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美科学家应停止与共产政权勾结

2021年11月03日时政评论
几世纪以来,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学者们,一直都对追寻自然真理,以及有序的生活规则,着迷不已。
有人说,柏拉图将知识视为美德;而科学革命之父弗兰西斯‧培根(Bacon)将知识视为力量。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藉由致力于安静的沉思,从中获取自由。如果他们被推入实验室,并且被强迫发表他们的想法和发现时,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被奴役了。
今日,大多数科学家们,都奉行培根法的研究方式(又称归纳法),对真理的追求,变得更加实务化。科学家遵循明确的研究方法,发表他们的发现,并与同行分享结论——包括来自国外的同道中人。
尽管如此,在今天自由世界的宿命里,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去质疑,科学家们是否可以为我们所相信?

知识与国家

知识可能是力量,然而,国家也是。生活在共产主义或其它管理体制中的科学家们,追求真理的自由较少。虽然共产主义者同意知识的力量,但他们也认为自己能够支配两者。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科学家的职责,只是让知识的支配更加安全。
有人说,古希腊时期有学识的人,更看重理论而不是现实,因为他们担心政府可能会滥用现实的知识。现代的科学家们,会对国家抱持多一点的怀疑,这点做得很好,就算很可能是一个高尚或民主的国家也是。
时至今日,无论如何,科学研究的大部分资金来源,还是靠政府的提供。然而,即使不是极权主义的政府,向吹笛者付款的当局者,也可能会要求吹奏自己想听的曲子。
科学的实践和对真理的追求,可能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或特定政权的激情所腐蚀。而优生学、辩证唯物主义、气候变暖现象和批判种族理论的出现,都是现代一些遭到腐蚀的例子。

科学家曾服侍过危险的主人

尽管普遍、谨慎地强调良心和道德的重要性,但众所周知,科学家们仍会听从与服侍危险的主人。
明智的科学家们,会呼吁要脱离政治的重要性;而其他的,则渴望转向激进主义,甚至是间谍活动。后者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勇敢的、符合新全球秩序的一部分。在这个新秩序中,科学家们和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变身成为立法者、市长、州长、总统和世界领导人。
例如,在二战中改变阵营加入西方盟国后,共产主义苏联成功地收集到英美秘密原子弹计划的情报,这便是后来的曼哈顿计划(the Manhattan Project)。
苏联特工招募了美国和英国的共产党间谍,其中包括美国研制核子弹闻名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the Los Alamos laboratory)里的数名科学家。
在着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家和其同路人当中,有出生于德国的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 (Klaus Fuchs),他于1933年逃往英国,并于1942年成为英国公民。福克斯与一群英国科学家,前往洛斯阿拉莫斯参与曼哈顿工作计划。而他后来将有关原子武器设计的重要信息,都传递给了苏联。
经由电报解密,福克斯被揭露从事间谍活动后,他于1950年初认罪,并判处14年监禁。但他后来被减刑,于1959年获释。
然而,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证明,福克斯后悔自己背叛了西方。而后,他选择在共产主义的东德与父亲一起度过馀生。

今日与共产政权的合作

虽然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留下了血腥的极权主义遗产,但是仍有许多当代科学家,重视与共产政权的勾结,而他们选择下的后果,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例如,《纽约邮报》和其它几家新闻机构,在最近的报导中指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承认资助了中国武汉实验室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该实验室和中国其它地方一样,都受到中国共产党监督。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首席副主任劳伦斯‧塔巴克(Lawrence Tabak)博士在一封信中表示承认。他回答国会议员詹姆斯‧科默(James Comer)质询的,有关NIH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提供给“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数百万美元补助款的问题。“生态健康联盟”是一个支持全球各种健康计划的非政府组织,更讽刺的是,它也致力于“大流行病预防”。
“生态健康联盟”的主席是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k),是拥有东伦敦大学寄生虫传染病学博士学位的英国科学家。达扎克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the Columbia University 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感染和免疫中心的成员。
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主任是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他是一位着名的美国医学科学家,也是乔‧拜登总统的首席医学顾问。福奇对唐纳德‧川普总统在全球大流行病期间的表现,批评不少,因此受到共产政权媒体的高度评价。
以冠状病毒为重点研究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补助款,最终演变成是用美国的税收,来资助“生态健康联盟”长期合作的实验室,而该实验室其实是由中共所运营。此外,现在许多专家也都认为该实验室是COVID-19的源头。
中共病毒已经在全世界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并且削弱了西方的经济。

社会主义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

在美国和英国等领先的民主国家中,科学在塑造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现代科学家倾向于将自己置于普通人之上,而普通人的税收却为他们的研究、实验和名人事业提供所需资金。许多人被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的世界观所吸引。
1949年发表于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pdf)里着名的论文中,已故的哈耶克(F. A. Hayek)认为,现代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会被社会主义的理念所吸引。哈耶克说,社会主义是“理论家的一种建构,源于长期以来只有知识分子才熟悉的某些抽象思维倾向”。
哈耶克还提出,知识分子阶层不仅包括教授、教师、记者、广播员、政治活动家和演艺人员,也包括专家和技术人员,例如科学家和医生,他们“透过与印刷文字的惯常打交道经验,成为本领域以外新思想的载体,并凭藉对自己本学科的专业知识,而受到大多数人的尊重”。
今日,我们藉由“科学社群”这个媒介来了解事件和许多想法。
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们,却能够决定要将哪些信息和观点传播到我们手中,以及用什么方式呈现。一般人不断被告诫要“遵循科学”。
许多外行人已经变成了气候变化战士,但是,对所谓的“气候科学”几乎没有真正的了解。再者,现任的美国总统对美国“自由”的想法表示出蔑视,并对抵制“根据科学的”国家疫苗接种政策的公民们,设立了强大的企业义警进行纠举。

是时候让西方科学家归队了

在一个半俘虏半自由的世界里,要解决问题总是困难重重。
从造成饥荒到劳改营、核事故、军事占领、经济无能、器官活摘和基因工程疾病等,马克思主义淡化残酷和失败的能力,是极权主义最阴险的一项武器。
透过左派宣传者的过滤,将共产主义政权中持不同意见者的哭泣,描绘成是不必要和无聊的。受害者被视为已被了结了。
我们应该为西方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同行敲响警钟。在20世纪,我们通过遏制共产主义并让苏联在其内在矛盾的重压下崩溃,从而在外国统治下幸存下来。
也该是时候切断我们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向北京提供科学、技术和商业的氧气了。并且,请求我们的科学家们,回归加入他们原本所属的阵营中。
原文:Our Scientists Should Stop Colluding With Communist Regimes 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威廉‧布鲁克斯(William Brooks)是加拿大作家,他在加拿大诺瓦斯科西亚省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 Nova Scotia),为大纪元时报撰稿。他目前也担任加拿大史维特斯学会(Canada’s Civitas Society)《公民对话》(The Civil Conversation)的编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