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从美体操名将退赛看中国选手境遇

7月28日，在体操史上拿过最多奖牌的体操运动员西蒙‧拜尔斯（Simone Biles）退出了本次东京奥运会。在这位24岁的选手宣布退出后不久，美国体操协会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中说，“经过进一步的医疗评估之后，为了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西蒙‧拜尔斯决定退出东京奥运会的个人全能决赛。”体操协会“全心全意”支持她的决定，并称赞“她把自己的健康放在首位的勇气”。他们坚信，她的勇气“再次表明，为什么她能成为这么多人的榜样”。

无论你对拜尔斯的决定有什么看法，这都是她自己做出的选择。国家的荣誉担负在肩，人们可以想像她的压力。

心理健康是一个需要大家探讨的重要问题。因此，说到这里，我们关注一下参加东奥会的中国运动员。虽然有些运动员遭受过非人的待遇，但与拜尔斯不同，他们没有权利退出比赛。他们比囚犯好不到哪去，经常受到残酷和不同寻常的惩罚。

中共政权用虐待的方式“培养”体育人才。这种苏联模式的老派训练方法，对赢得奖牌，更确切地说是赢得金牌，有一种狂热的痴迷。

在中共政权的眼中，拿银牌和铜牌的都算失败者。中共在国内不断加强要当全球第一的概念，根本不考虑第二和第三的可能。在这种绝对主义哲学的思想统治下，只有赢家和输家，没有中间的角色。没有什么比奥运金牌更重要的——运动员个人的身体或精神健康不重要，当然更谈不上他们的家庭成员的健康。

2012年据《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报导，“奥运跳水运动员吴敏霞的父母，因为担心影响她的训练，隐瞒了她母亲长期患乳腺癌的事实。”当时26岁的吴敏霞“也被隐瞒了她祖父母去世的消息”。然而，当她“在伦敦赢得双人和个人3米跳板金牌”时，她的教练和父母“对这种争议不屑一顾”。今天，中共政权释放的信息和2012年一样明确：运动员不能被“小”问题分心，即使是亲人得了重病和去世。

2015年7月25日，在俄罗斯喀山（Kazan）水立方举行的第16届国际泳联世界锦标赛首日的女子跳水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施廷懋（左）和吴敏霞庆祝获得金牌。(Adam Pretty/Getty Images)

印第安纳大学与普渡大学联合分校（Indiana 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的体育系教授约翰娜‧多克博士（Johannah Doecke），在路透社（Reuters）发表了一篇相当发人深省的文章。

她在文中说，“你想知道为什么中国女性会如此成功？”这是因为她们“实际上是被她们的教练（其中大部分是男性）打得服服帖帖”。

多克博士本人也是一位跳水教练，而且是一名精英教练。她的履历上说，她在2008—2009年指导了中国跳水运动员陈妮，帮助她成为联合分校首位进入全美国第一阵容（First Team All-America）的运动员。多克博士强调说，如果（中国的）运动员拒绝按照教练的要求去做，他们会被“惩罚”和“搧耳光”。这是一个残酷的训练体系。

和多克博士一样，我也亲眼目睹了这个体系：她的描述丝毫不差。运动员们被当作农场里的动物。每周训练6天，每天训练8至10小时，许多人和家人分开几个月，有的甚至几年也见不到亲人。越来越多的运动员需要心理辅助，而这类辅助即使有也很少。身体受伤了也得不到很好的治疗，有时甚至不治疗。我有个同事看到一些严重脑震荡的运动员不是去看急诊，而是继续训练。

正如多克博士警告的那样，这个体系是残酷的。运动员们被滴注类固醇和止痛药；他们没有什么机会受教育。生活条件也很恶劣，五六名运动员挤在一个只能容纳两个人睡觉的房间并不少见。几年来，这些运动员（其中一些年仅10岁）在伤病和循环往复的现实生活中挣扎。只有少数人可以奋斗到参加顶级比赛；绝大多数人则像廉价塑料袋一样被抛弃。他们回到了正常世界里，没有文化又带着身体的长期伤痛。政府告诉他们要自食其力。但绝大多数人因为缺乏资源和财力，根本做不到养活自己。

这就是中共竞技体育的本质：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其馀的就抛开不管了。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饥饿游戏。

记者汉娜‧比奇（Hanna Beech）的一篇讨论中国女举重运动员的文章相当引人注目，她在文中谈到了“一位前全国冠军”，“在退役后生活非常贫困，不得不在公共澡堂里干活”。比奇说，由于“在她年轻时被迫服用兴奋剂”，这个可怜的女子居然长出了胡子。别忘了，这是一个在顶尖比赛中赢得奖牌的运动员。如果中共政权对待拿奖牌的运动员尚且如此，试想一下，那些没拿奖牌的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让我们回到拜尔斯身上。虽然她的心理健康可能很脆弱，但至少她有机会接受一流医学专家的治疗。我相信，拜尔斯会得到她需要的帮助。然而，对于中国运动员来说，能够帮助他们的心理健康专家，他们永远也等不来。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