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蘋果日报》被逼关闭事件，不仅标志着曾经的“东方明珠”香港从此进入言论自由逐渐消失、中共专制全面展开的黑暗时期，也意味着中共对待香港、台湾的“一国两制”政策展示出其“图穷匕首现”的真实面目。“一国两制”政策从此不再具有欺骗性，此刻它已寿终正寝了。
一、图穷匕首现
6月24日，香港言论自由的最后桥头堡《蘋果日报》被中共强行关闭，此举意味着，中共“一国两制”政策的丧钟已经敲响，中共在香港完全展示出它的专制真面目。
过去这些年来，大部分香港原来的自由媒体被中共逐步接办，变成了为中共帮腔的喉舌，中共也有计划、有步骤地遏止港人的集会游行自由和选举自由。当港人的基本政治自由被逐一压制乃至渐渐消失之时，唯一的新闻自由代表机构《蘋果日报》便象征着香港最后的新闻自由之“烛光”。现在《蘋果日报》消失了，很多西方国家的媒体认为，香港《蘋果日报》被关闭事件代表着香港彻底失去了新闻自由。
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建立在剥夺民众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基础之上。中共不允许其管辖范围内有任何一块它不能完全掌控的土地，所以，香港的言论自由始终是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因此，中共剿灭了香港《蘋果日报》这个香港言论自由最后的桥头堡。
其实，香港从此丧失的不只是新闻自由，还丧失了言论自由；而港人没有了言论自由，也就不再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以思想自由和自由言论为基础；而自由的言论若通过自由的媒体发表，就表现为新闻自由。对港人来说，香港最后的自由媒体被剿灭之后，他们再也没法在本地传统媒体上看到言论自由的表达；于是，自由的言论就只剩下社交媒体可以表述，接下来中共迟早会像在内地那样，管控香港社交媒体上的言论，那时香港的言论自由就彻底消失了，港人和内地人一样，只剩下影射和腹诽的可能。
二、扣押私产作为政治迫害手段
香港开埠以来实行的传统法治始终保障着港人的政治自由和财产安全。如今，中共用自己的专制法规实施的法制（rule by law，实质是以党治管制民众），取代了香港原有的法治（rule by traditional law）。这种状态下，不单是港人的政治自由被剥夺，连港人的私人财产支配权也被中共在香港刚实行的国家安全法剥夺了。
这次剿灭香港《蘋果日报》的过程中，中共两次实行了剥夺私人财产的措施。先是冻结香港《蘋果日报》老板黎智英的私人资产，想用这种办法逼香港《蘋果日报》倒闭；后来发现这个办法不能马上让香港《蘋果日报》停刊，因为《蘋果日报》的银行帐户里还有几千万资金，可以维持相当一段时间，而且民间不断有人注资支持香港《蘋果日报》，中共便采取了第二个步骤，干脆冻结了香港《蘋果日报》的银行帐户，使报社无法开支，民间资助无法汇入。
这种做法表明，一个自由社会落入中共手中之后，这个地方的民众早晚会被迫向中共低头、磕头，谁让中共不满意，他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就随时受到威胁。这套手法就是中共当年占领大陆之后对市民的做法。我在给香港《蘋果日报》写的评论中介绍过，上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在全国掀起捐款助战的运动，要工商界和民众捐款购买战斗机。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站上的文章披露，当时解放军的一个军需官到上海的大康药房数次强行索取5亿人民币（当时币值）的药品及医疗器械，所欠款项拒不支付。该药房老板王康年不堪勒索，不肯再赊帐，遂遭当局逮捕，编织罪名将其枪毙。这是中共建政后的历史记录之一。
三、记者编辑因办报而入狱
中共这次对香港《蘋果日报》下杀手，其中还有一个做法是抓捕记者编辑。6月17日香港警方出动500多人搜查《蘋果日报》大楼，摆出一副如临大敌的姿态；警察不仅随意翻查桌上的东西，而且将几十台电脑和硬盘全部取走，以便今后罗织罪名。警方声称，该报自2019年起刊出数十篇文章，违反国安法，所以搜查“犯罪现场”。这是标准的中共行径。香港国安法去年6月30日才实施，中共把国安法实施之前香港长期存在的新闻自由也列为办罪证据。显然，它毫无顾忌地把香港原有的法治视为如今专政香港之桎梏，开始在香港赤裸裸地为所欲为。
香港警方还奉命陆续逮捕了多位《蘋果日报》主管。先是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香港《蘋果日报》总编罗伟光被捕后遭起诉，而且法院拒绝保释；然后，6月23日警方到家里拘捕了55岁的该报主笔杨清奇（笔名李平），6月27日深夜又在机场抓捕了《蘋果日报》前主笔、英文版执行总编辑、57岁的冯伟光（笔名卢峰），中共给这两位罪名安上的罪名都是“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很显然，中共关押审判该报的主管和主笔，不单是为了寻找罪名给该报定罪，以便抄没该报相关的私人资产，还企图寻找与该报评论组有联系的境外或内地评论员，其在境外者，用来构陷所谓的“勾结敌对势力”，其在内地者，则到内地城市抓人。中共将不顺从的人一律视为“敌人”和“敌对势力”，采用“对敌从严”的打击手段，既要斩草除根，也要恐吓香港社会。这套手法是道地的政治迫害，被捕人员面临的是中共罗织的政治惩罚案件。
中共拘捕香港《蘋果日报》人员之前，香港行政当局早已准备好的起诉书里使用了“敌对”字样。这是中共在大陆建政后一向使用的政治罪名，其前身是“反革命罪”，其含义是，凡对中共说不的声音均属于“政治反对罪”。现在，“政治反对罪”在香港已经和在大陆一样通行无阻了，中共“一国两制”政策自然就名存实亡。
四、香港《蘋果日报》埋葬了“一国两制”
香港《蘋果日报》一系列相关事件的发生意味着，在一个充满国际野心、完全无视国际诚信、藐视国际法规的共产党政权面前，所谓的“一国两制”承诺是一个迟早会被中共自己戳穿的谎言。
在国际社会里，中国从来只在国际法规和国际约定有利于自己的时候加以利用，却从未打算遵守它们。比如，它从不把国际人权公约放在眼里，也同样藐视国际法庭。中共在南中国海强占公海建造一系列人造岛，用作军事基地，海牙国际仲裁庭裁定中共的做法非法，中共置之不理。香港收回之前的中英联合声明里所说的“50年不变”，包括言论自由和游行示威的自由，但中共诡辩说，那是历史文件，不算数了。
从中港关系来看，中共那“一国两制”的说法绝非香港前途的保障，而更像是中共给香港套上的“紧箍咒”。就此而言，香港民众很像“孙悟空”，而中共就像“唐僧”，“一国两制”则是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箍”；“唐僧”高兴的时候不念“紧箍咒”，稍不高兴就念，“孙悟空”便疼痛难活。“唐僧”和“孙悟空”之间并无什么“协议”或“文件”，也没有“菩萨”真能随时监督“唐僧”。唐僧念了“紧箍咒”，“孙悟空”便无处讲理了。
香港现状恶化的教训，其实就是“一国两制”真相的展现。中共对台湾也讲过“一国两制”，这种承诺同样毫无可信之处。国际社会里以及台湾总有一些人指望中共“弃暗投明”，走向民主化。其实，不管中共在经济层面如何做，它死保政权、绝不放松政治高压的统治手段不会改变。所以，中国不但不会发生中欧国家那样的“天鹅绒革命”，也不会因为经济自由化而放松政治高压。香港“一国两制”的死亡过程已经给出了清晰的答案：中国经济成功，中共不会松手；经济不成功，中共更不会松手。
1997年的时侯，大多数香港民众没想到，恶法治港会来得那么快。今日之香港，已经沦落成1950年的上海。当年中共占领上海，入城时对商界市民的笑脸、“一切照常”的承诺，转眼间就变成了专制的嘴脸；中共先是全面接管治安、司法系统，然后控制所有媒体，接下来打击商人，最后推动共产，上海这个曾经的东方巴黎顿时失色。香港就是取上海而代之，迅速崛起的。当下香港政治制度的“不变”已经终结，北京开始全面接管，中共当年在上海、广州操作过的那一套，一步一步地搬到了香港。“一国两制”死于香港，也再难到台湾去行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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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自由亚洲/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