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拒绝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计划，该计划将进一步调查COVID-19（中共病毒、新冠病毒）的起源，包括它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美国官员也采取了类似的阻挠立场。但自2020年初以来，有关病毒起源于武汉实验室的证据不断增加。
以色列微生物学家和生物战专家丹尼‧肖哈姆博士（Dany Shoham）在《中国与病毒：邱香果博士的案例》（China and Viruses: The Case of Dr. Xiangguo Qiu）中披露，中国科学家邱香果将一批致命病毒从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National Microbiology Laboratory）带到武汉病毒研究所。这些病毒包括马丘波病毒（Machupo，会引发玻利维亚出血热）、胡宁病毒（Junin，阿根廷乳腺病毒）、裂谷热（Rift Valley Fever）病毒、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Crimean-Congo Hemorrhagic Fever）病毒和亨德拉（Hendra）病毒。
但这还不是邱香果与武汉病毒所合作的全部内容。
在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获得医学微生物学博士学位的肖哈姆发现，仅在2017—2018年，邱香果就至少五次前往武汉实验室，该实验室经中共政权批准从事埃博拉（Ebola）、尼帕（Nipah）和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研究活动。随着研究的继续，武汉病毒所通过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下属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缩写为NIAID）从美国获得资金支持。
自1984年就开始担任NIAID负责人的安东尼‧福西博士（Anthony Fauci）曾资助武汉病毒所进行使病毒更致命、更易传播的“功能增益研究”。武汉病毒所很容易地得到了资金，但不用对美国纳税人负责。
福西最初反对川普（特朗普）总统的中国旅行禁令，并坚持COVID-19病毒起源于野外自然发展的理论。当有的科学家发现病毒是被人工设计出来的证据时，福西强迫他们改口。
在疫情爆发初期，加州斯克里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的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Andersen）指出“病毒的异常特征”，这使得它“看起来是精心设计的”。
第二天，安德森博士接到了福西和其他病毒学家的电话。几天后，安德森，这位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进行过博士后研究的科学家，转而反对“病毒人工设计”之说，并将其斥为“疯子理论”。
由来自俄亥俄州众议员吉姆‧乔丹（Jim Jordan）领导的国会共和党人想知道福西和其他病毒学家在电话里对安德森说了些什么，为什么安德森这么快就改变了他的观点，而且一点解释都没有。在电话会议上，几乎不可能作科学辩论，但进行恐吓则是有可能的。
福西于1966年获得医学学位，但他在分子生物学或生物化学领域没有获得高级学位。福西相信，艾滋病是由一种称为“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病毒引起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子和细胞生物学教授彼得‧杜斯伯格（Peter H. Duesberg）没有发现任何科学证据支持这一说法。
杜斯伯格在《发明艾滋病病毒》（Inventing the AIDS Virus）中解释道，HIV是“在急性感染期间没有引起临床症状的众多无害的过客病毒（passenger viruses）之一”。杜斯伯格并不是孤军作战。质疑“HIV导致艾滋病”假说的科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卡里‧利斯（Kary Mullis）、前哈佛大学微生物学教授查尔斯‧托马斯（Charles Thomas），以及生物学家和科学史学家罗伯特‧罗特-伯恩斯坦（Robert Root-Bernstein），他是《重新思考艾滋病》（Rethinking AIDS）一书的作者。
2021年7月20日，安东尼‧福西博士在华盛顿国会山的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和养老金委员会（the Senate Health, Education, Labor, and Pensions Committee）作证时，回应来自肯德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的指控。(J. Scott Applewhite-Pool/Getty Images)
由于无法从科学上驳斥杜斯伯格，福西运用他的官僚权力控制了话语权，并将这位杰出的生物医学家“消声”。
例如，1988年，“麦克尼尔/勒勒新闻小时”（the MacNeil/Lehrer NewsHour）派摄制组采访杜斯伯格。但PBS节目没有播放采访，而是代之以一小段福西攻击杜斯伯格的视频。杜斯伯格指出，他实验室的资助也受到了阻碍。
NIAID的预算超过62亿美元，所以福西掌控着一些沉甸甸的钱包。虽然与安德森的电话会议的细节还有待披露，但陷入困境的美国人应该知道，科学家在寻找COVID-19实验室来源的证据时面临着威胁。
2020年3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博士（Robert Redfield）告诉记者，“我认为武汉这种病毒最可能的起源是实验室。你知道，从实验室逃脱。”雷德菲尔德随后开始收到死亡威胁。他表示，“我受到了威胁和排斥，因为我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假设。我本以为威胁和排斥会来自政客，没想到它来自科学界。”
科学活动本应是实验调查，而不是推行专制。大量证据表明，武汉病毒所是COVID-19病毒的起源。中共正在阻止所有调查。许多科学家认为实验室起源是有可能的，而资助武汉病毒所进行病毒“功能增益”研究的福西对他们深怀敌意。难怪有人认为这会让中共从中获益。
将致命病毒带到武汉病毒所的邱香果拥有两项中共政权持有的专利。这位中国科学家被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开除。在撰写本文时，记者无法找到她。另一方面，她过去的活动是有记录的。正如肖哈姆博士所发现的那样，邱博士“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访问中国，过去十年中，许多来自中国着名科学机构的中国学生加入了她在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的团队”。
这些科学机构中，有四个被认为参与了中国生物武器的发展：位于长春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成都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肖哈姆博士指出，“所有四个机构都与邱合作进行埃博拉病毒研究。”
作者简介：
劳埃德·比林斯利（Lloyd Billingsley）是《是的，我能犯罪：美利坚造假合众国》（Yes I Con: United Fakes of America）、《巴拉克的崛起：一项文学调查》（Barack’em Up: A Literary Investigation）、《好莱坞派对》（Hollywood Party）等书籍的作者。他的文章发表在许多出版物上，包括《头版杂志》（Frontpage Magazine），《城市杂志》（City Journal），《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和《美国的伟大》（American Greatness）。比林斯利是独立研究所（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的政策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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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