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雷厉风行，本想8月在香港推行《反外国制裁法》，以反制美国，但到最后关头又临阵退缩，原因相信十分复杂，但单从经济看也有难言之隐，因为中国的远虑近忧，令当权者不得不临崖勒马，再不能随心所欲，行动自如了。
5月以来，大陆疫情肆虐，加上部分地区严重水灾，令一些港口、机场停止运作，交通运输流量大幅减降，正拖慢经济复甦的步伐，第三季经济估计比上季只录得轻微增长，全年而言，相信难以达标（8.9%）。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大陆虽然以疫症“清零”为目标，但疫症难以杜绝。一旦遇上疫情爆发，便会不惜一切——除了大规模的病毒测试、严密的隔离检疫，港口、机场设施以至个别地区都可以全面封锁，人流物流停顿，经济也只好慢行。表面看，“清零”政策是作茧自缚，但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疫苗抗疫力偏低，对Delta变种病毒更是无能为力，不能不从严处理疫情爆发，结果便处于进退两难：坚壁清野但须付出经济代价，若与病毒共存则可能一发不可收拾。
除了疫情，经济改革原地踏步亦窒碍大陆的经济发展。例如以十万亿人民币计的地方政府债务，经过十年的整顿，情况更变本加厉。据估计，到2019年底，地方政府隐藏债务总额为四十三亿兆人民币，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其中六成借款来自银行。地方政府若不偿还，银行信贷系统会受严重冲击，但若分期偿付的话，数额则高达地方政府总收入的九成。
长此下去，地方债务危机将升级为信贷危机，而无止境的借款也令资金胡乱花掉。地方政府只求国民生产总值达标，贷款大都花在大兴土木，但基础建设回报率偏低，而国企的投资回报和员工福利也不必计较成本效益，没钱还大不了借债渡日。不过，债台高筑没完没了，又如何发挥党国体制的财政力量，推动经济，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大梦呢？
十年来，中央试过不同办法解决债务危机，结果都无功而还。一是由人民银行收缩短期信贷，顿时大幅扯高银行拆息，引发金融局势不稳和企业有倒闭之危，中央唯有知难而退，取消信贷控制，而地方债务亦故态复萌，金额更以倍数增加。二是推动财政及税务改革，限制地方借贷及开支，并推行物业税，但至今成效不彰，借贷有增无减。三是通过上市向股票市场集资，减轻银行的借贷压力，也提高上市公司的成本效益考虑，但随着2015年大陆股市泡沫爆破，酿成金融动荡，中央对此途径再难寄以厚望。
经过十年奋斗，如何解除债务危机依然茫无头绪，债务却愈滚愈大，由国民生产总值的225%增至大约280%。同期，经济效益亦愈来愈低，过去每六元人民币可带来一元经济增长，现在需要约十元才做到。根据估计*，上世纪九十年代，由效益提升带来的增长占全部增长的一半，千禧年头十年降至三分一，而近十年最多只有六分一。
债务问题不妥善解决，轻则债项利息已吃掉部分增长成果，同时资金效率骤降，有碍经济增长，而重则信贷危机临门，金融机构倒闭，势必动摇经济根本。当然，以中国的经济规模，加上外国投资继续流入大陆可提高资金供应，债务即使积重难返，整体经济也不会立即塌下。但若此时此刻在香港推行《反外国制裁法》，不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海外的金融机构，均需要立即停止执行美国制裁中港官员的命令，否则便遭到北京惩处。
金融机构若顺从北京，华盛顿的制裁将随之而来，除非作了最坏打算，例如不再使用美元交易，甚至不跟美国政府打交道也可以，否则要他们二选一，答案明显不过。而强制选择的最恶劣后果，若是海外金融机构撤离香港，导致到中国的外国资金短期甚至长期断流，或手续异常繁复，结果削弱自己的流动性，加深债务危机的风险。
不过，从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经验可以看到，改革不管如何言之成理，只要改革可能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动荡局面，一切都可以无限期延迟。今次要在香港推行《反外国制裁法》，随时反制变成制裁自己，如今临时搁置，看来不外重覆知难而退的历史轨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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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