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是郑州水灾发生的第三天。根据我多年对中国历次巨灾的观察，灾害发生的前三天，是灾害信息的成型期，有关灾害成因、死亡人数等相关信息，只有在信息成型期过后，才会颁布正式的官方说法。产生这一特殊现象，乃因中国是个信息管制的国度，信息管制必然引起信息饥渴，其后果就是非官方消息的广为传播（文革称之为“小道消息”），替代官方信息。互联网时代，信息的成型较短暂，过了三天，官方会修正说法，民间一些真相披露会被“维稳”，官方民间的虚假信息会被少数网友识别出来，这几乎已经成为套路。本文以郑州这三天内的政府应急、民众反应、传媒行动为样本，展现这一在过去存在、今后长时期内仍将存在的灾害应对模式。
郑州洪灾：哪些是人祸因素？
天灾当然是指连日暴雨。中国凡遇天灾，必面对三个问题：一是预警机制是否启动；二是这灾害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三是追责，其间伸缩馀地甚大，取决于前两个因素以及死亡人数。
灾害预警是否发布，不仅关系到社会避灾，也关系到官员仕途命运，其间利害，这次在郑州充分体现出来。当年汶川、玉树地震，问责的一大焦点就是事前为何无预警。这次民间最开始也将矛头指向气象局，认为郑州气象局失职，没提醒公众将有极端天气。但接下来，人们发现，郑州气象局发了预警，而且是持续三天。
据腾讯网报导，在特大暴雨到来河南省郑州前，河南省气象部门7月19日21时59分已发布第一次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自17日起发布雷电、暴雨、大风等预警信息1427条，暴雨红色预警信息162条。郑州也在19日夜间起向全市2.25万名应急责任人发送了54万条预警，并通过手机简讯向1.2亿人次发送了暴雨预警。
网上流传一份由中共郑州市气象局党组书记、郑州市气象局局长李柯星于2021年7月19日21时59分签发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证明郑州市气象局确实发过预警，而且明确提出停止集会、停课、停业的建议。因此，责任不在预警这个环节，而在于郑州市政府忽视了这预警。
至于郑州城市容易出现水涝，这是所谓中国近20多年兴建的“海绵城市”的共有问题，人祸之由缘于此，但因这是历任政府积累而成，环节太多，恐怕只能追预警工作未做之责。
此次郑州洪灾当中，人祸的因素还有“溃坝”。关于这点，中国官方消息是神仙打架。最开始传说是位于郑州市二七区的郭家咀水库溃坝，新浪网转自界面新闻的消息是《郑州郭家咀水库发生溃坝，河南省防汛应急响应一夜连升三级》，但@河南交通广播却说，截至7月21日凌晨6时，郑州郭家咀水库未发生溃坝。但现场发出地视频显示，郑州京广段隧道水淹，来势凶猛突然，亲历者说不到五分钟隧道就被洪水淹没。当时舆论就猜测有溃坝甚至决堤泄洪之事，这事现在已有官方定论。
新华社北京21日电引述习近平指示时，其中出现，“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个别水库溃坝”。这条信息非常重要：一，地方当局向上报告承认有水库“溃坝”发生；二、请注意民间传闻是“泄洪”。这与“溃坝”有很大区别，溃坝是不可抗力之因素，最多只能说是质量不佳，难于追责；“泄洪”则是地方当局根据水势，淹没一地而保全更多地方，有个决策责任。根据推特上一些郑州网友介绍，溃坝发生地有郭家咀、常庄水库、郑州西南航海路工人路附近帝湖。这一真相弄清并不难，估计几天后就会弄清楚究竟是哪个水库“溃坝”。
习近平指示来自于地方政府的上报，这应该就是信息成型的框架。
中国政府有关水灾的宣传套路
中国当局关于水灾宣传有套路，主要是三点：一是强调天灾的严重性；二是宣传政府抢险的主动性；三是尽量降低灾害中死亡人数。
关于第一点，官方宣传已无馀地再求“进步”。近年来，中国各地灾害频发，各地政府第一招就是将灾害归咎于天灾巨大。仅以水灾为例，从50年一遇，逐步升级为百年、500年、千年，郑州这次一下攀升至5000年。在河南省水利厅网站上，还是有“千年一遇”“五千年一遇”的说法，不少专家还给出概率学的算法，为这种说法进行合理化的解释。但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否定了所谓“千年一遇”的说法，在7月21日中央气象台召开的媒体通气会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介绍，从目前掌握的气象数据，无法下此定义。陈涛说得曲里拐弯，这句最为关键：“从大气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形成有严谨记录的气象记录时间是在1950年之后，有了比较准确和完整的降雨量的科学记录。到现在为止，整个降雨量记录的这个时间是70年左右。”
这次还真有不少人在争辩从概率上说，是不是5000年一遇。陈涛此话一出，再争这些毫无意义。70年的纪录无法证明百年千年5000年一遇的说法正确。
第二点现在照做如仪，只是上级与民间都不当回事了。
接下来谈官方必须坚持的底线：从数字上控制死亡人数。
死亡人数关系到灾害级别与官员的乌纱帽
官方7月23日公布最新伤亡数字，郑州暴雨导致超过50多人遇难。一天前的通报是全省33死亡，8人失踪。估计这一数据还会不断更新，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大陆社交媒体上仍涌现大量寻找郑州失踪者的讯息，当中还有郑州外围的乡镇，其中有一个网站列出了多达130多名失踪者的个人资料。受灾的京广隧道现场，拥满了人群，许多家有失踪者的人正在辨认车辆，寻找亲人。只要郑州人不甘心亡者连成为数字的资格都没有，就会出现相对接近真实的数字。
但根据多年经验，真实的死亡数据不会向外公布，控制灾害死亡人数，这是中共宣传部门的传统做法，历经毛泽东、邓小平及后来数任总书记，经济大政随时修改，独这一点是党的传统。我当年在国内经历过深圳清水河大爆炸，记者从现场带回的死者照片共有近八十人（并非全部），但宣传部规定的死者就三人：两位公安局副局长与一位派出所所长。原因是当时规定：地方政府出现死亡十人以上的事故，算特大事故，行政首长须负领导责任——那时，连官员受贿数目定的标准也低，50万以上算特大贪腐案件，如今与时俱进，可能已经重新制定事故级别的死亡人数了。
互联网时代传播手段极为多样化，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严厉控制，但控制的积习不可能放弃。当局还有最后一招：抓谣言传播者。
据我多年观察，在三天信息成型期内，各种传言满天飞，当局自身也忙于处理灾难预后工作，无暇抓“谣言”，这时候也是各种信息非常丰富的时候，只要留心分析判断，想了解真相不是太困难。但三天过后，当局为灾难定调之后，抓谣言就成了当局灾难预后工作的重点之一。据中国官网消息，河南省政府已经提醒市民关注官方消息，不信谣言、不传谣言，这算是先打个招呼，勿谓言之不预也。
历次灾害还有一个戏码，募捐。但在汶川地震之后红十字会及政府部门侵吞捐款的丑闻迭出，到了2012年北京7·21水灾，政府劝捐，民间回骂以“捐你妹”，这个戏码的份量越来越轻。
结语
郑州洪灾当然不会是中国城市消灾终结篇。网上现在流传一篇《看看古人，再看看现在：一个内行眼里的中原水灾》，作者自称是2015年国家信息中心对全国智慧城市建设评估项目的参与者，其中有段话，读者需要牢记：“浮土之上，只有浅浅的一层水泥砂石，最上面是做面子工程的地砖，这样的工程，我走遍了神州大地，东西南北中，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面子工程，别说百年难遇的大雨，就算是普通的大雨，也可能把底下的浮土掏空。”也就是说，只要住在中国的城市里，只要有特大暴雨，水灾随时可能发生，人们必须做好应付水灾的应急准备，留心天气预报，小心出行，别指望中国政府灾害应急模式能够有效预防灾害。
写到最后，我很怀念中国先秦蜀中太守李冰父子，都江堰功在一时，利在千秋。这样的人，已成中国绝响。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