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1月25日讯】
第十四章 崇文第十二
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宏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然则质蕴吴竿，非筈羽不美；性怀辨慧，非积学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精研六艺，端拱而知天下，无为而鉴古今。飞英声，腾茂实，光于不朽者，其唯学乎？此文术也。斯二者，递为国用。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笔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馀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
“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崇高，所谓“经纬天地曰文”（《左传》）。经纬天地，本指以天地为法度，后谓经营天下、治理国政；这本是文武都包括在内的，但历史上文武分途后，文治武功并称，“文”的涵义就缩小了，最后狭义的“文”仅指文教。《贞观政要》全文十卷，其第七卷分“崇儒学”、“文史”、“礼乐”三部分，大体涵盖了“文”的主要内容。
太宗“崇文”，第一好学。古人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太宗深以为然，说“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好学既是太宗本性，也是治国所需。“太宗初践祚，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以上子孙为弘文学生。”（《贞观政要·崇儒学》）再有，人才选拔，太宗也明确“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后世亦有“宰相须用读书人”之说）。好学，既成就了人君，又成就了国家。
第二，复兴儒学。这在历史上的意义就是再度完成文化上的统一。虽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汉儒学大兴；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乱世，儒学衰败。太宗复兴儒学，影响深远。主要做法有二。
其一，尊孔子（“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并择历代贤人配享），兴国学，“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贞观政要‧崇儒学》）
其二，考定“五经”，编修《五经正义》统一了南北经学之说，成为后世明经取士的蓝本。儒家经学作为“经世之学”再次复兴。“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人）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诸儒莫不叹服。太宗称善者久之，赐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贞观政要‧崇儒学》）
第三，编修前朝史书。二十四史中，有八部（或其主体）成书于贞观年间，其中《隋书》、《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晋书》为官修史，《北史》、《南史》为太宗至高宗年间的史学家李延寿所着的私修史，为官史的总结与补充，都被尊为正史，构建了中华民族历史认同的基础。
修史要求很高，过程极其繁琐，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并非易事。所谓“盛世修史”，是有多种意味的。太宗专门为此作出安排。《唐会要‧卷六十三》记载：“（唐高祖）武德初，因隋旧制，隶秘书省着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着作局始罢此职。”也就是说，史馆从此成为了一个独立机构，由宰相监督，专门的史官负责修撰，国家负担了修史所需的人力物力，也承担了史书质量的风评。有论者称，贞观史馆制度直接影响了我国史家主流从私修史向官修史的转变，以后各朝史馆制度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延续和改进，有唐一代乃至后世读书人皆以编修国史为最高追求之一。
太宗复兴儒学，尊孔子，兴国学，影响深远。图为《孔子圣迹图》之《杏坛礼乐》。（公有领域）
第四，重整礼乐。中华文明自黄帝始，就以礼乐治国。六代乐舞（黄帝《云门大卷》、唐尧《大咸》、虞舜《韶》、夏禹《大夏》、商汤《大濩》、周武王《大武》）人神共钦。春秋后，礼崩乐坏，汉朝重建；南北分裂、衰败几百年后，太宗又重整礼乐，中华文明走入巅峰时期。
根据《贞观政要‧礼乐》记载，太宗诏令改革礼制，自身躬行不辍，为天下之表率。其一，修订《氏族志》，重振之前几百年低落的皇权，扶植庶族地主，压制旧士族势力，再配以科举制，为新生的唐王朝提供了澎湃的社会动力。
其二，顺应人情，修改礼仪。例如，“依《礼》，二名义不偏讳······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
又如，贞观四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京城的百姓在为父母服丧期间，有的人听信巫师的妖言，在辰日这天不哭，他们谢绝别人的哀悼慰问，拘泥于禁忌不允许悲伤，这是伤风败俗、违背人情事理的做法。现在下令各州县，让他们教导百姓，一律按照正确的礼仪规范去做。”
再如，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了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王珪说：“《礼记》上规定有妇人拜见舅舅、姑母的礼仪。可近世以来，这种风气逐渐改变了，公主下嫁，这些礼节都被废弃了。陛下圣明，处处都遵循法令规范。我接受公主的拜见之礼，哪里只是自己的荣耀，其实是在成全大唐礼仪之邦的美名啊。”于是和妻子在公婆的座位上就坐，让公主亲自拿着帕子，行侍奉父母的洗手进食之礼，礼毕，公主自行退下。唐太宗听说此事后非常赞成。此后，凡是有公主下嫁，都要遵照这条礼仪。
太宗以上的“崇文”举措，是贞观之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太宗“文治”的成就之一。太宗“文治”、“武功”都极其杰出，深知两者兼用之妙，教诲太子“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而《帝范》十二篇以“崇文”压轴，盖对“文”多有寄托也。
太宗谥号“文皇帝”。《谥法解》曰：“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太宗之谥“文”，切也哉！
附录：“崇文第十二”大意
大功告成，国家安定之后，就应该制礼作乐，致力于教化万民。制礼作乐的大事，应该以儒生学者为中心才能做好。宏广风化，导引习俗，没有比用文术更好的了；宣扬教化，训诲民众，没有比学校教育更好的了。原因在于依靠文术，可以弘扬道德；凭藉学习，能够光显身名。不靠近深溪，就不会知道地有多厚；不认真学习，就不能明白智慧的根本。出产在吴地的竹竿虽然质量优良，可作良箭。但如果不放在弓弦上，就没法显出它的功用。尽管天资聪慧，善辨有识，但不学习也终究成不了大器。因此设立了明堂，作为尊贤之所，建立了学校，作为学习之地。做君主的，必须博览群书才能积累学问，深入探讨六艺的精髓，才能增长见识。端拱无为，就可以鉴古知今，安然地把国家治理好。要想扬英贤的名声，传嘉美之德行，从而使自己能不朽于世，不靠学习怎么能行呢？这就是礼乐儒术的价值。因此，这两者交互使用，不偏不废，才是治理好国家的关键所在。无论兵祸怎么惨烈，但最后决定成败的仍是文术；无论灾乱怎样弥漫天地，兴盛和衰亡也只取决于战争。每当战事降临之时，人们就会追求坚戟利盾的武力，从而轻视了学校教育。等到海晏河清，兵尘不起，天下平定之后，君王必须放弃武功而专修文治，用高尚的道德去感化百姓，用丰厚的物质去养育黎民。每当这样的时候，人们就会丢开兵器而钻研诗书。由此可知，文武两个方面，缺一不可。究竟是尚文还是尚武，必须结合时事恰当运用。武士和学者，两者同样重要，丝毫不可偏废。@*#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晓梅）
