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四，周洪许的专业素质 （上）
周洪许的专业素质和指挥才能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炮兵业务，作战训练，抢险救灾。从一般的传统观念来看，好像只有“作战训练”一项与中南海警卫工作相关，而“炮兵业务”和“抢险救灾”似乎有点不着边际，或者相去甚远。为了对此展开分析，我们还是从中南海在2012年曾经面临的一次大规模武装威胁谈起吧。炮兵业务
2012年，薄熙来3月15日落马后四天即3月19日的夜晚，北京中南海等处响起枪声，长安街上“军车如林”。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指挥大批武警部队政变，包围中南海，进逼新华门。据报道称，周永康意欲抢出有关薄熙来政变案的一名证人，并准备伺机行刺力主处置薄熙来的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胡锦涛紧急调动的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之精锐一部火速赶到，才得以制伏武警部队。如果第38集团军的部队晚来一步，仅以中南海内警卫局的有限兵力及轻型武器，没有火炮之类的重型或中型武器装备支援，恐怕很难抵挡得住此次叛乱。为了防止这类事件重演，是否可以让炮兵团长出身的周洪许指挥中央警卫局人马在中南海内构筑重炮阵地呢？这显然不足取。因为榴弹炮、加农炮等重炮打击的是远程目标，而上述武警叛乱玩的是近在咫尺的“近战”。
当然，要炮击这些叛乱的武警部队，还是有重炮可用的。当时离中南海最近的团级建制炮兵部队是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第6装甲师炮兵团，其驻地在北京市房山区，与中南海之间的直线距离30公里左右。离中南海最近的营级建制的炮兵分队配属于第38集团军第6装甲师第22装甲团，该团及其炮兵营布署在北京市丰台区，距中南海直线距离仅约10公里。此外，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炮兵团布署于北京市昌平区南口一带，距中南海直线距离约40公里。
但即使武警开始冲击新华门，谁又敢向新华门前开炮？误炸了中南海红墙怎么办？误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可怎生得了？
哪怕武警在西皇城根街集结起了第二梯队，准备扩大冲击新华门的规模和强度，谁又敢向那里开炮？虽说西皇城根街离中南海最近处的直线距离已经大于半公里甚至达700公尺以上，炮击西皇城根街应该不致于误击中南海，但一旦出现“中南海畔炮声隆”的混乱局面，势必造成国内国际重大负面政治影响，谁又负得了这个责任？
那么，是否可以让周洪许在中南海内布置轻型火炮，如迫击炮、无后座力炮或单兵便携式火箭筒之类？这些近程火炮固然能够有效抵御和迅即反击武警的近距离攻击，但中南海的安全岂不因此而更成问题？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首先要担心不可控意外事件，如1996年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被负责警卫其住宅的武警战士张金龙乱刀捅死 [11]，1994年9月20日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第12团1连副连长田明建中尉自动步枪横扫北京建国门外 [12]，万一再弄出个“警卫局迫击炮狂轰中南海”之类的大事件可怎生了得？其次，火炮走火怎么办？另外，弹药库设在中南海吧，爆炸事故怎么防范？弹药库选址稍远吧，又难以保障突发事变时炮弹供应的及时性，也就难以应对政变行动“与生俱来”的突然性。
周洪许的炮兵才能，其第一个的用武之地似乎不在北京城而在北戴河。在2021年这个多事之夏，有不少海外中文媒体、自媒体报道：在中共高层8月举行的北戴河会议期间，有相当数量的坦克、炮兵和防空部队从外地野战军中调来，部署在北戴河地区。而且炮兵部队的自行火炮、防空部队的地对空导弹发射车等大都是履带式的，这些作战车辆装备的履带与坦克相当接近，具有较强的越野性能，适用于野战。这一往年不曾有过的情况说明，今年北戴河安全保卫工作明显升级。中央警卫局无疑要参与北戴河安保工作的筹谋和实施，以炮兵指挥官出身的周洪许局长这般精明、实干，必然会先期作好安全方面的情报分析及综合评估，决不会仅仅由于警惕性之类的原因就轻易让部队摆出如此野战炮阵及警卫布防。那么，他准备与什么样的想定假想敌实体展开野战攻防呢？他具体标定的炮击目标又是哪支“潜在叛军”呢？
如果由炮兵集群部署于北戴河而联系到炮兵出身的周洪许，那么北戴河周边展开的坦克集群，就令人联想到中央警卫局政委陈登铝了。因为至少在2011年8月至2013年9月期间，陈登铝曾任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第14两栖装甲旅政委。该部队军改后的番号为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两栖合成第14旅，旅部驻地福建漳州，战役目标瞄准台湾。陈登铝虽然是政工干部，但据报道，他在水陆两栖坦克训练上也有一手。如果说装甲集群对台湾实施渡海登陆的高难度作战行动还得由军事干部来指挥的话，陈登铝带领并指挥两栖装甲旅遂行北戴河防卫警戒任务还是游刃有馀的。另外两栖装甲旅的特点之一就是其部队和作战车辆除了控制陆上区域以外，还可以控制部分海域，从而不致于让北戴河地区海域的防卫警戒全部掌控在海军北海舰队手中。
如果人们由外来炮兵部队而联系到周洪许的炮兵团，由外来坦克部队而联系到陈登铝的装甲旅，外来防空部队的来头乍一看似乎无从揣测。不过，不少海外中文媒体2020年5月的某些报道（如《军方绝密：掌中南海防空的81军旅长神秘死亡》），则多少透露了其中缘由——
中国海事局5月11日发布军事演习通告，于5月14日开始，在河北唐山市唐山港京唐港区进行为期2个半月的实弹演习，期间无关船舶禁止驶入安全管制区域。而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在5.20举行新任期就职演说，中国刚好展开本次长达2个半月的军演。
总部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5月14日称，5月14日至7月31日唐山港京唐港区实弹演习其实是中共军史上最大规模“准备台战”和“保卫北京”防空演习，演习除中部战区第81军，82军防空旅外，福建东部战区第73军防空旅也已到达唐山。其中中共陆军第81集团军，隶属中部战区陆军，军部驻地河北省张家口市。
参加的部队有东部战区及中部战区的3个防空旅，[……] [13]
[注：中部战区第81集团军原番号为北京军区第65集团军，军部驻地河北张家口。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原番号为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军部驻地河北保定。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原番号为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军部驻地福建厦门。]
以上报道的着重点虽然是第81集团军防空旅旅长黄会伦大校的神秘死亡或失踪性“被死亡”，但与本文最相关的内容则是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防空旅2020年为了“准备台[海之]战”居然北上京津唐地区来“保卫北京”的信息。该旅首次远赴渤海之滨是2018年秋季，由旅长张松黎大校带队，从福建沿海千里机动至燕赵之地，“展开全员全装实兵实弹演习”。第73集团军防空旅的作战任务、兵器武备和日常训练本来都针对台海前线的战场防空，却一再北上而抵近京畿之侧，意欲何为？既然2018年能北上，2019年可能也北上过，2020年又再次北上或再三北上，那为什么2021年就不可能北上呢？为什么这个防空旅就不可能从此部署于北京周边，并取代第81集团军防空旅而成为中南海防空的一环呢？为什么第73集团军防空旅和第81集团军防空旅就不能相互换防呢？为什么……
2021年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事关中共二十大人事安排和路线方针，事关党内随时会激化的派系斗争，事关习近平的政治前途和党内地位，事关中共这个“绞肉机”体制必然产生和无可避免的你死我活。所以，中央警卫局的官兵首先必须“让习主席放心”。曹清中将这个中央警卫局局长（2007年至2015年），并非由习近平任命，所以习不放心。2015年，习近平亲自任命王少军中将（2016年授衔）为中央警卫局局长（2015年至2019年），但后来习对他还是不放心。自2019年底王少军离任至2021年7月周洪许接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职位空缺了约一年半时间。据说警卫局有一批士兵还是在习的陕西老家招收的，习对他们也逐渐开始不放心了。
为什么不放心呢？因为习近平担忧中央警卫局的官兵“长期浸淫在中南海内受高层斗争的影响”，经耳濡目染而对各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政策逐渐形成自己个人的看法，难以确保其内心绝对服从。所以他宁可调用安保专业经验有所欠缺的野战部队，而且还要来自京畿以外地区。因为不仅北京卫戍区官兵的情况与中央警卫局原有官兵比较接近，而且连拱卫京师外圈的中部战区第81集团军和第82集团军领导层也相对熟悉京师及高层情况，多少沾染了类似警卫局原有官兵“无端关心、随意揣测、私下交流”高层动态的风气。比如上述第81集团军防空旅旅长黄会伦，就被认为对中南海内情所知过多。而远在台海的第73集团军“两耳未闻宫内事”，又是习近平的嫡系野战部队，从福建派往京师“勤王护驾”当属顺理成章之举。
由此推测，2021年夏季北戴河会议期间，进驻当地的外来野战部队很可能包括：
张松黎当旅长的部队或当过旅长的老部队——来自福建厦门的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防空第73旅（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第13防空旅）或其下辖部队、分队；
陈登铝当过政委的老部队——来自福建漳州的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两栖合成第14旅（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第14两栖装甲旅）或其下辖部队、分队；
周洪许当过团长的老部队——来自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的炮兵部队（原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丛林战步兵师炮兵团）或其下辖分队。
[注：本文采用以下对军队作战单位的分类法：团级及团级以上建制的作战单位称“部队”，营级及营级以下建制的作战单位称“分队”。据此，班、排建制的小型作战单位，尤其是临时组建的侦察分队等，被称之为“小分队”。]
作战训练
周洪许当过基层作训参谋、师部作训科科长、大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搞训练颇有章法，而且自成一套。他曾任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一职，可能也是负责作训的。“不以考核为目的，要以实战为标准。”周洪许接受采访时说，“比如驾驶员训练，考个驾照并不难，但能否顶用是另一回事。这就是部队一拉动就缺司机的原因。”[14]
官兵个人仅仅有个普通驾照，确实无法胜任炮兵团多样化的驾驶任务，比如恶劣天候下山区公路行驶、隐蔽机动时夜间闭灯驾驶、拖挂大体积重型装备行驶、运载安全要求较高的炮弹和燃油，等等。为此，炮兵团广泛展开“汽车特种驾驶”训练，舍得超常用油，创造条件让官兵多练、勤练，不断提高掌握“汽车特种驾驶”的官兵比例。
在炮兵团安全训练方面，周洪许继承和发扬了其前任传下来的一个特色传统：部队每有千里拉练、远程机动，力求“车不掉漆，人不掉皮”[15]。“车不掉漆”，确保装备完好率，不算奇葩。但“人不掉皮”，则在确保人员战斗力方面全然独具特色。须知中共军内广泛提倡的口号是“流一身汗，蜕一层皮，苦练杀敌本领”之类。
装备机械化、信息化、现代化兵器的炮兵团“全面搞建设”怎么个“全面”法呢？“全面”到规定官兵都要练拼刺刀。这又是奇葩。周洪许这位炮兵团长，或许是为了在“战争进入越打越远、越打越高、越打越看不见的时代”，逆向激发冷兵器时代“一剑封喉”的直观血性？或许是考虑到炮兵练刺杀格斗在特定战场环境中有实际用途？或许是有感于中共军队元帅林彪的名言：“只有上刺刀杀出威风来的部队，才是厉害的部队”？或许是应了当年炮兵兵种内流行还算广泛的口号“让大炮上刺刀”？……
炮兵团的“全面搞建设，扎实打基础”似乎尤其体现在诸如一兵多能、政工干部懂军事指挥等方面。
至于炮兵团最有特色、最奇葩的创造，那就是“公勤队”（公共勤务队？），据说连北京中央军委某些部委内都有人赏识——
这里顺带说一下炮团特有的编制单位“公勤队”，这可是他们独家版权的创造——据说现在也得到了“上边”的首肯并向全军推广：公勤队的成员其实就是“首长身边的人”，如首长的司机、公务员、炊事员等勤杂人员，平时就配有专门的干部像基层连队一样集中管理——取缔“首长身边的人”的特殊意识，有任务时作为一个建制单位使用…… [17]
《解放军报》2014年6月25日报道：成都军区组织首长机关集中轮训指挥业务，其中包括标绘作战地图、一体化指挥平台操作、野战阵地设置、联合作战指挥、组织作战协同等多项内容，要求所有机关干部全员参训，人人过关。轮训实行“院校式办队，实战化教学，连队化管理”，从军区机关到军师旅团，参训人员不分部门、职务、年龄、军衔，均以普通学员身分混编参训，大校、上校们均无例外。轮训从当年3月起，分三批进行，最终覆盖100%的机关干部。
这篇报道还附有一篇冠之以“沙场视点”的数百字短文，标题为《首长机关要当好练兵打仗领跑者》（全文见下文），作者正是时任成都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周洪许。文章说，“首长机关的每个岗位、每个人，都是链条上的重要环节，首长机关在指挥打仗中没有局外人。”[18]
质言之，一兵多能或“一人双岗”的训练标准最初是炮兵团解决实际问题的措施。政工干部懂军事指挥的训练标准，是这一措施由兵及官的初步推广。炮兵团“公勤队”某种程度上是这一措施的建制化、体制化尝试。而组织军区首长机关集中轮训则是出任军训部长的周洪许将“公勤队”的“炮兵团版”升格为“成都军区版”的测试。现在，出任局长的周洪许是否会搞出一个“公勤队”的“中南海版”呢？
中央警卫局官兵在有关安保警卫方面训练上超过野战军炮兵的“一兵多能”标准，包括白刃格斗、“汽车特种驾驶”等应该早就属于驾轻就熟的初级科目，难道……新局长要组织他们全员学习标绘作战地图、一体化指挥平台操作、野战阵地设置、联合作战指挥、组织作战协同之类的新科目吗？难道从周洪许、陈登铝开始，中央警卫局所有军事主官和政工主官都要分期分批搞“岗位互换”了吗？
另一点似乎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南海内，不仅是警卫局官兵，而且其他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接受轮训，以便都成为“中南海版”的“公勤队”队员。既然大军区及战区“首长机关在指挥打仗中没有局外人”，以此类推，中南海在安保警卫方面当然也就没有局外人了。既然中南海内各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室主任、政治秘书、机要秘书、警卫秘书（警卫长）、生活秘书、警卫员、司机、厨师、服务员、保健医生等都是“局内人”，那么，他们是否都应该参加“中南海版”的安保警卫全面培训以及军事训练呢？他们也能“院校式办队，实战化教学，连队化管理”吗？原成都军区轮训机关干部那个100%的覆盖率能覆盖中南海吗？
难题来了：既然以上各色人等都是“局内人”，中南海内各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配偶、子女自然更不是“局外人”了，那么，他们是否也应该至少参加若干安保警卫培训以及军事训练呢？更为敏感的问题是：那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配偶、子女们，谁能给他们培训？更确切地说，谁敢给他们培训？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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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