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出席中共一大的15人的最后结局

1921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操控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共15人，分别是：

共产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马林，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另外，陈独秀指派包惠僧带去了他的信件。

值此中共百年之际，特简要回顾一下上述15人的最后结局。

尼克尔斯基和马林，是奉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之命，以共产国际代表身分，专程到中国从事颠覆中国合法政权——中华民国——的两个外国人。

1921年6月，尼克尔斯基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委派，带着共产国际指示与经费到上海，与来自荷兰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合后，与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1921年7月23日，尼克尔斯基、马林出席了中共一大，并在会前、会中、会后做了大量工作。

但是，1938年9月21日，尼克尔斯却被苏联共产党以犯“间谍罪”在哈巴罗夫斯克枪决。马林则在1942年被占领荷兰的纳粹枪决。

中共一大代表中，四人死于中共政敌，一人被中共整死。

李汉俊，湖北潜江人，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通晓日、德、法、英四国语言，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1927年12月17日，李汉俊被武汉卫戍区司令胡宗铎，以“共党首要分子”抓捕，当晚被枪决。

邓恩铭，1931年4月5日，被中华民国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判处死刑并枪决。何叔衡，1935年在福建长汀突围时，跳崖摔死。陈谭秋，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被军阀盛世才秘密处死。

李达，1966年8月24日，被中共作为“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折磨致死。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共党内的文化名人纷纷被打倒。北京打倒了中共的三个“大笔杆子”——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湖北则揪出了时任武汉大学校长、中共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

同年，7月17日，中共湖北省委通过《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上报中央组织部。7月27日，中组部呈送中央书记处。8月1日，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批覆：“同意你们给予李达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

之后，李达被大会批、小会斗，有病不让治，取消公费医疗，不准自费治疗。李达写信向毛泽东紧急求助，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最后，重病去世。

张国焘，在中共一大上，与陈独秀、李达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局成员。此后，张在中共党内历任诸多要职，是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5年中共红军长征时，在北上或南下问题上，张国焘与毛泽东发生分歧，率兵南下，另立中央（史称“第二中央”），遭到失败后，不得不北上，并根据共产国际的命令，撤销“第二中央”。张国焘被解除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红四方面军被改编为“西路军”，向西北进军，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

1937年3月底，中共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张闻天、凯丰等对张国焘进行严厉批判。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称张“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搞“右倾机会主义”、“军阀主义”等。

在批判张国焘的同时，还对张的部下许世友、洪学智、刘世模、朱德崇、詹道奎、王建安等展开批判；还打了一个所谓“许世友反革命集团”。

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冤案。起因在于抗大清算‘国焘路线’，矛头指向四方面军的学员，整得好苦，引起强烈不满情绪。许世友他们议论过，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不知被什么人报告上去，就变成了‘反革命事件’，株连一大片。”

中共建政后，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洪学智，对此案耿耿于怀，认为自己没有错：“我为什么被抓，没有人跟我讲过。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我也不明白。给我定的罪名是‘组织逃跑未遂’。别说‘组织’，我连想都没想过。”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王明，回到延安。王明对张国焘讲，原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后任西路军参谋长的李特等人，在新疆已被当做“托派分子”秘密处决。李特等人都是张的亲信，张一听此言，不寒而栗。

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中自述此时期的心境时写道：“我回忆已往，觉得过去我不赞成这个或那个政策，反对这个或那个措施，为这件或那件事奔忙，都不免是枝枝节节之事。我讨厌斗争和权力那些东西，觉得只是一些可笑的玩意儿。我觉得世界上什么事总有它黑暗的一面，政治就包含着罪恶，革命也不一定就是圣洁。至于那些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不惜抛弃道义的行为，更是可鄙。我当时还没有决定脱离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经体会到这黑暗面的威胁，使我意识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缺陷实在太大，这极端反动的专制独裁会毁灭一切理想。”

1937年9月，张国焘被安排当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这个无实权的闲职。

1938年4月5日，清明节，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陵参加祭典的机会，“叛党”而去，向中华民国政府投诚。张在退党声明中说：“这个共产党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1949年中共当政后，张逃往香港。

1966年，文革爆发后，张国焘曾经的“党内同志”刘少奇等，受到“炮打”、“油煎”、“火烧”，被“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文革之火甚至延烧到香港。

张国焘的三个儿子早就移居国外且事业有成。长子张海威是一名大学老师，三子张渝川是一位工程师，都在加拿大生活，次子张湘楚是一名医师，在美国生活。1968年，张国焘移居加拿大多伦多。

当张国焘曾经的“党内战友”一个接一个被关进秦城监狱，死得死，伤得伤，残得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时，张在加拿大安度晚年11年，1979年12月3日，平静离世。

周佛海，1924年退出中共。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投靠侵华日军的汪精卫伪政权的行政院副院长，兼任财政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长、上海保安司令、物资统制委员会委员长。日本投降后，周佛海被逮捕，1946年11月7日，被判处死刑。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发，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陈公博，1922年退出中共。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汪精卫伪政权的首任立法院长、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汪伪政权二号人物。日本战败后，潜逃日本，后被引渡回国，1946年被判死刑，同年6月3日被枪毙。

李汉俊，1922年脱离中共，1924年被开除党籍；李达，1923至1949年脱离中共；包惠僧，1927年退出中共，1979年在北京病亡。

1921年，年仅19岁、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的刘仁静，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9月，刘仁静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出席了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3年，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

1926年，刘仁静被选派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期间，苏共发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斯大林胜，托洛斯基败，托被当成“反革命”开除党籍，驱逐出境。刘仁静认为，托的观点有道理，很仰慕托。

1929年夏，刘仁静毕业后，为见托洛斯基一面，特地绕道欧洲回国。1929年8月，刘到土耳其秘密会见了托洛斯基。回国后，建立托派组织“十月社”。1929年底，因参加托派活动，被中共开除党籍。

中共建政后，刘向毛泽东等登报认错。1950年，刘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1年调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

1966年文革爆发后，刘仁静在劫难逃，遍尝批斗、毒打、抄家之苦。1967年6月，被关进秦城监狱。直到1978年底才获释，被关押11年。

1987年8月5日清晨5时20分左右，刘仁静手拿一柄长剑下楼去晨练，当横穿马路到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时，刚走到马路中间，被一辆疾驶来的22路公共汽车撞倒，不治身亡。

除前面提到的包惠僧外，另三位分别是：1925年8月19日在青岛去世的王尽美；1975年4月2日在北京去世的董必武；1976年9月9日在北京去世的毛泽东。

出席中共一大的15人，两个外国人最后都被枪毙；13个中共代表中，8个死于非命。也就是说，出席中共一大的人，大多数的最后结局都很惨。

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值得深思。2011年11月，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对中共的来龙去脉、特征本质有深刻论述。建议读者认真读一读这本书，或许会有重大启发。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