗时期的着名将领速不台之子，也非常骁勇善战。

诸王抄合、也只烈的东路军取道川西古隘道，进至松、茂二州，经南宋雅、黎二州外围南下。而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军则取道吐蕃东部人迹罕至的地区，进军神速。在途经雪山时，因为山路盘旋曲折，连忽必烈都得下马步行。其后大军过大渡河、金沙江，相继攻下了许多砦栅（zhài zhà，指设置的军事障碍），距离大理国四百馀里的摩娑二部酋长投降。不久后，白蛮酋长阿塔剌也投降。

十二月，忽必烈大军包围了大理城。大理城倚点苍山，傍洱海，如果依托坚城固守，不易攻下。早在一个月前，忽必烈就派遣玉律术、王君侯、王鉴等为使者，前往大理国招降，但遭到权臣高祥的拒绝，还愚蠢地杀死了三位使者。

面对气势不可挡的蒙古军队，高祥和其弟高和带着段兴智趁夜逃走。蒙古大军乘夜攻城，拿下大理，忽必烈同时派大将也古拔都儿率军追击高祥等，在姚州（今云南姚安）将高祥兄弟斩杀，而段兴智则逃到善阐（今昆明），大理国灭亡。忽必烈以高祥为“忠臣”之故，下令以礼葬之。

忽必烈进入大理城后，诸将以大理杀死三位使者为由，想要屠城。随行的张文谦对忽必烈说：“这是高祥一人所为，不是老百姓的罪过，请宥之。”释子聪也“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劝说他不要妄杀一人。忽必烈深以为然，令姚枢在裂帛制的旗上书写禁杀之令，除通告全军之外还在大街小巷广而告之。大理城百姓遂得幸免。忽必烈也兑现了出发时对姚枢的承诺。

释子聪曾赋诗赞大理之战，诗曰：“天王号令迅如雷，百里长城四合围。龙尾关前儿作戏，虎贲阵上象惊威。开疆弧矢无人敌，空壁蛮首何处归？南诏江山皆我有，新民日月再光辉。”

1254年一月征服大理国后，忽必烈留兀良合台统兵戍守，追击段兴智以及未降地区，以刘时中为宣抚使，经略抚治云南，自己则班师北返。而其部下此后能统一云南，与忽必烈的信任和放手以及调度有方是分不开的。

自此，蒙古大帝国在西南拥有了一片国土，“衣被皇朝，同于方夏”，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中央政权恢复了对云南的管辖，而且在于对南宋形成了战略性迂回包抄，为后来灭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忽必烈在征战中显示的军事才能，提高了他在蒙古军中的威望，也是后来其赢得诸王贵族支持登上汗位的一个原因。

后来兀良合台擒获段兴智，蒙哥汗不仅没有杀他，还于1256年在和林皇宫接见了他，赐予他金符，任命他为大理总管，子孙世袭，并赐名“摩诃罗嵯”，即梵语“大王”的意思，让他回云南帮助招抚治理。此举有利于稳定西南。此后，至1382年驻守云南的元朝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兵败自杀、大理总管段世战败归降明军，蒙古人建立的政权统治云南地区长达128年。

1257年底，兀良合台率军从云南进攻安南国（今越南），第二年，迫于蒙古大军的压力，安南国王承认蒙古人的宗主地位。

不过，忽必烈南征大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由于“沿途没有食物，行军极为困难”，“亡失马，凡四十万匹”，人员损失同样巨大。

1304年，元政府在忽必烈曾登临俯视大理城激战的点苍山崖壁上镌刻“平云南碑”，以纪念半个世纪前忽必烈远征大理的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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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