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中国恶化的法治和对世界影响

自从习近平巩固了他的权力以来，中共本已存在缺陷和脆弱的刑事司法制度明显更恶化。中共不仅实施了新的公然的非法拘留和调查方法，而且现有的正当法律程序和法律保障也被进一步架空。

“保护卫士”一直走在最前沿。这个组织发表的一系列报告揭露了这种法治恶化的发展及其对刑事被告和政治敏感人物的影响。（注：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是成立于 2016年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在亚洲一些最恶劣的人权环境国家从事并支持当地实地活动，以促进保障基本人权和法治，并提高当地公民社会和人权捍卫者的能力。）

无数的事态发展，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杂乱，都是同一战略的一部分：加强中共对社会的政治控制，让目前的执政集团继续掌权。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猎狐行动”和“天网”。这两个不同但相关的运动表面上是为了“打击腐败和政府渎职行为”。它们都延伸到了中国境外。（注：猎狐行动是由中共公安部部署执行的追捕逃亡到境外人员的专项行动。天网行动是中共设立的一个逮捕外逃中共党员和政府官员的反腐败追逃追赃行动。）

自法治开始恶化以来，中共当局使用法律外的制度进行单独拘留，“指定地点的住宅监视”，已经呈爆炸式增长。根据“保护卫士”向联合国十项特别程序提交的全新证据，2019年至2020年期间，“指定地点的住宅监视”增加了约190%，达到约13,000例，甚至可能更多。

对那些被逮捕的人，即使法律赋予了他们某些保障，情况也在严重恶化。大约150名刑事辩护律师报告说，他们在审判前会见委托人的机会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而且越来越糟糕。

正如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国消失的嫌疑犯》（China’s Vanishing Suspects）所揭露的那样，在开庭审判前，嫌犯会被警方以假名拘留。甚至在正式的刑事司法程序中，有时嫌犯也会消失，有时长达数年之久。例如不顾个人安危而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着名律师王全璋。

正如即将发表的《中国法律封锁》（China’s Legal Blockade）报告所表明的，那些能够获得法律顾问的人往往被迫违背自己意愿接受政府指定的律师。

更恶劣的是，一旦被捕，嫌犯肯定会受到审判并被定罪。

正如题为《假定有罪》（Presumed Guilty）的报告所表明的，2020年，在审判前只有2.54%的案件被撤销，因为检察官认为证据不足。截至2019年，一旦开庭，被捕者的定罪率超过99.96%。在170万个判决中，大约只有600个无罪判决。

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噩梦永远不会真正结束。

另一份题为《中国的虚假自由》（China’s False Freedom）的报告记录了那些被认为“敏感”的人在出狱后如何被安置在所谓的“非释放”状态中，即“被软禁”，有时被关在秘密地点，数周到数月，在少数情况下甚至数年。

正如“指定地点的住宅监视”从最初只针对少数政治敏感案件的例外情况发展到当地警方广泛采用的措施，随着当地拘留中心越来越多地阻止律师接触委托人，最初针对持不同政见者的“例外”很快蔓延到更广泛的法律制度和更广泛的人群。

中共用来扩大权力、架空法律制度的最得力的机构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简称国家监委），以及其广泛使用自己的法外秘密拘留制度——“留置”。留置是中国监察机关在调查期间对渎职官员所采取的强制措施，类似于“指定地点的住宅监视”，但根本不是司法系统的一部分。“保护卫士”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0年间，该系统持续扩大近16%。2020年所估计的受害者人数（17,000人）可能远远低于实际人数。

更具讽刺的是，中共一方面欲图通过破坏刑事司法制度来加强对权力的控制，另一方面又寻求通过“司法合作”迅速扩大其全球影响力。

中共架空司法系统的另一举措是将这种国际合作的大部分责任交给在中共控制之下的非司法机构身上——完全在中国法制之外的国家监察委员会。

这些相互关联的恶化是出于中共希望将其权力扩展到境外而非仅限于中国公民。因此，在对司法合作的后果进行适当分析之前，在了解中共通过国家监委寻求这种合作的真正动机之前，外国政府不应该盲目与中共签订“司法合作”的协议。

现在扭转中国法治的恶化，或者阻止中共继续扩大政府批准的失踪事件，可能为时已晚。但是，是否与中共合作，特别是与国家监察委员会合作，是阻止这些权力超越中国自身边界，并确保中共的行为不会被其它非民主国家效仿的关键。这种合作将把法治的国际准则推向危险的边缘。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