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他给红卫兵代表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吩咐她：“要武嘛。”他的这句话强烈暗示了暴力的革命性、合法性。
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文中盛赞红卫兵的“伟大功勋”，称“红卫兵充当了文化革命这场群众运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
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在毛泽东和官方的暗示怂恿下，以暴力为特征的大潮顿时在中国大地上汹涌澎湃。
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在私设的审讯室中，用被酷刑折磨而流出的人血，在雪白的墙上书写了一条标语：
“红色恐怖万岁！”
这句标语，为后来“文革”出现的各种野蛮暴力行为提供了注脚。
在“红色恐怖万岁”的旗帜下，“文革”期间的各种暴力行为都披上了“革命”的外衣。
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中，酷刑—魔鬼之手，阴惨恐怖地伸向了被“打倒”对象！
彷彿只在一夜之间，各种名目的“群专指挥部”、“民兵小分队”、“封闭式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取代了公安、检察院、法院的招牌。考案组，“牛棚”、私设公堂、私立监狱充斥在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据中共内部统计：在“文革”中仅公安部机关，就有225名干部、工人被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47人被捕入狱．部长级干部，除谢富治与另一名兼职副部长以外，全数被逮捕、关押，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级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干警，遭受打击迫害者达34,400多人，其中被迫害致死者1100多人，打伤致残者3600多人!
地方情况仅以陕西省为例，1968年4月起仅几个月，全省先后有261个公安机关、111个检察院、61个法院和法庭被砸，被抢走档案141,250卷，枪枝5800多支，子弹50,000多发，有11个法院财产被抢一空。
1967年1月13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下发了《公安六条》公告，在全国城乡到处张贴，其中家喻户晓最着名的规定是：
“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丈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红色恐怖”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法西斯恐怖”！
原空军某军副军长赵登程，在“文革”中任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负责人。在他负责国防科委工作时，在下属9院211厂制造了反革命集团案9个，反革命组织78个，井成立了相应的专案组。在制造假案过程中，私设监狱40馀处，自制手铐200馀副，先后关押2000多人，连同受牵连的人在内；共有4000多人受到迫害．他们大搞逼供信，谁打人越狠，就说明谁“无产阶级感情越深厚”，相反，则是“右倾”，“对敌人恨不起来”，酷刑之下，59人丧命，致伤致残达200多人。
原沈阳医学院，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残酷打击迫害知识分子，制造假案，私设公堂，打死和迫害致死19人，逼疯多人。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把有的人逼死后，竟惨无人道地将死者肢解作“标本”。
作家萧干先生在《北京城杂记》中曾描述说：“到66年8月，革命就由阴惨惨变为血淋淋了。丢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六条‘尸首’，有人说还投断气呢，就拉到火葬场去了。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那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死尸跳舞——他干脆跳了楼．那阵子，对许多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
一个民族发展到了死比活着还美丽，死比活着还有吸引力。这个民族无疑已经坠入丁灭绝生命的深渊！
嘶啸不止的“文革”冤魂亡灵，用他们含血夹泪的声声怒鸣，控诉着披着“革命”外衣的“红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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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