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6月05日讯】“六四”屠城后，为了转移社会的重心，把人们精神上的投注转移到物质上，共产党加速了从1978年启动的经改的步伐。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开始了红色中国飞快启动转轮，经济超限发展，全民下海的奇特现象。
2.8亿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农民工，在遥远陌生的城市、矿地打工，流浪。这些年中，农民工悲惨的遭遇是时代特殊的刻记。
（接上文）
1990：世界上受苦的人们
在红色中国狂潮一般的经改中，出现了18、19世纪欧洲出现的圈地现象。
在中国，从80年代开始的三次圈地运动中，中国丧失了一亿亩粮地，这其中许多是等待收割的粮地。以和GPD成正比的速度，每年新增两百多万失地农民，两三百万亩被圈的粮地。这些良田中长着肥硕的庄稼，满地下垂的金黄谷粒全部砍下、拔起，土地上盖起来豪华的高楼、有毒的造纸厂、电瓶厂，农村出现了色彩浓烈的小溪，农村的空气中开始飘来异味，这浑浊的空气叫粮地里干活的农民昏眩不适。一个个农人开始患上癌症。
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农民工，在遥远陌生的城市、矿地打工，流浪。这些年中，农民工悲惨的遭遇是时代特殊的刻记。
1994年4月3日，来自中国各省的农民工在北京火车站外等候工作机会。(MANUEL CENETA / AFP )
2004年，北京国家信访局门前，出现了300名来自浙江舟山的渔民。
“他们跪在那哭的哭、喊的喊，说是上海的开发商把他们的地给占了。没有地了，没有鱼了，渔民无法生存，没有地方住、又没有生活来源。……跪在地趴着地磕头，最后用了两辆大公车把他们全拉走了，连拉带拽都摔在车上，他们在车厢里头还喊还哭。”
从什么时候开始，共和国的人民开始写信向全世界人民求救。在叩求哀告的信尾，他们附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分证号码，那多么像是一串求救信号。多么像是国家监狱里囚徒悲惨的编号。
内蒙古包头市王应基村全体村民向世界发出的求救信是这样结束的：
“我们王应基村的全体村民含泪向国际媒体、联合国粮农署、中国人权呼吁：请伸出你们的援手，救救受苦受难的中国农民，把我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土地还给我们！中国的农民被欺骗太多、太久了，应当动员全人类的良心立即行动起来制止掠夺土地资源的狂潮。”
2005年底，这掠夺土地的狂潮升到了顶点。政府征地盖发电厂，广东汕尾红梅湾东洲村的村民失去了粮地，连村民捕鱼的湖也被危及不保。在层层剥削后，村民得到的补偿费仅馀下一个可悲的数字。
2005年5月起，广东汕尾红梅湾东洲村因粮地被政府强征盖发电厂，村民走投无路，自发轮流驻守在汕尾电厂门外持续维权抗争。图为10月9日抗争现场。（大纪元）
村民一层层上访却没有得到回应。他们日夜在发电厂工地前守卫，直到坦克出现在村口，把炮口对准了村子，上千名穿黑衣的武警进驻村子，射杀了数十多个年轻的村民，把尸体堆在海边焚烧灭迹。
在海边，头戴厚重的深色盔甲，身穿深色衣装的镇暴警察文风不动地站立，如同古代的黑武士一列排开。村民双手持香，披白布跪在他们对面，悲切的哭号哀求着，乞求领回亲人的遗体。
2005年12月9日，东洲村民被武警包围无法出村，大批死者的亲属因无法认领尸体持香跪求武警。（大纪元）
这是最超现实、最残酷的对峙。六四屠城16年后，久违的坦克驶回我们的视野。在历史的这个座标，冷血的子弹正式向九亿农民宣告他们在新中国的命运。
在红色中国，本次人类文明的主舞台，发生在农民身上的许多故事比最惨烈的剧本还要悲凉，残忍。翻开这些叫人不忍卒读的事件，我们才知道70年来共产党在神州大地上所干下的事。才能够确信共产党人早已依据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所写的行动纲领，把非人的命令执行。
在有着九亿农民的红色中国，农村的变迁才开始。从这里开始，我们将看见遍布中国古老大地的农村如何一步步蜕变，直到今天在农村普遍出现的一个个人伦悲剧。
2.8亿（2018年数字）失地的农民工在各省城大流浪。在各城市广场、火车站，他们手拿榔头、锯子，默默蹲在一张写着水泥工、木工、电工等字样，破旧的牛皮纸牌后，等待招工。在广东陡峭的名山上，两肩挑起百斤重的砖石、游客的轿子，背上比人高的，厚长沉重的木板，一个个不年轻的工人以慢动作一般的速度，从山脚一步步踏着千级阶梯，缓缓登上山顶。
下矿坑成为贫困山区的农民工谋生的路。矿坑里闪烁着微弱光芒的煤油灯，越往深处走，空气越稀薄，煤油灯也会熄灭。农民工告白：“干活的时候常常因为缺氧，头晕得不行，歇工以后，鼻子里呼出来的气都是黑的。”“如果早知道挖矿会要命，说什么我也不会去。”
下矿坑成为贫困山区的农民工谋生的路。图为2009年11月23日黑龙江一名在煤矿爆炸中幸存的受伤旷工。(PETER PARKS/AFP via Getty Images)
那时矿难多，农民工在一回回的矿难中成打成打的死去。在经济的超速发展下，为了满足工厂能源剧增的需求，矿产量面临巨大压力。当矿坑的瓦斯浓度达爆炸最强范围的9％时，在被停职、停工的威胁下，矿工们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下矿。矿坑爆炸时“砰”猛地一声，矿工的身子横飞出去，标本般贴在矿壁上。现场留下一顶安全帽，帽里用粉笔写着：
“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邓曙华100元，龚泽民欠我50元……”生还的矿工在描述受难的情况时从眼里流下了墨汁一般黑的泪水。当他哭到伤心处而呕吐时，吐出来的东西也是浓黑的。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崛起，农民和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差距也越来越大。要赶上社会前进的速度，缺乏资源的农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出卖自己的血。
在青康藏高原上的青海乐都县，有一千多个家庭的父母靠卖血送子女上学。乐都县马厂乡的一间中学里，百分之九十学生长期靠父母卖血交学费。在云南嘎娘，一个哈尼族的孩子在为母亲洗衣时，在口袋里发现了几张卖血的单据，才知道自己的学费是怎么来的。在满山梯田的云南哀牢山、四川大凉山，在河南、安徽，农民卖血不是一个秘密。在河南爱滋村里，卖血而染上爱滋病的村民一个接一个、一户接一户死去，留下生活着带病原的孩子们的孤儿院。爱滋村外，一列列低矮的土坟秃裸在日光下，形成一个方阵。
2004年2月21日，河南文楼村因卖血而感染爱滋病的农民，大排长龙领取廉价药品。(STR / AFP via Getty Images)
农民卖血，背后有一个秘密。上世纪80、90年代，河南农村掀起“快速致富，献血光荣”的风潮，许多村庄被卷入其中。人们将之称为“全民卖血运动”。四方设起了卖血站，鼓励贫穷的农民卖血。
“家里穷，急，穷哩很！都说献血光荣，利国利民利己。就都去卖血。”
“过去很早时候，村里就有人卖血，那时候都是全采，有人卖了一辈子血，活到七八十还好好哩，也没有听说过啥爱滋病。爱滋病都是单采才感染的，单采是政府开血站才开始的。”
村民们回忆说：“那时候到处都是血站，开封就有五个血站。沈丘、项城、郸城、周口……都开血站！村里人就到处跑着卖血，不卖家少，都卖！县里小车下来宣传献血光荣，喇叭吆喝着：要致富，走献血路！自己县里有血站管献血，外县也有血站也管献血。”
也就是说，和许许多多发生在红色中国的事件一样，它不是自然发生的。和50年代末的大饥荒一样，千万农民不是饿死的，而是被打杀死的。
无产阶级革命时，应许了农民工人土地和无产阶级天堂。苏联入侵战（所谓的国共内战）时，头绑白巾的农民推着板车，充当了当时西方战场上运输军用品的骡马。改革开放后，农村盖起来一栋栋别墅般的房子，各省建立了许多文明村庄，农民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改革开放40年后，农村出现了老人自杀潮。
1998至2005：被遗弃了的一代人
与农民共命的，是红色中国2亿工人。当年中共打击国民党，在上海等地在大学生和工人阶层中煽风点火，搞示威游行、罢课、罢工，掀起红色恐怖。在共产党夺权中，大量利用了工人阶层。工农兵中，工人被称为“最先进的阶级”。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一锤定音之下，改革开放脱缰野马般朝前猛奔。许多国有企业濒临倒闭，国企集中的东北如哈尔滨、沈阳，出现了下岗工人自杀潮。这些人一夕之间从“新中国”的天之骄子跌入谷底，失去了工作、房子、财产、尊严，许多失去了婚姻，导致当时出现了自杀潮，甚至发生多起全家几口一起吞药、跳楼、跳水自杀的悲惨事件。在90年代，中国的自杀率全球高位。
由于生活艰难，下岗工人家庭离婚率不断上升。自1998年以来因为生活困难而服毒、跳楼、卧轨、自缢、拒医而亡的事件时有发生。一名44岁的工人与妻子每天的饭钱不到5元，“每顿两个馒头，吃点自己腌的咸菜”。一位下岗的母亲将“家里所有的硬币和一毛一毛的”都收进塑料袋里，只有200多元。那就是这个家的全部家当。随着积蓄的一点一滴消失，下岗工人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尊严丧尽，走投无路，自杀成为他们最后的路。与还有土地的农民相比，下岗工人的境遇更为悲惨。
一位下岗的母亲说：“我把青春，把一切都献给了毛主席，献给了小平同志，献给了共产党，现在身体累垮了，浑身都是病，到头来却连吃饭的钱也不给了。我除了挡车又什么也不会，这个年龄改行，到哪里能找到工作？活下去只是家庭的一个负担，我想来想去，还是死了的好。”
这些工人安分守己做了几十年奴隶，被榨干了青春、血汗之后，被一脚踢开。在“新中国”发生了多少惨事，却没有任何报导，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工人是社会主义核心阶级。那些年里‘进厂当工人’就是所有人最美好的愿望。80年代初，整个铁西区上班下班时就是自行车的世界，整条路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工人，都穿着灰色或蓝色的工作服，肩并着肩，车头顶着车尾，顺畅时慢慢骑，拥挤时下来推，极其壮观。”（《大下岗之东北往事》）
根据1990年中国人口调查，中国全国自杀死亡人数为50万3047人，是唐山大地震官方死亡人数的两倍。也就是说，每年在中国都发生了两次看不见的唐山大地震。其惨烈程度危及人的心灵，杀伤力更大。
在红色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是一个陷阱。国富民穷，贪官污吏坐地分赃，人民穷困潦倒。在偏远的农村农民卖血；在转型的工业城市，工人集体卧轨自杀示威。在90年代，成千上万下岗工人在各级政府大楼前、马路上静坐，时常，车辆穿过城市，突然整条马路瘫痪，那是因前面有成千上万工人在马路上坐了一地。而特快车被堵，也是因为几百、成千上万名下岗工人集体卧轨。在各市政府门前广场，上万下岗工人静坐请愿，要工作、要工资更是那时常见的景象。
2005年7月11日，四川成都引擎有限公司的员工坐在马路中央抗议被裁员，并发生警民对峙与冲突。(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亿万工人以生命换来的一个迷思。这些工人为红色中国的“崛起”付出了悲惨的代价。他们为全世界的消费者提供自己或许一生也无力购买的产品，每周工作60至70小时，赚取每月不到44美元的廉价工资。没有保险，没有工会。如果出工伤，他们面临的是失业。
他们在工厂中昏天黑地赶工，为中国起飞的经济制造奇迹，可他们自己却每天攒不到2元美金。有时候，她们连续三天的睡眠时间加起来不到六小时，“27日早上6点开始的工作，将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6点半。”在这样连续超时加班的第三天，广州女工何春梅因疲劳过度而猝死。2003年，一名深圳包工在两天内工作了35小时后，凌晨6时死在下班的路上。
农民卖血、冤民跳楼、农民工写遗书、股民卖器官、信仰者绝食、工人卧轨……所有这些属于个人的小故事汇集成一个巨大的故事，冲击着向贪腐、荒诞、欲望打开大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的红色中国。
共产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一个巨大的泡沫，而这个泡沫的粉碎将是灾难性的。泡沫本身是剧毒的，这个经济泡沫中掺杂了太多的贪腐，太多底层工人、农民工被损害的生命，太多被腐蚀的人性，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物体。正是这异化的物体，把整个共产中国挟裹着，把它拖下深渊。
2000：新世纪新气象
然而在巨大的压力下，为了生存，人会爆发，即使在高压暴力统治下的红色中国，人们会爆发。人们承受的压力有多大，他们的爆发力就有多么汹猛。
2002年3月，国有重工业区东北工厂接连倒闭，爆发工潮。从黑龙江大庆到辽宁辽阳市，工人天天上街示威。3月12日，辽宁辽阳上万名下岗工人高抬毛的肖像、红旗在市府附近肃穆地游行示威。
“我们的父辈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为了我们辽阳的振兴，付出了他们的血和汗。现在就是大家经常讲的：青春献给党，老了没人养！”
“我们要见市政府领导，比见观音菩萨还难。我们请过市政府的各位领导和公安的各位领导，首长，跟你求爷爷告奶奶地求见你们不见。”
“所有的腐败都来自共产党，在中国没有人权这种东西。”“他们说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但我们对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是！”
“他们要你下岗，就算你可能会死，他们也不关心”。
在互联网时代，这些来自底层的声音被记录了下来。有了这些记录，三千万下岗工人留下了他们的轨迹，我们能够听见他们的愤怒，看见他们曾经奋不顾身的生活、奋斗，而不是无声无息的随着漩涡一寸寸旋到河底，消失，不留一丝痕迹。
与90年代虚无颓废的人文氛围不同，进入21世纪，在贪官百姓各展其能，跳上舞台拳打脚踢一番的时代氛围中，古老的国土上出现了不一般的新气象。
2003年，在山西、宁夏、陕西、青海、广西、贵州、湖南等七省的铁道线上，发生了87宗货运列车和铁路仓库被洗劫一空的事件。以一种极为生动的喜/闹剧形式，参与洗劫的百姓形象地演出了共和国的无序状态。铁路沿线的农民、民工和下岗工人、待业青年、退休老矿工及其家属组成了洗劫大军，并有维持秩序的纠察队阻止官方、公安的干预。场面最壮观的一日里有近万人参与洗劫。这些共和国的“百姓强盗”这么说：
“当官的都当得三代花不完，俺老百姓穷得三餐填不饱肚子。开仓搬货，共同享有，也是天经地义！还有人说：今天的日子就叫官逼民反！”
在洗劫列车时，这些人高唱着当年国共内战时打土豪分田地的小调。地方书记眼睁睁地看着上千人从火车车厢上搬下货物往卡车上装载，还以为是在拍电影。这些老百姓动员了乡里的中小学生一起来搬运，还鼓动队伍扯开了嗓子齐声高唱毛《造反有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和高举着毛的画像游行示威的辽阳下岗工人异曲同工，这些人民拾起了毛早已破产的精神，揭开了共产党用来掠取权力的面具。
随着贪腐疯狂的加速进行以及贪污的体制化，这嘉年华式失序的抗争被一波波悲壮的民间维权代替，工人、农人、冤民开始了浪涛一般激昂的草根维权。21世纪的最初，刻满了这来自底层人民的激情和愤怒。
1989年，要求政府清廉的热血青年丧生在坦克履带下。十年后，贪污腐败横扫全国。被剥夺的千万工人农人、遍地的冤民接过了天安门广场上的那把火种。（待续）
（转载自《新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